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依然令人感动--新世纪文学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0 次 更新时间:2011-03-31 23:23

进入专题: 21世纪文学  

洪治纲  

时间:2011年2月19日 地点:广东科学馆

主讲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洪治纲

陈实: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新年好。“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七十讲现在开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暨南大学中文系洪治纲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依然令人感动——新世纪文学观察》。这些年,当我们进入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一个读图和复制的时代,就碰到了一个怪论,叫做文学死了,小说死了,诗歌死了,作家死了,诗人死了;不仅仅说是文学死了,文学批评也死了,文学史死了,作协也死了等等,甚至有个诗人说文学已经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确确实实这些年文学是出了问题,从大家熟悉的“羊羔体”,“梨花体”、“下半身”、“垃圾诗”到“光屁股上台朗诵”。从热衷于丰乳肥臀、言情戏说,到抄袭了别人的作品还死不认账,而且我们又见怪不怪一样的,用网上的语言来说就是“神马都是浮云”。但是我觉得文学仍然在坚持,文学没有死,它带着永恒的质疑和思考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审美精神内涵,也就是说它“依然令人感动”。比如在欧洲的赫塔·米勒,就用一种诗歌的凝练散文的率直在描写暴力与专制下的那些一无所有和无所寄托者的苦难。比如说在南美,略萨用他那种沉重的、似乎挺笨的笔锋来介入现实,反映整个大陆的生命的矛盾。

中国文学这十年的现状是怎样呢?洪教授就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审美观念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故事,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小说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洪教授是东至县人,东至县是尧舜的故乡,文风很盛,古有梅尧臣,今有洪治纲。洪教授也是诗书传家,父亲是老师,父子两代都受教于同一个老师。他现在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他曾获得首届冯牧奖和第四届全国鲁迅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批评家,我印象中得双奖的在我们广州没几个人。洪教授书读得多,作品读得多,理论很扎实,他今天的演讲会不会手舞足蹈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能说会道,头头是道,有很多精到之言和独到之言。下面有请洪教授!

洪治纲: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今天我想就我们新世纪10年以来的文学,我认为感受比较深的印象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今天主要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文化生态方面的变化,我讲讲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特殊的文化环境,这个文化环境不仅仅是决定了我们文学发展的变化,也决定了其他各个门类的环境变化,我认为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第二个内容是我们新世纪文学出现了三种突出的现象,其中一个是增量的文学现象。第三是代际冲突的加剧,第四个内容是感性冲突的兴盛。

  一、 文化生态的变化

  1、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环境的变化

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生态的变化,文化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决定了一种文学艺术以及各个文化门类的发展变化和动向。就像人类学家兰德曼说的,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决定一切。中国新世纪文学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信息文化的崛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导致了人类审美观念的变化。二是中国文学体制的变革,导致了文学承载空间的自由和泛化。原来的出版发行是由我们国家相关部门严格控制的,现在信息文化发展以后,它整个的承载空间变得非常的自由,因此它带来一个发表的自由,不再受很多规章制度或者个人审美的约束。三是专业作家体制的变革,导致了自由写作者的大量涌现。在新世纪之前,或者说90年代我们很少听到“自由撰稿人”的说法,那时王小波说自己是自由撰稿人,我们还很不理解:这种人凭什么吃饭呢?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就是,我们都是体制中的人,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单位,必须有地方给你发工资。因此“自由撰稿人”在90年代前是非常罕见的,但新世纪之后就变得非常普遍了,这种体制的变革也使我们的写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以上所说的三种文化生态的变化,使中国的文学体制彻底告别了体制创作的现象。我把它定义为是走向了自由生长的文学,从作家到发表的空间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最根本的是解决了写作的自由度。而大家都知道,从事精神劳作的人,一旦解决了自由度的问题,他的发展就获得了很大的空间。

