刘伟 苏剑: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1 次 更新时间:2024-03-10 22:55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刘伟 (进入专栏)   苏剑  

 

内容摘要: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经济运行稳定恢复,预计完成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无忧。展望2024年,全国人口减少、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并且供给端恢复程度要快于需求端,但仍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危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4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为主,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总的看,2024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集聚增多,我们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随着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的经济恢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下,全面深化改革,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2023年,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但依然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有待缓解。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预计完成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无忧。展望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并且供给端恢复程度要快于需求端,但供求双方都将仍低于潜在水平。在未来的经济恢复周期中,中国经济可能还将面临国内外一些风险和挑战,从影响因素看,全国人口减少、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经济风险点来看,房地产危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掣肘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下一步中国宏观经济恢复路径如何?应该采取什么经济政策?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一、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回顾

2023年,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年内国内生产总值温和增长,预计完成年初设定5.0%的GDP增长目标已无悬念。按可比价格计算,2023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较2022年上涨2.2个百分点,较疫情前2019年下滑0.8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季度,不变价GDP同比增长4.5%;二季度,受低基数效应影响,当季不变价GDP同比增速快速上涨至6.3%;三季度,没有低基数效应,当季不变价GDP增速下滑至4.9%,但依然高于2022年同期1.0个百分点。2023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33个百分点,2019年为3.5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1.55个百分点,2019年为1.7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68个百分点,2019年为0.76个百分点。支出法方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房地产市场下行,外部环境突变是影响2023年经济增速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供给端: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023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4.3%,较去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三年复合增长6.0%,在稳增长、扩内需、促改革等政策发力下,企业生产稳步恢复,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分季度看,工业生产低开高走、持续回升,随着疫情影响消退,工业经济逐步复苏。第一季度,随着春节季节性变化、疫情影响的消退和赶工积压需求的集中释放,生产改善强于需求,市场主体预期进一步改善;第二季度,需求不足开始有所体现;第三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与结构性政策并重,逆周期政策进一步加力,政策支撑下工业生产恢复明显;第四季度,财政政策发力支撑工业生产,1万亿元国债的带动下制造业动能得到改善,拉动工业生产。分部门看,制造业增加值贡献较去年显著上升,而采矿业是致使工业产出增长放缓的主要部门。处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增加值在年初贡献最小,但随着后续工业企业利润压力趋缓,其贡献逐渐上升,也致使整体工业增加值增长稳步抬升。分经济类型看,股份制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工业生产中依旧发挥了引领拉动作用,受国际环境波动和外需下行影响,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增速继续拖累整体工业增加值表现。

(二)需求端:消费增速波动式上行,呈“N”型走势

消费方面,2023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较2022年上涨7.4个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0.8个百分点。随着经济温和复苏,2023年消费增速波动式上行,呈“N”型走势,总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防疫政策的调整,消费扩张,部分相关消费品涨幅明显。受防疫政策重大调整的影响,消费环境明显改变,消费需求整体扩张,与疫情期间有关的消费恢复迅速。第二,基数效应影响明显,消费增速波动式恢复。受2022年部分月份疫情集中暴发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2022年波动较大,在部分月份形成明显的低基数效应,受其影响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呈波动式前进。第三,政策推动,汽车消费依然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一直是支持当前消费额增速上涨的主要动力。第四,价格波动对部分消费品消费额增速作用显著。第五,房地产市场低迷,受其影响与之相关的消费品消费额增速继续低位徘徊。

投资方面,2023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较2022年下滑2.2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呈逐月下滑趋势,总体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三产投资增速上涨,但二产投资才是主要支撑。综合来看,2023年1-11月除了二产投资外,其他投资增速均呈逐月下滑的态势。第二,房地产投资领跌,基建投资未见兜底。2023年1-11月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9.4%,影响全部投资增速下降2.2%。第三,民间投资下滑明显。截至2023年11月,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已经跌至51.05%,且当前仍在占比逐月下降的趋势中。第四,投资结构变化,高技术投资替代传统投资领跑全部投资。2023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速,是拉动整体投资的主要动力之一。

