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利: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2 次 更新时间:2011-04-08 11: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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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利  

  

  题记:有人说过,当今社会,并非左派与右派之争,而是深思熟虑者与人云亦云者之争。

  

  当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就会由于自身所处的特定的历史阶段,从而确立一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比如,当今世界人们普遍的追求人权而不是象几百几千年前那样顺从神权,就是当今世界人们所确立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当然,这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由于世界的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及自身比几百几千年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才能确立的。具体到某一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内,受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决定,并由本国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地域种族特征等所影响,从而最终得以确立的。一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一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它不是人为随意所能建立起来的,随意人为也建立不起来;人们只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经济基础上顺势而为,才能最终确立统一稳定健康积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一国的健康积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确立不起来、甚至混乱,必然会造成人们对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认识上的混乱、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认识上的混乱,会对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时间久了,必然会造成国家的急剧动荡。所以,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健康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关系到一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原始社会,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们只能共同合作,生产资料公有,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当时,不需要有人提倡,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团结互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奴隶主、封建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借助于人们对自然灾害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大肆宣扬神权,神创造了世界、主宰着世界,人们只有顺从神,才不会有灾难;而君主们及其既得利益者都是神派来管理世界的,人们只有顺从神所安排的等级制度,才会幸福;使人们在等级制度中各安其位,从而形成了“君权神授,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技的发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相信君权神授,转而追求人权,使能够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由于其仍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为了保住并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它们大肆宣扬资本的魔力,是资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资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和源泉,是它们养活了穷人、是它们养活了国家,这样,它们就排除了劳动者的作用,从而淡化了人的作用,竭力淡化阶级的矛盾,甚至不承认有阶级的存在,使人们只去逐利而不顾其余,这样,它们就可以世代安享奢华;也由此而形成了“金钱至上”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具体到国家而言,中国、英国、美国是典型。英美两国先后为世界超级大国,现在虽然同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同样以“金钱至上”作为总体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但由于民族、地域、历史等的不同,各国的具体的某一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却各具特色。

  英国由于地处海岛,自然灾害极其频繁。在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很容易以自然灾害的不可知性及其威慑力,假借神权来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更由于其不断地攻取杀伐,对自然灾害的不可预知感及对人生无常的恐惧感,更增加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感及内心的负罪感,从而耶稣的赎罪思想很容易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共鸣。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人权思想深入人心,其君权仍得以保留,正是由于人们的赎罪思想根深蒂固。当然,更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至上”为社会核心价值观,使人们在资本的驱使下拼命逐利并对外拼命扩张、掠夺,在追求金钱的同时,人成了资本的工具,使人的生存丧失了本来的意义;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人们的思想极度空虚,市场竞争的残酷性更增添了人生的变幻莫测感,人们的内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慰藉;而现实生活中除了金钱还是金钱,于是,人权和神权在金钱的撮合下成了一个和谐的混合体,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人的魔力;这正是英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历史、地域和种族等的原因,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美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它天生就是个人主义的温床。美国虽然独立了,但各州高度自治,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根本不能算得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它的联邦政府行使国家管理的职能极少;直至南北战争后,美国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公权力的国家,其联邦政府才能真正行使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管理的职能,但政府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一直被资本家限制在越少越好,从而使资本家个人拥有最大的自由空间,这种现象当然是美国的特殊历史的产物。其实,在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以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的管理成本是一个常数;只有当公权力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国家统一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一个国家的管理成本才能接近于这个常数。当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范围过小时,其所缺位的国家管理职能就必然会被各种企业、民间社团、甚至是黑社会组织来填补。各种企业、民间社团、黑社会等组织行使了由政府缺位的国家管理职能,表面上看,政府减少了管理成本,整个国家的管理成本分散为不同组织分担,提高了整个国家管理效率,降低了整个国家的管理成本。然而,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在市场经济中,不同的企业、民间社团、黑社会等组织均为一定私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可能在国家统一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必然会由于信息的大量不对称,不同的私有利益集团为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国家整体的利益、更遑论全民的利益了。这样,人们在经济社会的各种交易活动中没有统一的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只能由不同的企业、民间社团、甚至黑社会等组织来制定规则进行交易,必然会造成国家的管理成本大大增加。特别是在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缺位,不能强力保证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穷人只能通过黑社会组织的交易才能进入市场竞争,否则,就永远穷下去,永远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因为在私有制的市场中,进入市场竞争,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本(或掌握一定的自然社会资源)才行,否则,就永远也没有机会参与竞争。对于那些通过各种手段积累了大量资本或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社会资源的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轻易地在市场中纵横捭阖;对于有才能想进入市场中的穷人来说,只能通过一系列的非法手段获取资本的原始积累,而通过黑社会组织则是一条捷径,特别是当政府管理职能缺位时,通过黑社会组织几乎成了穷人进入市场中的唯一途径。美国由于历史原因,过分强调个人权利,是天然的个人主义国家;政府行使的国家管理职能最小,缺位最多;所以其历来是黑社会天然的温床。在国家管理职能政府缺位、社团乱飞、黑社会横行的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在追求金钱的同时,更感到世间的变幻莫测及人生的无常,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物欲的放纵及对未来的渺茫,使人们由开始对神权的否定转而对神的重新解构并加以信仰,从而寄托心里的慰藉,此时的神已不是原来高高在上的神了,人们对它已不是敬畏了;而是融合了人的温情,是人们在现实中找不到的温情的寄托了,所以各种宗教在美国的盛行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其资本主义社会越发达,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就越虔诚,因为那是人们在人世间所找不到的温情的寄托所在。宗教信仰使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所以在美国以个人主义思想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宗教来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建立起来的。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仍然是金钱创造了世界,而不是神创造了世界,神只是金钱的一个装饰品了。人只不过是赚取金钱的工具而已,所以,世界也不是人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社会学说,无不抹杀人的真正作用——劳动者的作用,无不拼命证明金钱(资本家是其代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唯一源泉。这就是美国的独具特色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对金钱的无比崇拜,一方面对神的无比虔诚,其实,这正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通过金钱和神的调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达到了一种平衡。一个国家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如何平衡的最终的表现形式。美国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翘楚而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多大的动荡,正是由于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使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平衡即是一种稳定。