当然这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信息文化的全面崛起。我认为它是继人类工业革命以后又一次伟大的变革,伟大到什么程度现在还说不好。我的感受它对人类的整个生存方式,生存观念,甚至我们的文化形态都会发生一种本质性的改观。因为信息时代跟工业时代是不一样的,工业时代是一个理性的、规范的时代,是用理性来制约人类的发展。信息的文化完全是一种感性的文化,如果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从前现代走向后现代的,由启蒙现代性转向审美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换,改变了人类的很多生存方式。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波兹曼,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所谓文化成为一种监狱就是说各种管理部门严格控制文化的发展和自由生长,像监狱那样是禁锢式的。而赫胥黎式却是人类的美丽新世界,是自由的曙光,完全是一种空前的泛自由主义,所以文化变成一种滑稽戏。波兹曼又说,奥威尔式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赫胥黎式的却正在成为现实,这个现实在波兹曼看来就是信息文化带来的重大陷阱。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媒介的出现,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网络已经全面介入到各类庄严的、神圣的话题,包括政治话题,例如两会,从微博到网络,每一个重要的事件都在网络上参与,而且是娱乐性地参与。所以信息文化,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或者说是非常彻底的。

  2、信息文化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

那么这种变化我个人认为它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博弈,或者说颠覆。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其实就是靠我们的理性,这个理性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人类使自身成为世界的主体,这个主体一旦确定了其他的东西就是客体。所以我们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人是主体,其他的是客体。想当年在80年代之前,经常听到一句口号叫“人定胜天”。它并不是光说明了人类一种革命激情或者是狂热梦想,而是说明了人类主体性的高度膨胀。以前还有一首诗叫“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那就说明人的主体性越来越膨胀,人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体。但是现代信息时代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人类慢慢就成为了技术的奴仆。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关于李泽厚的对话,李泽厚很忧虑,他说“20世纪我们是反对过于物质化,但在21世纪,我们要反对机器对人类的异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机器会对人产生双重的异化。首先是人会高度依赖机器,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年轻的人都是离不开电脑,无论走到哪里。像我们的学生写文章、查资料都不爱翻书,就上网,直奔数据库。我曾经看到过一幅漫画,超市里有一个人穿着短裤在排队,人家问他为什么穿成那样,那人说他平时都是在网上购物,但电脑坏了,没办法只能穿成那样上超市。现在机器化的发展导致了所有人对机器的高度依赖,我们不需要记忆了,上网百度、谷歌,一查就可以了。网购很快就到了,买了还送到家里来,非常的方便。这样养成了人对机器的高度依赖,人的主体意识就会慢慢变弱。

与此同时,由于机器是高度运转的,所以人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是非常小的。比如说我到超市里去,看到很多产品在打特价,但是我选了飘柔,因为天天有大量的广告告诉我飘柔是好的,出来一个飘雪,哪怕价格比飘柔低质量比飘柔好,但我也不会买。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选择权已经交给了信息,成为了信息的一种实践工具。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人类理性的思考越来越弱,越来越放弃我们理性的能力,越来越成为一种信息的仆役,甚至是机器的仆役。同时,也导致了另外的一种依赖,高信息量导致了人类生活节奏加快,使人类成为一个缺乏自己的独立空间、自由的赚钱机器,生存机器,这是我们的双重异化。

第二个方面改变是时间与空间之间的不断重组,这是信息时代带来到非常明显的特点。所谓信息,拿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就是人类能力的延伸,高科技时代解决的就是物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原来要到美国去,必须身体力行,哪怕是坐飞机也要10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坐轮船的话要两个月。现在我们不用去了,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非常直观的而且是即时性地了解美国的所有事情,电话、电视等等渠道。我们不存在任何空间障碍,地球成为了一个村庄。同时信息时代也在影响我们的时间观念,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刷新,不断地更新变化,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刷屏”时代。

所以我现在有点明白了80后作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写“架空”、“穿越”小说,这种“架空”小说还跟现代派小说不太一样。譬如卡夫卡要写自己是甲虫,还需要很多的描写来确认自己是甲虫,逻辑关系必须建立起来。但是网络上的小说,一下子在明朝,一下子又在清朝了,没有什么逻辑。这种观念怎么得来了?怎么得来这种自由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这是有信息文化的影响,这种时空自由度的穿梭,其实是跟信息时代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止的扩展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是经典和时尚之间的微妙对抗。在工业时代或者前工业时代,我们讲经典,注重文化本身的承传性,或者叫经典性,希望每一个东西都能够永久地留下来。像儒家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要“立功立德立言”,要使自己的东西成为以后的纪录,像孔子的《论语》那样。而时代信息客观上强调的是不断地更新,它要通过不断的更新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它不追求经典,它追求的是时尚化,一种新奇性,一种感官化。就像很多人说的现在是一个文化快餐时代,是一个一次性消费的时代。它跟印刷时代完全不同,印刷时代是文字的,是静态的,需要理性的,讲究承传的,但是信息时代就不同了,直接导致了经典的衰落,时尚则全面崛起。