进出口方面,2023年1-1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额为54066.4亿美元,同比增长-5.6%,低于2022年9.7个百分点,增速整体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其中,进口总额为23292.6亿美元,同比增长-6.0%,低于2022年6.7个百分点;出口总额为30773.8亿美元,同比增长-5.2%,低于2022年10.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为7481.3亿美元。总体来看,202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整体收缩,进出口增速出现下滑。中国国别出口结构发生变化,传统出口贸易伙伴的比重在下降,中国对中西亚的出口额增速在快速大幅提升。同时,2023年,国内经济复苏进程慢于预期,内需压力增加,抑制进口增速上涨,但RCEP持续发挥进口支撑作用,东盟仍是中国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

(三)价格形势:整体超预期,呈现低迷态势

2023年,中国价格形势整体超预期呈现出低迷态势,总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1-11月CPI累计同比增长0.3%,处于持续下行态势;PPI累计同比下跌3.1%,上半年处于持续下行态势,下半年基本稳定,但始终处于负值区间。货币供应充足,但物价却持续低迷的症结在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民间投资不振,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和企业债务较高。去杠杆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和消费倾向低,企业投资不足;二是疫情的疤痕效应。疫情冲击的短期影响逐渐消退,但长期影响仍在,包括对消费习惯的改变、企业投资的改变和就业市场的影响等。PPI上半年持续下行的原因主要在于疫情及俄乌冲突对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消退,同时,工业需求不足造成产能利率下滑以及利润恶化也是推动PPI下半年持续低迷的重要因素。

(四)货币金融:资金利用率持续上涨

新增人民币贷款方面,2023年1-11月,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215731亿元,高于2021年同期16635亿元,具体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2023年1-11月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1597亿元,拖累居民户信贷规模以及信贷结构,整体表现劣于去年。第二,2023年1-11月,企事业单位票据融资同比少增26541亿元,拖累企事业单位信贷规模,但信贷结构因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28598亿元得到较大改善。第三,部门间信贷结构不如去年,主要表现在居民户整体信贷规模同比多增4532亿元,不及预期。

M2方面,2023年1-11月,广义货币(M2)余额2912000亿元,同比增长10%,低于去年同期2.4个百分点。从M2与M1的同比增速差来看,增速剪刀差持续扩大,1-11月累计扩大2.8个百分点,而且增速差的扩大是M1同比增速降幅大于M2同比增速实现的,资金活化程度持续偏弱。从社融与M2的同比增速差来看,增速剪刀差持续缩减,1-11月累计缩减2.6个百分点,并主要有M2同比增速下降叠加社融同比增速提高所致,预计2023年12月基本能实现相吻合的状态,预示2023年以来资金利用率持续上涨,反映经济持续恢复态势。

人民币汇率方面,2023年人民币汇率先降后升,呈“V”型走势。北向资金净流入、中美利差倒挂、美联储加息预期变动和国内以我为主的稳健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压制,央行和外管局启用稳汇率工具保障汇率在合理区间内稳定运行。2023年11月,受美国通胀率超预期下调影响,人民币汇率一路上涨。11月1日,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为7.3187,到了11月17日为7.2465,上涨了722个基点。随着美国、欧洲通胀率的下降,全球货币政策预期的改变,后续人民币汇率存在平缓上升的趋势。

二、2024年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上述种种问题的出现,与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全国总人口的持续下降,劳动力人口加速减少,人口结构发生深刻改变,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成为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支柱产业趋弱,如房地产持续低迷,新能源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行业乱象等问题,影响市场预期。此外,国际经济环境和政策形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未来地缘冲突、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乏力均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扰动。

