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在人性与党性夹缝中挣扎的法学人生

——从《执子之手》中读到的吴家麟、汤翠芳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4 次 更新时间:2011-04-15 09:43:17

进入专题: 人性   党性   执子之手   法学    

童之伟 (进入专栏)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汤翠芳教授(1933 ——)的传记体作品《执子之手》,[1]出版这本书是一件很有学术文化意义的事情。这本传纪的传主,可以说是吴家麟教授(1926 ——)和汤翠芳教授伉俪二人。吴家麟教授是我国当代的著名宪法学家,也是新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人之一,退休前是宁夏大学教授,曾任宁夏大学校长多年,参加过1982年宪法的修改。汤翠芳教授退休前也是宁夏大学教授。

  我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吴家麟教授是我们博士点导师组成员,是我的老师之一。差不多20年来,吴老师对我的宪法学教学和研究情况一直十分关心,并且多有鼓励和引导。蒙汤老师信任,《执子之手》正式出版前,我已读过电子版,出版后,我也有先睹的幸运。去年初次拜读《执子之手》后,很想写点读后感,但由于当时教学等事务较多,没能及时动笔。2010年中秋和2011年清明前后放长假,我又两次重读了《执子之手》,自觉感触不少,大大加深了此前初读的感受,深感他们的人生,实质上是处于人性与党性之间被两者拉扯的人生。

  人性与党性是对称的范畴。人性是永恒的,但并非不可变易的,党性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基本外化成了国家性。基于人性与党性来评说个人的活动,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在今天看来似乎过于陈旧、过于意识形态化。但如今要回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知识阶层的生活,似乎还没有比从人性与党性关系角度展开更合适的话语经路。因为,那个年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人们只能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才能较准确反映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或许,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人们重建文物,一定要修旧如旧,不能修旧如新,是同样的道理。

  

  一、人性、党性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知识阶层的生活

  

  我年轻时在劳改农场种地、烧窑,空余喜欢读文学作品,甚至一度梦想做个小说家,离开劳改农场后兴趣才逐步转移到政治学术和法律学术上来。我感觉,大中型文学作品,不论小说、电影、戏剧、诗歌,总是以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生活矛盾的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来展开的。我做政治和法学学术,发现学术中的道理与文学中的道理大抵一样:欲充分再现对象,人们也必须在相关领域找出某种贯穿始终的对立或冲突,并探究这种对立或冲突的形成根源及其实际走向。在吴家麟、汤翠芳生活的主要时期,贯穿知识阶层生活的基本矛盾,就是人性与党性的对立和冲突。《执子之手》从一个侧面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人性与党性的夹缝中艰难挣扎的生活状况,是今人和后人了解和研究相关时代的宝贵史料,其本身也有文学和思想价值。

  不少人讳言人性与党性的矛盾或对立,其实大可不必。人性与党性是有差别的,差别就意味着矛盾,对立是矛盾表现形式之一。当然,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活中,人性与党性虽然会有矛盾和对立,但如果两者所占空间恰当,关系处理适宜,它们也完全能够和谐统一。如果人性与党性完全统一,像重合的两个场域一样,一个人身处相关场域,就不会受到两种方向不同的力量的拉扯,也不会因此而感受相应的现实压力和精神情感痛楚。

  人性与执政党党性的冲突,在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突出的问题,这是因为,今日领导党之党性,较之过去有了宽厚得多的人性基础,两者间的差距总体来说比过去缩小了许多。但在《执子之手》着墨最多的那个年代,人性与党性的距离很大,冲突分外激烈。从这个角度评说吴家麟、汤翠芳教授的人生,在我看来,是对历史的尊重。

  《执子之手》一书的开头,有吴家麟教授做的序言。吴教授在序言里是这样概括该书内容的:“这是我们半个世纪相随相伴的真实记录。文中写了爱情的甜蜜与付出,右派生涯的艰难与无奈,平反后的努力与成就以及夕阳无限好的晚年生活”;“我们的经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那是熟知的,这本书可能会引起一些同龄人的共鸣与回顾;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是陌生的,这本书可能会让他们知道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有些知识分子是怎样生活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又是怎样被调动起来的。”

  我读《执子之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人性与党性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对两位传主的拉扯。历史上人们谈论人性,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单纯强调人作为动物的一个特殊的类的生物本能,法学中的自然法学派有这种倾向;还有一个极端是忽视人之作为人在生物学上的类的共性,只强调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特性的决定性影响力,其结果是近乎把人性看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所谓社会性。看来,这两种极端化的看法都有片面。我愿意把人性理解为人作为生物的一个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常会表现出来的天性。

  至于党性,按现在一般的说法,它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境下,党性被描述为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性似乎可以理解为作为社会的领导力量的执政党的全民性的集中表现。由此看来,党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事求是地看,党性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的固有本性,因为,它不仅会随着时代、随着历史条件变化,也会随政党这种政治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变化而改变。

  人性也好,党性也好,都可以理解为某种物质力量支配的空间,同时也可以说都是某种精神的和情感的场域。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显然具有基于物的某种无形强制力。在社会的这个精神的和情感的场域,人性是个人依天性可自由支配的部分,党性表现为执政党的组织乃至公权力机关对人的行为和情感领域提出的要求。人性与党性相比,前者是人本身的特性,稳定性强,包含较多难以变易的、永恒的东西,党性是人的组织体的特性,它会随着组织原则和组成人员综合素质的变化而变化,还会随着社会发展或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乃至最终改变属性,逐步完全回归人性、为人性所吸收。