当然信息时代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图象与文字之间的不断融合,甚至是图象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符号。以前大家说文字是传播的符号,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们是在一个“读图”的时代。以前看报纸图片也没有那么大,都是文字,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一张图片两个版,标题很大,文字就几行,它不追求文字的东西,就追求图象。有时我叫我的研究生看小说,他会说这个小说已经拍成电影了,还看什么小说,看电影就好了,情节知道了,还可以看看明星,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视觉化的生活。这种情况也在学术界出现,我经常会发现一些学者把文字内容与影视内容搞混淆了。前两年我还审了一个课题,是研究余华的《活着》,里面有一大段是在讲皮影戏,但是我记得书中没有这一段的描述。后来我想起来,电影《活着》里面有提到过皮影戏,这个学者根本没有看《活着》的书,而是看电影,这就显得很荒唐。这说明图像的时代已经取代了文字的时代,这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人都崇尚感官的图像化时代,博德里亚尔认为图象时代实际上是对人类理性的一个极大的伤害,图像时代利用虚拟的、三维的手段不断地逼近真实,实际上是“人类自我导演的一场完美的罪行”,是人类对自身理性的深度伤害。包括我们的图书也是一样,现在流传插图,学术著作也要求有插图。去年我写了一本书,出版社让我提供40张图片,我说学术的书要图片干嘛,他们说要好看一些,也多点人买。我说那我就不出了,最后他们才妥协了。需要图片其实就是要削弱人的理性阅读,增强人们的感性阅读。

第五个就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地位互置。网络上的网民都是草根,很多人说网民就是暴民,我看也未必,现在很多社会的重大是非也是由草根决定的,反而精英更不可靠。就像有人说有很多精英更换立场比更换内裤更勤快,精英也不可靠。以前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精英化的社会,所有社会的重大问题都要由精英分子来立法的。譬如说上世纪80年代,谌容写了《人到中年》,那个时代人人都看,还拍成了电影。接着党中央立即作出决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出台“四有新人”。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小说来反映的,小说不但完成了一个美学、审美功能,还有一个社会问题介入功能,改变了社会决策。但是现在写得再好的反腐小说也不过几万册,远远不如网络上的帖子,一出现了什么信息大家全面地进行网络人肉搜索,这不是精英的力量,而是大众的力量,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由大众来解决。当然精英也还在发生作用,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信息文化转折的时期,大众文化崛起之后改变了精英文化的代言人地位,取代了精英立法者的地位。信息时代的特殊文化生态我认为它有优点也有缺点,是双刃剑。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信息时代人类的生态文化环境是非常自由的。所以,从新世纪10以来的发展来看,这个自由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可贵的。

举个例子,《废都》、《羊的门》、《国画》这三部小说当时一出立即被禁止了。如果在以前,一般被禁止的小说除非是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不是的话一般不会重新出版,但是这三部小说在过去三年全部被再版。这说明了整个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变得更自由了。其实《废都》也没什么,就是打了几个框框而已,我也不认为它有多大的艺术价值,它写知识分子的堕落也比不上外国的作家。三部书的再版说明了整个文化生态环境变得自由,但是人类感性的、欲望的东西在泛滥,我们理性的东西在减少,这是我们大的环境。

  二、增量的文学现场

在这种生态环境下我们的理性文学有什么变化?首先新世纪的文学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增量的文学现场。文学并没有死,其实现在的文学我认为是非常庞大的,无论的作家队伍、发表的载体还是作品的数量成几何数增长,这在90年代以前是很少见的。

  1、作家队伍“七代同堂”