(一)新出生人口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首次出现下降,从当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走势来看,未来中国新出生人口还将持续下降,统计数据也确认了超低生育率的事实(总和生育率约为1.3)。从省市情况来看,全国共有20个省份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一是随着退休高峰的到来和新增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加速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23—2040年中国16-59岁劳动人口数量,发现2024年比2023年劳动力数量减少717万左右,且未来仍将延续这种缩减趋势。二是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渐深度老龄化。中国自2000年初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从2000年的9.9%上升到了2022年的21.8%。总体而言,劳动力急剧下滑及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

(二)市场预期趋好

2023年以来,随着国内疫情影响逐渐转弱、稳地产保障房等政策共同发力、欧美经济逐步加息见顶,反映内部环境较去年有所转好,而外部环境压力超出市场预期。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GDP同比增长5.2%(去年同期3.0%),经济增速整体较去年有所抬升,但从两年复合增速来看,仍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季度增速,表明中国经济仍处于恢复性增长区间,自进入新常态以来的下行趋势并未得到显著改变。另外,自第二季度以来的价格表现也反映了总需求不足,导致2023年下半年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预期转弱。2024年,预计随着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去库见底、高利率环境减退,外部贸易、汇率和投资环境将较2023年有所好转,而随着外需周期性恢复、地产拖累减少和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发力,国内经济环境有望进一步恢复性向好,市场主体对2024年的经济预期或将逐渐转好,有利于投资、消费和就业的改善,从而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出现扩张的状态。

(三)部分产业产能过剩

近两年来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供给端来看,房地产企业在资金压力、销售压力、库存压力以及对市场预期转弱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新开工意愿不足,导致整体投资增速下滑;从需求端来看,受房地产行业周期性下行的悲观情绪以及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全国商品房销售持续承压。尽管2023年以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利好政策不断,但政策效应边际趋弱,房地产市场仍处在震荡筑底阶段,一定程度上会拉低经济增速。此外,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行业乱象、管理缺位、技术和成本挑战等问题。加之欧盟近期宣布《新电池法》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抑制新能源产业的出口,进而影响经济增速。

(四)国际政治环境

预计2024年中美关系短期战术性缓和不改,长期仍面临较大挑战,依然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短期来看,由于美国是中国主要贸易合作国之一,两者关系趋稳或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积极影响。2024年随着俄乌冲突及其地缘政治影响趋缓,能源市场或将处于趋势性下行阶段,前期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行带来的高成本压力或将逐步消退,同时也将减少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产生积极影响。2024年,若巴以冲突缓解或不进一步扩大到中东其他地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可能相对有限,若巴以冲突蔓延到周边主要产油国,则对全球经贸的影响可能会明显扩大,或将加大2024年全球通胀风险,并压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我国作为石油进口国,受此影响可能较大。

(五)国际经济、贸易环境

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且呈现分化态势,根据IMF于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相比7月的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除了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外,IMF在报告中还着重强调了全球各经济体间经济增速的分化。IMF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从2022年的2.6%降至2023年的1.5%,2024年则进一步降至1.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将从2022年的4.1%放缓至2023年和2024年的4.0%。尽管全球经济持续从疫情、俄乌冲突和生活成本危机中复苏,但各个地区的分化日益扩大,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更为明显。另外,如果全球通胀率依然处于高位,各国央行还将不断收紧货币政策,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受到抑制,中国对外贸易可能仍将受到全球需求收紧的影响。

三、2024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一)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1.消费:预计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自然同比增速走势平稳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自然同比增速走势平稳,但可能低于2023年增速。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2023年居民消费价格增速低位徘徊,2024年随着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复苏,总需求存在扩张空间,居民价格存在企稳回升的可能。第二,2024年随着居民生产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后,改善性消费需求应该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体育、娱乐、家电等改善性消费存在增长的空间,对消费增长起到拉升作用。第三,政策持续推动,各方面政策均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国际形势突变,截至当前国际环境突变引发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风险加大的压力也并未减少。第二,2023年经济复苏的速度慢于预期,使得消费增速上涨的速度低于预期。第三,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低位徘徊,经济复苏进程慢于预期。第四,总人口减少、老龄化进程加快等进一步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2.投资:预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同比增速走势总体平稳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同比增速走势总体平稳,但低于2023年增速。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2023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前高后低,处于历史低值或对2024年形成低基数效应。第二,中美关系将迎来暂时的平稳发展,尖锐化关系或有缓和,外贸摩擦相对减少,工业企业利润或有上涨。第三,高技术产业继续发展,领跑投资,带动全部投资增速上涨。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全球局势波谲云诡,不确定性抑制投资增速上涨。第二,过去作为政策托底的基建投资并未出现快速上涨的状况,而占比相对不高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却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上涨。