  中国因为其文明古老而常新,既源远流长又一以贯之,始终以究天人之际、察万物之理为核心,始始终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人性的光辉始终在其中熠熠生辉。在原始社会,从“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到大禹分定九州、疏河导水,期间虽有神话传说,但不过是一些增加了非凡能力的人而已。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虽然时时借助神权来加强统治,但中国的神始终不像西方的神那样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中国的神始终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有时反而不像神,更像人。况且,中国在周代的《易经》中,虽然也敬天祀神,但更主要的是探究天地变化的规律,让人来顺应天地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生生不息的变化规律,以此为主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特别是以儒释道为主的封建社会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更是如此。道法自然,佛筏自性,儒发自身。老子强调世间万物运行都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人们只要顺应这些法则,表面上看什么都不做,其实却什么都做到了;恰如春风吹拂,万物复苏,腐败的自然腐臭直至消失,新生的自然勃发生长;春风并没有刻意地去做什么,只是顺时顺势而吹拂,好像什么都没做,却什么都做到了,这就是“无为无不为”;细观《道德经》,老子的入世思想也很浓,也很愤世嫉俗,当无力改变现实,宁愿避世也不愿意同流合污,其实他并不刻意于出世;道家自庄子后才趋于虚诞、执着于出世思想。释迦牟尼静观内心,从人的自身的生命规律(人的自性)中觉悟到了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从而人的自性是万物规律的集中体现,是万物的假借,以此可知彼;恰如从河的此岸到彼岸,需要坐船过去一样,到彼岸后,船就不需要了,船只是一个假借,此处彼处,船好像是不存在的,但从此到彼,船又是必须的,无处不在的,这就是所谓的“无在无不在”;静察《金刚经》,释迦牟尼虽然竭力从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永恒,但他还是顺应自然界的规律的,使佛家的根基有很强的现实基础,还是有入世的思想的,不像自六祖以后,就颠倒了自然规律而随心改造万物了,使佛家末流趋于空无,连自我都丧失干净了。孔子、孟子强调人通过学习掌握事物的规律,从而可以顺应万物的自然规律,使自己养成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以自身再推及万物,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最终达到了“无可无不可”的境界,就是看透了世间万物的规律,凡事只要因时顺势,即可进退自如,出世、入世皆可,若道不同,孔子出世的思想也是很浓的;儒家自董仲舒以后,才趋于入世强争、媚权献谄的,其末流徒以衔权自炫,早已乖离孔孟本意。详儒释道三家本源,均竭力探究自然、社会及人生的运行规律,强调顺应万物规律、不可逆势而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正因为中国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国虽然仍以君权神授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但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观念始终贯穿如一。这是中国的地域、种族特性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决定的。

  当中国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互助协作精神,强调劳动者的作用,从而使政府可以在统一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发挥了人民主人翁的精神,实行人民监督、人民管理的优势,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热情,使国家的管理成本接近于当今时期的国家管理常数;否则,中国是不可能由解放前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状况,在短短的几十年,通过自力更生一跃而成当今世界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当然,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基层自治组织、企业甚至黑社会等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巧取豪夺,将全民所有的财富转化成个人或个别利益集团所有,从而使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成本表面上分散了、减少了,但实际上却大大增加了;因为上一级政府的各种政策根本执行不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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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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