先看作家队伍,现在基本上是“七代同堂”,前两年我们还大力提倡“80后”,现在出去动不动就碰到一个“90后”,如果是“90后”差不多是高中生就开始写作了。曾经有个“90后”的送给我一本长篇小说,我说你还在读书就出长篇了?他说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我大学的时候发篇豆腐干一样的文章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他觉得自己高中就出长篇一点都不奇怪,所以现在写作低龄化非常普遍。现在基本上呈现的是“七代同堂”,从“30后”到“90”后。“30后”像王蒙,能说也能写,每年还出一本书。

从作家队伍整个构成来看,如果是按照中国国家协会的统计数据来看其实不多,新世纪以来大概也就增加了3000多人。现在整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是一万零几十个,加上各省地方的数字,大概是五、六万人。这个数字跟新世纪之前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严格来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因为在新世纪之前自由撰稿人是没有几个的,现在的自由撰稿人多得像牛毛一样。现在的“作家”就是“坐在家里”,非常简单。我这里有一个网络上的自由撰稿人统计数据,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白烨统计的,仅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榕树下四家网站,就有注册作者70多万人。所谓的注册作者就是经常、定期要更新的,必须不断地写的,你如果长时间不去就会被取消。

2008年5月,《出版商务周报》公布了首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作家20人。他们分别是:vivibear、流潋紫、寂月皎皎、黛咪咪、秦嬴儿、月关、阿越、酒徒、萧鼎、凤歌、唐家三少、蘑菇、李歆、何小天、天下霸唱、景旭枫、柳暗花溟、流浪的军刀、三十、王晓方。我毕竟是搞文学研究的,看到这么一个名单也挺感兴趣的,但是一看就两眼一黑,人家都是风云人物了,说老实话我也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天下霸唱,一个是王晓方,王晓方是他寄了两本书给我之后我才认识的。有一个专门搞网络文学统计的人叫马季的,他统计从纸媒到网络,中国作家大概在100万左右,在新世纪之前写作者最多最多10万人,新世纪之后随着网络的发展,信息最根本的转折点就是2000年,我是1999年上网,那时候还很贵,像我们能上网的人是属于非常时髦的人。那时候只有一个痞子蔡,2000年之后安妮宝贝、宁财神啊等人都出来了。这个庞大的队伍里面,我估计有80%是网络作者,或者自由撰稿人。现在的自由撰稿人很牛,他压根儿不想加入中国作协。

  2、作品数量无限膨胀,阅读选择空间巨大

第二是作品数量,我们说的是纸质作品的数量。90年代我们每年也就是1000部,不包括自费出版的,1999年是1200部左右。新世纪以来,2005年以前是每年1500到2000部,现在是3500到3700部,这仅仅是长篇小说,也就是说翻了一倍,仅仅是长篇小说就翻了一倍。

如果我们把网络作品数字算起来,那就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据统计,现在盛大网络下面的起点中文网,现在保存的原创作品有22万部,总字数超过了120亿,如果出图书,差不多是一个小型图书馆了,日新增3000余万字。即使是像“幻剑书盟”这种类型化的文学网站,也拥有原创作品2万多部,其中有400部作品日均点击率达万次以上。而且,不少作品均是收费阅读。也就是说它的量是无限量膨胀的,因为网络的保存很容易,它有永久保留的,不像纸质的,成本又低。像我以前看小说是一部、两部,有三部曲已经不得了。现在的网络作家,三部曲算什么,一写都是十部曲,甚至有些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终结版。现在所有的书都是10本、8本,这就说明我们文学的量也在疯狂的增加。这100多万人在写作大部分是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没有三金的,靠卖文字吃饭的。若以精英文学的标准,可以将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划为“垃圾”之列而不屑一顾,但是,它们却以持续增长的消费景观(包括点击率)证明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们可能不会走向经典,但仍然是文学,而且是一种自由生长的文学,是由无数读者自觉的阅读所培养出来的文学。据悉,仅盛大旗下的文学网站里,“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作家10多名,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作家100多名”。它显然了新世纪文学发展的潜能,也展示了文学发展的巨大消费空间。

  3、发表载体空前增加,发表方式自由多元

关心文学的人肯定知道,现在的刊物很奇怪,有上半月刊、下半月刊,或者A版、B版,一号多刊,因为它有这个量的需要。所以现在的作者发表的载体空间非常多,发表的方式也自由多元。面对这样一个文学的现状,我觉得可能说文学已经死了这个话题,至少在我看来是不成立的,我觉得我们有理由感奋,甚至感动。