3.进出口:预计2024年出口、进口总额的自然同比增速均会有所上升

综合拉升和压低因素,预计2024年出口、进口总额的自然同比增速均会有所上升。

出口的拉升因素方面:第一,2023年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美欧单边“去中国化”的系列操作,贸易壁垒高筑,全球主要经济体外贸增速集体下滑,对2024年形成了低基数效应。第二,美国大选临近,美国当局在大国关系中以稳为主,将利好中国对欧美出口形势。第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RCEP的生效将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多边贸易往来。

出口的压低因素方面:第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犹存,高通胀风险仍在,使得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海外需求减少,不利于中国的对外出口。第二,全球贸易逐渐脱钩,使得全球贸易重组,一段时间内将对全球外贸产生惯性收缩。

进口的拉升因素方面:第一,中国国内经济复苏继续,内需扩张,促进进口增速上涨。第二,“一带一路”峰会的成功召开以及RCEP的全面落实,均加强了中国与贸易合作伙伴国的紧密联系,促进了多、双边贸易往来,利多中国的贸易进口上涨。第三,全球大幅快速加息周期或有改变,人民币继续短期快速升值预期改变,利多进口。

进口的压低因素方面:第一,中国国内结构调整,房地产、基建投资等传统“稳增长”手段被弱化,进口增速受到相对制约。第二,尽管2023年10月以来中美、中欧高层互动增加,但并未扭转欧美对中国战略层面的规划,外贸不确定性仍在。

(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预计2024年总供给的自然走势受人口因素、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以及国际经济环境五个方面的影响,总体来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下滑趋势。

1.人口因素

从当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走势来看,2024年总人口降幅还将进一步扩大,劳动力人口数量也会不断减少。从2011年至2022年期间,全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9.8%降至62.0%。与此同时,2022年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19.8%和14.9%,分别较2021年上升0.9和0.7个百分点,显示老龄化现象仍在不断加剧。随着人口的减少,劳动力开始萎缩,从长期看,劳动力要素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会制约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同时,年轻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将不利于通过人的流动、集聚和交流产生科技创新,导致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下降,减小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和贡献,同时压低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2.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拉长对华科技制裁清单,意在重塑美国在世界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霸权地位。2023年1月27日,美国联合日本、荷兰于华盛顿签订关于扩大对华芯片技术限制的协议,联合日本和荷兰对华施压。除了发布相关法案外,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针对性遏制。截止到2023年10月,BIS涉华实体清单共发布32次,其中2018年2次、2019年5次、2020年7次、2021年6次、2022年2次、2023年10次,清单包括中国科研机构(研究/院/中心)117家、人员16名、高校9所、国家机关19个,相关企业586家。从实体清单发布次数来看,2023年达到了历年新高,并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

3.能源价格波动

预计2024年国际原油价格主震荡区间为70至90美元/桶,若中国经济进一步复苏叠加美联储降息,油价有望出现季节性走强行情,整体来看2024年油价中枢或将继续下行,小幅低于2023年水平。另外,从不确定性风险因素来看,全球经济活动持续复苏及原油产量受限,如美国原油产量受极端天气的影响、欧佩克及其合作伙伴实际减产幅度超预期(计划外停产以及投资持续疲软),或支撑2024年国际油价。同时,长期来看,随着地缘政治影响趋缓,未来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快速渗透和双碳政策目标,煤炭、天然气价格也面临来自脱碳趋势的长期压力。预计2024年能源价格或将继续高位运行,但整体小幅向下波动,有利于中国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4.人民币汇率波动