  作为一种组织体的特性,党性本来是由人性让度和转化而成的,但一旦转化形成后,它就具有了独立于人性的地位并且有时会与人性发生某种形式的对立,就像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执政地位由宪法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被固定下来的社会政治条件下,领导党与国家、领导党的组织机构与国家机关体系是不分或不严格区分的,因此,领导党要求的党性往往实际上就是国家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任何个人,不论他/她是否是领导党党员,其与国家及其机关体系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他/她与领导党的关系。从内容上看,这种个人与领导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表现为人性与党性的关系。

  正确理解现实的人性与党性的关系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之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决定人性与党性的客观因素及人性与党性的边界。由表及里地列举,支撑人性的客观因素依次是个人权利、制度界定的个人利益、个人拥有的财产,而支撑党性的客观因素依次是公共权力、制度界定的公共利益、公共机构掌控的财产。可见,人性、党性的空间大小及其边界,很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东西,主要取决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在今日之中国,有些人讳言党性。这可以理解,但党性是中国人精神和情感领域的一种主观存在,谁也没法否定,相当一部分公民,例如领导党的党员和在广义的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员,事实上也很难回避。其实,即使在欧美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一个人只要进入了某个政治组织或被作为政治组织的成员来要求,他们也有一个人性与党性的关系问题需要处理,尽管概括这种关系的语言会与本文有所不同。

  人性与党性有联系也有区别。人的组织体是以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在“自然”的意义上说,党性应该源于人性,但又必然对人性有一定程度的超越,因而将自己与人性在内容上区别开来。但是,在一个个具体的生活领域,人的精神和情感空间和选择自由都是有限的,因而必然会有一个人性与党性此消彼长的问题需要解决好。如果党性与人性的重叠幅度大,固守和发展党性,对于人性虽然会有压缩的需求,但压缩比例不大,较容易被人认可和接受,因而此时的人性与党性虽有矛盾但不会有尖锐的矛盾。如果党性与人性的重合度小,固守和发展党性的必然要求就会使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或牺牲人性,因而较不容易被认可和接受,从而加剧人性与党性的冲突,保持党性将变得较为困难。在政党与国家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党性均体现为国家性。

  每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好人性与国家性的关系的问题。在我国当前体制下,国家性是党性转化形式,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内容。《论语》记载过一个古代人性与国家性冲突的实例和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根据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说,叶公家乡的人们的正义观是置国家性于顾及亲情这种人性要求之上的,反映了国家主义精神;而孔子家乡的人们的正义观,却顺应了 “亲亲相隐”的人性要求,反映了置人性于国家性之上的价值标准。当代中国的刑法,也反映了国家性及其后的党性要求。党性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应该谋求党性与人性最大限度的融合。面对党性或国家性,个人在人性的保存和发展方面有所坚守,是形成和维持民主、法治秩序过程中社会对其成员的一种素质要求。为了每一个人都能最好地发展,人性空间不是不可以放弃一些,但放弃的幅度不能没有底线。因为,我们最终期待的是人与人形成“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党性及国家性也应该最大限度包容、尊重和贴近人性。

  在我国,1949年10月1日以来的60余年里,前30来年间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领域人性能保留的空间是很小的,相应地,党性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人性基础的情况下,其体积扩张到了近乎窒息人性的程度。当然,如果将这30来年细分为一些阶段,不同阶段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差别。后30来年,党性从而国家性与人性的同质部分日益增多,前后两者的紧张关系得到了较显著的改善,人性与党性从而国家性的关系也逐步形成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外观。

  现今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模式,实际上是由过去的人性与党性关系模式转化而来的。同样的内容,在现代中国的人治社会表现为人性与党性关系模式,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则表现为权利与权力关系模式。

  

  二、恋爱及婚姻家庭问题上的人性立场与党性要求的对立

  

  《执子之手》作者汤翠芳教授对她与吴家麟教授的生活的记述,是从1954年开始的。这一年,汤翠芳以一个年轻文艺女兵的身份从解放军部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当时她是一个共青团员。

  当时的汤翠芳同学第一次在人性与党性的边界上挣扎是在恋爱问题上。从照片上看得出来,那时汤翠芳同学是很漂亮的。据汤翠芳同学后来说,还在部队上的时候,就有一位首长追过她,因为她有海外关系吹了。看来那位首长的党性是比较强的。汤翠芳同学在人大法律系读书与吴家麟老师相爱后,党团组织立刻就关心上这件事了。《执子之手》记述了这个“关心”的过程:

  “有一天,我们班里的一位党员(系总支委员),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关爱,也可能是受那位主任的指使,找我谈话说:‘你这个年龄是可以考虑个人问题(即婚恋问题)了。听人说,你经常到吴老师那里去?’我说:‘去过几次。’她问:‘你了解他吗?’我说:‘了解一些。他是单身汉,贫苦出身(当年讲出身,贫苦出身的人倍受青睐)。’……她加重语气说:‘他哪是贫苦出身,他父亲是怎样的人,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她又关切地说:‘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他交往,这很危险呀。’”

  “过了几天,班里团支部有人找我谈话,说: ‘……这个人不靠拢组织,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这一点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你是团员,和人交往,要注意影响。’看来团组织也不同意我和他交往。这不明摆着吗?”

  《执子之手》写道,此时,吴老师告诉汤同学:“我们这边的团支部也找我谈过话了。他们说你有海外关系,要我慎重考虑。又说你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等等。我不怕你有海外关系,更不相信你有心脏病。”停了片刻,汤同学郑重地问他:“你真的不怕海外关系?”“不怕,真的不怕。”吴老师斩钉截铁地说。汤同学后来说,这次由于“彼此敞开心扉,两颗心靠得更近了”。

  这是汤翠芳同学、吴家麟老师坚守人性立场与当时的党性要求发生的第一次碰撞。尽管人性的立场守住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性   党性   执子之手   法学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031.html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