三、代际冲突的加剧

前面说了,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是一个迅速增量的文学,出现了“七代同堂”的盛世景象。在社会发展变化不快的时期,产生的变化不多,这些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或许不会有冲突,也就是说,“代沟”只是被隐藏在审美观念之中,而不会转化为外在的文化冲突事件。但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快速变化,将代际冲突推到了文学的前沿。

  1、代际冲突事件

举几个例子,一个是1998年有一个很大的文学事件叫做“断裂问卷”,这个问卷有56个人作了回答,而且整个问答在《北京文学》上面发表了,在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发起者韩东等人都是60年代的作家,对文学前辈的否定非常强烈,说中国作协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是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否定是为了昭显自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新世纪以来我认为韩寒是一个突出的代表,2006年有一个事件是“韩白之争”。中国社科院的白烨和韩寒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严格来说是一个代沟的问题,白烨和韩寒站的角度不同,两个人观念不同。起因是白烨写了一篇文章,谈80后作家的创作与未来,里面谈到了80后的文学进入了市场,但没有进入文坛,没有得到文坛的认可。韩寒看到后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应,里面的话语非常尖锐,甚至说“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两人于是在网上开始展开骂战,媒体也迅速介入,最后是白烨招架不住,把博客关掉了。当时有2000多个韩寒的粉丝在跟帖,全部都是痛骂的话。这里面其实也就是一个代际冲突的问题,白烨的判断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而韩寒所要否定的正是这种传统秩序与观念。个人就是个人,绝不代表群体,否则意味着对个体的不尊重;市场就是一切,拥有了市场就意味着拥有了任何作家身份的合法性,相反,那些没有市场地位的作家,其身份的合法性倒是值得怀疑。

另一个事件就是2008年“韩郑之战”,也是韩寒。河南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从呼吸到呻吟》,因为参加起点中文网举办的“全国30省市作协主席小说竞赛”并获二等奖,被韩寒讥讽道:“他已领悟了网上‘标题党’的精神。”该论战虽然攻讦意味十足,但核心问题仍然呈现出来,那就是:在“80后”作家的心目中,传统作家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体制化的附庸,“国家豢养”的产物,而他们则是“独立的自我”,是一个自谋生计、为自我写作的自由群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观念。我们这代人或者是之前的人,是集体化成长的,我们是被“规驯”的,我们每做一件重要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要符合某种主流价值形态,符合公众的东西,要突出的是一个社会意义。“80后”这一代人不一样,他们懂事以后已经完全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了,他们是利益至上、自我至上,再加上他们又是独生子女,小皇帝,自我意识很强,所以两代人写文章是会出现差异的。你看60年代的作家、50年代、70年代的作家写的文章完全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事件,80后作家张悦然的,她编的那本杂志叫做《鲤》,到现在我都搞不懂她这本杂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还有《最小说》、《悬疑志》、《最女生》,这些杂志的名称我都搞不懂。张悦然去年2月面向同辈写手策划了一次问卷调查,让他们谈谈对前辈作家的看法。我们能看到的部分反馈信息是:“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存在的作家们,如今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我们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一批作家。”“上一辈作家已经没有资格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肯定是受过先锋派的影响,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不一样。但后来却发现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当然这些否定意义都是很牵强的,因为文化是承传的,它有必然存在的关系,你不可能断裂。谁都明白,文化的历史承传是不可阻断的。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些领袖曾高喊“打倒孔家店”,而孔家店不仅没倒,如今还遍布全球(即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因此,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某种日趋剧烈的“代沟”现象——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日益加剧的代际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所导致的代际冲突。这种现象,主要是通过后辈对前辈的“藐视”,颠覆了传统伦理中的长幼之序,很容易使那些“傲慢”的后辈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甚至被扣上“弑父”的帽子。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来是一个代际的“差别”,却演变成代际的“冲突”,而且冲突不断加剧。用世界最权威的代际理论专家玛格丽特·米德说的话来说:社会变化越快越大,价值观念差异也就越悬殊,代际差别就会更加明显。