2023年人民币汇率先降后升,呈“V”型走势。随着美国、欧洲通胀率的下降,全球货币政策预期的改变,后续人民币汇率存在平缓上升的趋势。2024年中国经济基本面继续修复态势、美联储利率政策、国际地缘政治关系是引起利率波动的主要因素,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引致美元指数的变化也将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进而影响中国进出口企业、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基本面,仍然需要继续密切关注。

5.国际环境

2024年随着中美关系短期战术性缓和叠加美国通胀回落,美联储逐步退出加息,中国对美出口可能面临阶段性回升,两国关系趋稳或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未来中欧关系消极性趋势仍存,但随着全球发达经济体逐步走出高通胀环境,中国对欧贸易或有阶段性恢复。因此2024年中国与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美的关系短期或有缓解,将小幅支撑中国总供给的自然走势,但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恶化,贸易摩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争端将可能通过影响关键中间投入品的可得性抑制中国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三)总结:宏观经济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虽然2024年我国面临多种不利因素,但“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自然走势下(即没有政策进一步干预下),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但仍低于潜在增长率。预计2024年中国GDP的自然同比增速可能较2023年有所回落,我国2024年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一是房地产因素,当前房地产市场处于产能去化阶段,从2023年10月份房地产投资数据来看,没有显示出止跌趋势;二是非低基数效应,受疫情影响,2022年GDP增速为3.0%,是历史较低值,对2023年形成明显的低基数效应,但这种低基数效应对2024年不存在;三是全球产业链断裂的影响依然在扩散中,对经济造成的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除;四是中国国内正面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新旧产能替换时期,长期看“调结构”是为了经济长期的健康发展,短期内“调结构”与“稳增长”有可能产生相悖效应。

四、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点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挑战,需要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风险点做出深入分析。

(一)房地产风险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2023年房地产行业复苏整体偏弱,销售端无明显复苏迹象,房价持续承压,房企到位资金情况依旧严峻,土地成交市场表现低迷,房屋新开工面积跌幅扩大,房地产投资下行趋势未改。另外,就业形势严峻叠加地产下行致使居民收入恶化,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或带来居民偿债风险,进而风险传染至银行金融体系。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牵连实体产业、抑制居民消费,与此同时,房企违约风险加大,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或将传导至金融机构。随着房地产市场关系的变化,稳地产调控的深入,预计房地产市场复苏节奏将较大程度地影响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尽管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已逼近警戒线。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受疫情冲击影响,2020年末,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增加到近2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逼近100%的警戒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在2021年末已高至30.4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16.70万亿元,按照专项债券剩余平均期限9.0年测算,年均到期还本规模1.86万亿元,尽管按照2021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9.47万亿元测算,专项债务到期还本保障倍数为5.11,但考虑到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而2022—2023年地方卖地收入大幅下滑,地方政府债务率很有可能接近警戒线,较高的债务率势必带来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另外,2024年稳增长的压力依然较大,预计地方政府债务率很难出现明显改善。

(三)国际地缘政治风险

2023年以来,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俄乌冲突尚未结束,巴以冲突又不断升级,地缘政治风险仍有上行趋势。2024年,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出现全球经济危机的概率进一步增强。2023年大多数发达国家可能已经完成了加息,但可能在2024年下半年才会迎来降息,同时,因地缘政治因素导致能源成本持续攀高,欧洲经济衰退的压力加剧,这些主要经济伙伴的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以及主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恶化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环境,进而重点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

五、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1.经济增长:预计为5.0%左右

2022年受疫情影响,GDP增速为3.0%位于历史低位,对2023年形成了低基数效应。2023年居民生产生活趋于正常化,经济逐渐复苏,对2024年不存在低基数效应。宏观经济方面,房地产市场产能去化将继续抑制202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正在高速成长,有望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结合中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以及2035远景目标——“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预计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0%左右。

