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人俊:邓子恢和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试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1 次 更新时间:2011-02-21 12: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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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人俊  

  

  1972年12月,邓子恢在北京医院病情恶化,陷入昏迷状态。生命垂危之际,邓子恢喃喃细语:包-产-到-户-没-有-错!邓子恢为何临终还念念不忘包产到户?因为,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产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深知农村家底“一穷二白”的邓子恢,头脑冷静,态度消极,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

  同年8月毛泽东宣布由谭震林负责农村工作,原先主管农林口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被批判为思想“右倾”、“小脚女人”,跟不上“大跃进”的步伐,毛主席劝告他靠边养病。

  随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大踏步前进,全国沉浸在一片兴奋、狂热之中,到处宣传莺歌燕舞大好形势,共产风和浮夸风也趁势席卷中华大地,愈演愈烈。《人民日报》把河北徐水人民公社食堂,以及实行劳动军事化、吃饭不要钱、家务劳动集体化等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加赞扬,号召学习。

  

  一、自留地

  

  在虚假大好形势鼓舞下,加之受柯庆施等激进人士的影响,毛主席一时热情高涨,正在考虑让中科院研究“我国粮食多了怎么办”的课题。同时,他还认为农村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想进一步考虑取消农村自留地的政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一年6月16日下午,邓子恢到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里见到毛泽东。他俩游了一会,上岸休息,毛泽东当时突然向邓子恢提起要修改农村自留地的政策,不能全国规定自留地都要占5%,说要准备研究一下。邓子恢深感纳闷,因为五天前(6月11日),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刚刚通过了邓子恢代中央草拟的《关于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而且下发了文件,除规定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斋,恢复自留地外,还提出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房前屋后、村旁路边的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然归社员私人所有,由社员个人管理经营。中央还要求各县政府要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认真执行。邓子恢认为这对于取信于民,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文件油墨未干,如今突然要朝令夕改,他百思不解。

  根据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深感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农业生产也并非形势喜人,匆忙取消农民的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为双方都在休闲游泳,像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也不便于在游泳池里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想到此事,他越发不安,夜不能寐。反复思索后,他发现原来是由于某位领导人向毛主席反映过:浙江、福建、广东地少人多,社员留5%自留地,会影响集体生产。好在毛主席只是说研究一下,并没有最终决定取消自留地,事情仍有商量余地。

  尽管当时邓子恢已多次被批判是“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在一般人看来,他理应接受教训,少说为佳。但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他依然决定冒政治风险,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当天夜里他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必要性,他开门见山指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七八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但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照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会少。根据革命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是需要的。过去我家里大小6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3分地左右。这3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蔬菜可以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我的经验按每人分地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全国现有自留地8000万亩,可以解决5亿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5亿农民不再下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他还分析说:“近半年来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中心关键,固然是由于粮食紧张,生产不足,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所致,但与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及城市人民购买副食品寄回乡村供应其家属也有很大关系。同时,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于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主张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再改变,也不必再发通知。目前,有抵触但也只有河南、湖南两个省,已经用电话分别告复解决,不必发全国性通知。”

  这封摆事实、算细账、讲道理的信,第二天就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仔细阅读邓子恢的信,从此再也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实践证明,正是这一点点自留地,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保命的“救命地”。邓子恢的那封信,可谓“为民造福,功德无量”。

  

  二、“60条”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步伐的加快,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卫星”不断升天。8月20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人民公社的成立,给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似乎共产主义将会降临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谭震林等带头参观,大加赞扬,《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题文章,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邓子恢读后甚感惊讶,他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人赶往徐水县考察。他们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公开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在全党上下“拔白旗、插红旗”的强大压力下,邓子恢等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确实难能可贵。

  幸好11月间,毛泽东头脑逐渐冷静,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邓子恢一向反对在生产关系变革上搞冒进,也反对超越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空想社会主义。1959年元旦刚过,他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当时有人责难邓子恢“刮西北风”,他没有理会这些责难。会后,他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按“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呼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远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突出的是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瞎指挥,侵犯社员利益,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人们形容农村“红旗遍地飘,社员在打闹,出工不出力,人人瞎胡混”。最终是地减产,人挨饿,民不聊生,到处上访告状。

  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正直求实的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邓子恢抱病率工作组离京,他先到山西汾阳,后到河北石家庄。他在农村走乡串户,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到社员家中揭锅盖,看粮袋,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为避免片面性,他又不顾疲倦劳累,风尘仆仆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调查。他深感北方南方大同小异,公社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瞎指挥,矛盾众多,群众不满。亟须制定一个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规范化,公布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使农村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

  邓子恢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在无锡埋头苦干,反复推敲,奋斗40多个昼夜,终于起草了一个66条的《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接着,召集一些省委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上报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这个《条例》后交口称赞,急送毛泽东审阅。

  此时,毛泽东正因公社化的混乱局面而心烦意乱,他也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但未能如愿。如今看到邓子恢搞的公社内务条例,兴奋不已,立即把它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所以人们常说前66条是后60条的基础;没有邓子恢的前66条,就不会产生后60条。邓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赢得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尊敬。

  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在那次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他没有份。”毛泽东还以责备口气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过去,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泽东公开承认邓子恢是正确的,大家都向邓子恢热烈鼓掌,表示敬意。广西等地一些省委书记立即把这些情况当成特大喜讯,连夜通过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觉得还是毛泽东了解自己,原先的委屈情绪也一扫而光。

  

  三、包产到户

  

  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如何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全党上下都在关注,邓子恢更是焦虑万分,多方搜集情况。

  穷则思变,各地农村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无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这实际是对当时时兴的“越大越公越好”观念的否定。

  民以食为天,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1961年秋,心系农村、忧国忧民的邓子恢,尽管已65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组南下调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他坚信实践出真知,群众出智慧。他先后到河南、江西、福建农村调查研究,心中逐渐有数。

  年底回京途中,路过安徽合肥作短暂停留。他早就耳闻安徽搞包产到户责任田,因为“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故巧妙称“责任田”。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见到邓子恢光临甚为高兴,当面向他汇报说,全省农村已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产量增加,效果很好。

  邓子恢当即明确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这是他首次接触包产到户责任田,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安徽包产到户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由李葆华接任,已经兴起后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境地。

  邓子恢深感纳闷:受到群众欢迎的包产到户,为什么遭到如此不公正对待?

  5月,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上书邓子恢反映情况,诉说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人们继续试行。

  邓子恢读信后心情颇为沉重。这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的工作组,正在安徽当涂县农村调查责任田问题。不久,他发回报告高度赞扬责任田,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并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议,邓子恢更为困惑。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符离集地区深入调查。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于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于杂粮区。尽管作物不同,但他们调查后发现,符离集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当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都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出路,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条理性的陈述,列举十大变化和七大理由,论证包产到户责任田方向对头、效果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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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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