  2、不同代际作家作品对比

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强调正面书写重大的社会现实或历史问题,自觉追踪宏大叙事。他们喜欢作家的社会承担角色,像官场小说之类,多半是由他们来写。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则置身于个人化的语境之中,热衷于表达个人的成长记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各种极端化的人性变异,试图通过人性的内部纠葛来展示个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可能性状态。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刘庆邦的《兄妹》,还有一个是朱日亮的《走夜的女人》。一个是50年代生的,一个是60年代生的,两篇小说都是写“暗娼”生活,但前者明确地指向道德,而后者却盘旋于人性。

《兄妹》里,妹妹并不恨自己的堕落行为,而是痛恨嫖客,尤其是当她发现二哥也在和暗娼鬼混时,更是愤怒和绝望,但二哥却不以为然,还恬不知耻地说“兴啥啥不丑”。这里,作者拷问的,完全是道德伦理问题。

《走夜的女人》却极力规避了一些外在的情节性冲突,而代之以隐而不露的方式,在暧昧的状态下进行着内心化的叙述。无论李夏还是吴银娣,都努力将肉体交易放到幕后,以期挽留内心里那份极度脆弱、一碰即塌的人性尊严。

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虽也强调个人化特色,但更多地迷恋于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审美传达,习惯于对都市缝隙之中个人生存感受的精细临摹。

对于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写作只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一种文化消费的需求,一种探寻时尚生活、奇幻想象、悬疑冒险的审美体验,一种远离主流历史和大众现实的独享性写作。他们习惯于“小我”而不是“大我”;他们强调的是“利己”而不是“利他”;他们崇尚的是“感官享受”而不是“形而上”的沉思;他们追求的是作品的市场消费指数而不是艺术的经典价值。

在这里我也举一个例子,一个是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另一个是张悦然《一千零一个夜晚》,两本小说都讲了代际的问题。前者写老辛对自己儿子的女友张茜之所以由挑剔发展到愤怒,并不是张茜有多少过错,而是老辛面对张茜时有着特殊的惶恐。这种惶恐意味深长,既包含了家长权威的动摇,又有着隐秘欲望的诱惑。张茜到老辛家之后,从烧菜、喝酒、放鞋、甚至与儿子的悄悄话,都在颠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威信和尊严,而张茜那双充满生机的眼睛,以及青春的身体,又挑战着老辛的心理。

后者通过少女“我”与杜仲之间奇特的肉体交流,从而透视了这位与父亲同代且异常委琐的男人失败的一生。它具有强烈的反伦理意味,也颠覆了爱情的神话。肉体的存在对于“我”来说,只是打开别人往事的通道。尽管杜仲的人生像破败的风景一样掠过自己的眼前,但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情感波动。“我”只是沉迷于这种窥探的游戏,而身体仿佛在“我”的意识之外,有点穿越小说的味道。

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表达现实,从“50后”到“80后”,他们的精神视野和使命意识,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他们的主体意识,包括作家对大众经验和现实秩序的规避姿态乃至于质疑姿态,却呈现出一种“递增”的倾向。

虽然这种代际差别并不意味着艺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它在本质上已经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学“载道”功能的逐步衰退,也折射了新世纪作家宏观思考中国历史与社会进程的热度和力度明显减弱。

这种代际差别(含代际冲突),既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多元的表现,也隐含了不同代际作家在审美观念上的变化。

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是“80后”和“90后”的天下,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必须由他们来掌控。因此,从代际差别上关注他们对文学观念的变化,将具体前瞻性的意义。所以这个代际冲突,我认为没必要去忧虑,我觉得它有特定的几个意义,一个是表明了后代对前代的超越,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这是好事,在超越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我认为是正常的。第二是不同代际的不同追求,体现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阅读趣味。第三,体现了现实社会的真实向个人生命的真实的转向。以前的作家动不动就是关注重大的社会事件,他们面对的是社会的真实,现在的作家则只要面对个人生命的真实。