2.价格:预计政府CPI同比增速目标在3.0%左右或以下

从外部看,国际能源品价格下行有助于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从内部看,短期内需恢复压力仍存。从食品项看,生猪产能仍高,但在政策干预下,预计2024年猪价或先低后高,这对食品通胀仍有一定支撑,但口粮对外依存低、外需恢复、汇率企稳,特别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仍偏低迷背景下,核心通胀持续较弱(表现为房租价格的下行),核心CPI或仍温和,而鲜菜、鲜果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从非食品项看,工业消费品方面,既受上游工业价格传导,也与中下游终端需求有关,但现阶段主要受需求端约束,预计随着成本压力进一步趋缓、下游需求温和恢复,工业消费品价格或温和增长;服务业价格方面,主要取决于需求恢复情况,预计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恢复,服务业价格将整体上升。总体而言,在低基数以及经济回暖叠加猪价整体抬高的影响下,预计2024年政策CPI同比增速目标在3.0%左右或以下。

3.就业:整体就业压力有所降低

2023年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10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2.4%,预期2023年就业目标基本可以实现。展望2024年,在稳增长政策的发力下,工业企业利润有望加快修复,企业盈利改善有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消费市场回暖有助于服务行业吸纳大量劳动力,整体就业压力有所降低。然而,一方面,2024年高校毕业人数将创新高,青年就业压力日益突显,就业市场结构性错配使得劳动力数量较少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存。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压舱石的房地产行业复苏整体偏弱,短期内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限,甚至会加剧就业压力。综合宏观经济恢复态势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2024年的新增就业人口目标可能仍为1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或在5.5%左右,与2023年持平。

(二)政策组合和具体政策

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能够形成丰富多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中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

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处于供给和需求双恢复态势,但经济的自然增速仍将低于潜在增速,也将低于政府的目标增速。鉴于此,中国应该采取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市场环境。

1.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

本文认为,需求扩张以货币政策为主,应在“稳”字当头的前提下加大实施力度,保证精准有效。财政政策主要以提质增效为核心,注重风险可控和可持续。

第一,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继续稳定收入预期,尤其是稳定财产性收入。2023年,人民币汇率大幅下滑,以人民币计价资产出现缩水,同时,财产净收入增速放缓,加剧了居民对收入的担忧,抑制消费。其次,提升消费升级。进一步推动汽车消费、智能家居消费、适老养老消费。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推动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加强停车场、充电桩、换电站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智能家装消费。此外,完善保障体系建设。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居民收入增速依然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抑制了居民消费。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才能促进消费。

第二,稳定投资。首先,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的投资建设。适当加量政策性银行信贷、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能源、交通、水利、物流、生态环保、社会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其次,加大制造业投资支持力度。一方面,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关于科技创新的税前扣除力度,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创新完善制造业企业股权、债券融资工具,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三,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减轻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负担,降低民营企业融资门槛。提供稳定的营商环境,保持政策连贯性,清晰政策调整的方向和目标。继续减税降负,降低民营企业的负担。减少审批流程,电子化网络办公,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行政门槛。

第三,稳出口。近年来,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在20%左右。2023年出口的下滑也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稳出口是目前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

第四,促进生育。针对总人口减少、生育意愿下滑的现状,需要:首先,加大财政补贴,为了鼓励生育,政府可以制定差别化政策为不同收入的家庭提供生育补贴、育儿假补贴、儿童抚养补贴等,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其次,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提高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金额、将儿童医疗费用全额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另一方面,为促进女性就业公平,可以给予雇佣企业一定的财税支持。其三,推动实施家庭友好型政策。政府重视学前教育阶段托育服务体系的建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要积极推动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为双职工家庭解决儿童照顾难题。

第五,以改善民生为导向进行财政扩张。从需求端而言,需要准确辨认老百姓真正需要满足的需求,如最迫切的民生问题、改善性需求以及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当下通胀水平保持低位使得货币政策具有较大施策空间。应该以改善民生为导向进行财政扩张,通过改善就业状况,提高居民收入,让居民更多分享发展成果,稳定预期,创造消费场景,推动扩大内需,让居民消费来引导资源配置。