四、感性主义的兴起

我们刚才讲了代际冲突里面体现了个人主体意识的递增,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个体书写的越来越强化,形成了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理性化的意义建构逐渐减弱,而感性化的生命情态书写正在不断强化。可能这个转变很多人不接受,但这涉及到了一个美学趣味的转向。以前我们总是强调一个作品体现了什么意义,批判了什么、鞭挞了什么,但我们说文学作品首先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的,要有一定的感性的。出现这种状况我认为跟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以前,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是以集体主义为基准的,常常回避个人的精神空间而突出个人生活的社会性价值,强调个体的人在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推崇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追求生命的理性意义建构。以前也可以写日常生活,但是写这个生活要突出人物的典型性,国家意义、社会意义在哪里。如果仅仅写两个人偷鸡摸狗的事情,就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负面的意义。

张未民说的一段话,很有意思:“30年前我们理解的‘生活’是革命、政治、精神、启蒙和在此精神照耀下的火热的战斗与生产,它不包括凡庸的日常性的吃喝睡觉等基本生活,更不包括人的身体,而今天我们说的生活主要是什么呢?有各种表述,比如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欲望时代、消费社会、日常性生活、物质生活、经济生活、身体生活、审美生活等等。这些表述都有其合理性,这些方面也正是这30年来得以真正猛进地改变了生活面貌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从非个人化的生活完全回到了我们日常的个人化的生活当中。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再崇拜集体,也不再推崇所谓的社会使命意识,因为这个社会生命意识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个人对集体主义的珍存。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强大的物质利益,或者是个人欲望。所以,现在的小孩为什么难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个人主义了,他几乎是形成了个人至上的原则。这种现实当中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生活不再是理想,人类社会、革命、启蒙那么重要的东西,同时它更关注生活里面的物质、经济、欲望等东西,这个物质性的东西是不是要关注,我觉得要关注,因为我们以前对生活的理解确实是片面的理解,但是那个生活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崇尚理性,崇尚价值,崇尚启蒙战斗等等,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汽车、房子、电脑、网络等等。这些物质的生活我们也同样需要,它也是构成我们幸福感,人作为人生活的幸福感的基本指数,这个指数你必须要。我刚才看到下期的讲座叫做什么是幸福?我也经常跟学生说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幸福感的问题,一个农民一个月没有吃肉,他吃了一顿红烧肉可能觉得很幸福,但是我们天天吃肉你再给我们红烧肉我们觉得很痛苦。所以,幸福完全是来自个人的感受,它跟物质的多少真没多大关系,我经常看到大老板跳楼,赚了那么多钱用什么幸福。

昨天报纸上还登了海南岛的一个贪官,他家里搜出来是1000万现金,他不敢花,我就不相信他能幸福,他天天在家里数钱就幸福了吗?他在外面又不敢花,花了怕暴露,这就幸福了吗?所以,幸福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文学上表现的有这几个方面:一是青年作家越来越注重感性生活的表达,包括身体写作、小资写作甚至下半身写作等等。

像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原谅我红尘颠倒》,安妮宝贝的《莲花》,都是通过一种极为优雅的语言,片断式的场景,以及简洁的线性结构,直接呈现与创作主体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各种情境。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放纵式的书写。像木子美的《遗情书》。还有一些诗人的“下半身写作”。他们公开取消上半身,认为上半身已经被文化所污染,被各种价值观念所统治,不能直接反映人作为生命的特殊质地。这种写作理念比较荒谬,它试图将人还原成一种纯粹的动物,应该予以批判。

如果说它有那么一点点意义,它可能体现了人的极度反抗,但是我觉得它更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人通过几十年的建化,一步步通过理性的建设终于把人成为一个有思想的沦为了,你现在要人返回到动物当中去我觉得是荒唐的,人所有几十年的努力就是让人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有思考的人,有思考的人,有文化的人。如果现在重新再回到那里去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样,新世纪以来像小资写作、身体写作、下身写作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向人的感官方向发展,感官化、感性化。第二是对日常生活的亲和性的不断表达,包括我们很著名的一些作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对生活日常的亲和性细致的描写,比如说写一点暧昧,写一些日常生活特殊的人的情感,它不太注重利益的建构,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是文革,反右,向历史发出深度的追问,反思,现在这种作品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写一个在上海的擦鞋工如何想渴望融入上海,所以那个擦鞋工跟别的擦鞋工不一样,他每天擦鞋的时候穿着工作服,下班后马上把工作服脱掉,把皮鞋擦得很亮,在弄堂里走来走去。我感觉到他就是显示跟上海差不多的感觉,他后来还跟上海的一个女市民建立了情感关系。你说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呈现了日常生活的直感,人微妙的生活的直感,非常的丰富。那个擦鞋匠没有多大的野心,他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东西。

比如说铁凝09年有一个短篇叫《依琳娜的礼帽》,这个短篇写得非常好,如果从意义上讲它真没什么意义,你挖掘不了深刻的意义,非常简单,在一个飞机上,我是一个中国人,看到斜对面有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儿子,那个男的想跟这个女的搞点暧昧,然后在飞机上买了点纪念品把她边上的儿子调到前面去坐,然后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互相通过手势搞暧昧,两个人是陌生人,表现两性之间的交流,有一点点暧昧的东西在里面。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为什么经常会出现单位的领导性骚扰,其实也谈不上性骚扰,无非就是暧昧,暧昧增加一点生活情趣而已,有些女同志一震惊就定成性骚扰,这个小说里面写得很生动。

再比如说毕飞宇的《推拿》,它完全写一群盲人,这个小说是很难写的,一般人不敢写,因为盲人看不见世界,看不成世界小说里面构成的因素就很难,冲突不起来,没有眼睛看不见表达的方式就少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同样写得很有韵味。如果说有意思就是表现底层弱视群体的生活,也可以加点意思,但是我看他也不是说需底层多么苦,盲人还活得滋润的很。

还有70后的作家,比如说戴来的《白眼》,写的是一个男人在单位老是被领导翻白眼,在家里老婆闲他钱赚得不多,位置又上不去,也老是朝他翻白眼。所以,他很郁闷,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坐在火车上,他吐了一口痰,结果人家朝他翻白眼,他就对那个白眼恨之入骨,老是想着报复他。就是讲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在家里、在单位的事情,对生活的不满与愤怒,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写得非常的生动,因为文学的东西重在展示非常鲜活的状态。这是我们讲的日常生活的表达,感性化的表达。

第三,是文学对庄严与神圣的戏拟增强,不断消解理性美学所强调的“意义”。如各种“大话文学”、类型文学。我觉得最早的一本,也是最好的一本就是《悟空传》,在网络上连载,大概是2000底出版的,它完全把《西游记》解构了,解构成完全是一种大话的文学。这个小说值得一看,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它把孙悟空搞成一个自由斗士。把孙悟空完全搞成一个自由斗士,一个完全为了敢爱敢恨,自由主义的斗士,写得非常的有意思。这类大话文学当然有很多是没有意思的,这类小说非常非常的多,无非是为了取乐,或者消费,是一种平面化的,但它也代表了一种感性文化的方向。

最后,我在本次讲座中用的题目是“依然令人感动--新世纪文学观察”,不光是说现在我们有多少作品充满了悲情主义,而是说我们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仍然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是充满生机的,与现实相比还有大量的人在从事着精神劳作,这种生存方式和人人追求是令人感动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作品令人感动,包括“反腐小说”、“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等潮流,都体现了这种倾向。涉及到各种弱势群体苦难的书写,那确实是令人感动的。比如说深圳的一个作家叫做曹征路,他写过《霓虹》,我觉得它觉得强烈的意义,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读到一篇文章叫做《霓虹的哨兵》,那是歌颂我党我军铁的纪律的反欲望。他这个《霓虹》是写一个下岗的女工做暗娼的生活,当然也是戏剧化的。我觉得这本小说做得太过了,所有倒霉的事情都摊到了这个女的,老公在工厂里面因为工伤死掉了没有得到工伤赔偿,婆婆长年瘫痪在床上,女儿要读书,有一个慢性病,还要长期吃药。所以,她没办法只好去做暗娼。经常被人家坑蒙拐骗,因为没人保护,经常50块,80块,有的人家不给,有的时候人家给假钞,有的时候人家干脆几个人合伙威胁她。

这些令人感动的悲情的弱势者的书写还是大量存在的。我觉得这类东西从90年代开始一直在存在。所以,它不是新世纪文学里面10年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因此我就没有把它作为重点来讲。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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