2.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扩张以有利于保障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与结构升级,应进一步推动供给性结构性改革,同时鼓励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扩大对外开放。

第一,鼓励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升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首先,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其次,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其三,培育人力资本;其四,鼓励高新技术自主研发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发挥创新第一动力作用,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

第二,促进就业。当前提高就业率的关键是解决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普工难招、技术工人短缺,同时高校毕业生求职困难。为缓解这一问题,首先,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稳定并适度扩大招录高校毕业生规模。鼓励引导基层就业,稳定“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其次,研究鼓励企业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关政策,对于吸纳应届大学生的企业根据招聘人数,实施社保减免、贷款支持等政策。其三,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积极推动各类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开展重点行业、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第三,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包括企业税费负担、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制造业、餐饮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有力推动供给端恢复,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第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首先,加大稳外贸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出口退税等方面多给予出口企业优惠政策,增强外贸企业活力。其次,加强深层次的国际贸易合作。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和贸易摩擦加剧的形势,进一步加强深层次的国际贸易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农业、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其三,扩大重要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拓宽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优质能源资源等优质产品的进口渠道,持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推动进口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来源多元化。

3.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同时,规范政府行为,加强依法治国,切实保证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第一,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是目前财政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能够在不花钱或者少花钱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增长的措施,因而也是具有较大改革红利的一个领域。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经济中存在的堵点,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稳定物价。随着内外需求改善,考虑到迎峰度夏期间需求集中暴发,强于正常水平,而供应能力增长只能是个逐步释放的过程,因此需要各地各部门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证煤气价格稳定,继续完善并发挥成品油调价机制,缓冲外部能源价格对国内经济的冲击。金属方面,无论是内需定价的黑色系还是外需定价的有色系涨价风险并不高,但随着欧美逐步退出加息,或对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冲击,防止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大起大落也是经济良好平稳运行的保证。

第三,加强人才区域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对于人才的引进工作。从要素禀赋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转负,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意味着过去参与全球化的优势将减弱。未来国际资本或向其他有人口红利的国家流动,而随着各国对人力资本的争夺更加激烈,人口流动也可能再次成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目前,人才引进中存在需要关注的两方面制约因素: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环境总体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各地人才引进政策之间过度竞争,带来了过度承诺,间接加大了人才引进难度。

六、总结与展望

2024年是“十四五”的第三年,也是疫情后经济恢复的第二年。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经济从2021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五年年均增长率要达4.8%,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三十年年均增长率要达4.6%;疫情的扰动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仍处于恢复期,并且增速下行趋势得到显著改善,这也就为今后的经济增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2024年经济增速目标的设定,至少应该保证2023—2024两年的年均增速在5%左右,因此,预计2024年的经济增速政策目标会是5%左右,而且,为了给今后的宏观调控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应该会尽量追求更好的实际增速。

应该看到,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经济恢复态势依然存在,但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问题仍需在2024年予以克服,同时,中国经济在2024年还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因此,在宏观调控方面,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提高社会预期。在此基础上,把需求端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因此,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组合应该是以扩张性需求管理和扩张性供给管理为主,并辅之以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综合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自然走势,预计2024年GDP同比增长实际可能为5.1%,CPI同比增长1.2%,PPI同比增长-0.4%。供给端,预计2024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需求端,预计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综合累计同比增长7.7%,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3.0%,出口累计同比增长3.1%,进口累计同比增长1.8%,全年实现贸易差额8977亿美元。货币金融方面,预计2024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同时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预计2024年M2同比增长10%,新增人民币贷款24万亿元。

总的看,2024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宏观政策会对经济恢复持续提供支撑;政策空间仍然较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注入强大动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蕴含新机遇。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集聚增多,我们要增强信心和底气。(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注:本文转载自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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