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法制重构的新程序主义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2 次 更新时间:2011-01-06 10:33:29

季卫东 (进入专栏)  

  

  时间: 2010年11月20日(周六)上午8:45——12:00

  地点: 北京·清华大学

  主题: 法制重构的新程序主义进路——怎样在价值冲突中实现共和

  嘉宾: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俞可平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前院长

  主持人: 王振民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承办单位: 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 清华大学法学院

  协办单位: 法制日报社

  

  王振民: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法学会和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法学创新论坛第4讲。首先,介绍出席今天讲坛的领导和重要嘉宾: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飏女士,刘飏女士是中国法学界的“大家长”,是我们中国法学创新讲坛的创始者,在去年刘部长代表中国法学会和清华大学党组书记胡可平教授也是在这个楼签订了中国法学创新讲坛的合作协议。刘飏部长和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亲自担任讲坛的组委会主席。今天是讲坛的第4期,刘部长前三期都出席了,而且作了重要讲话,今天刘部长仍然出席这个讲坛,但是她想进行一次创新,就是讲话会议的程序,她今天不讲话了,我们非常感谢刘部长牺牲星期六的休息时间,作为一名听众和大家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宴。最后我们有一个环节,会请刘部长和各位嘉宾颁发纪念牌,我们再次对刘部长的出席表示感谢。

  下面我们要热烈的推出这次讲坛的主讲嘉宾——季卫东教授,季老师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到日本留学,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就任京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6年升为终身正教授,一直到去年回国,从1991年到1992年,季卫东教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曾经被遴选委社会学国际协会、法社会学研究会指定理事,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法社会学研究会理事,亚洲太平洋论坛研究委员会委员,中京财团比较制度研究所研究员等等。自去年季卫东教授正式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担任院长,他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今天还有三位重要级的评论家,这次讲坛确实有很多创新,一是刘部长不再讲话,还有就是今天评论的嘉宾,除了法学界,还有政治学界、经济学界,这也是以前没有的。第一位是俞可平教授,他是政治学博士,也是政治学和哲学双学科的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公民社会。俞老师,大家非常熟悉,他有一本著作叫《民主是个好东西》,今天我们刘飏部长对他提出一个挑战,她说她要写一本“法治是更好的东西”。下一位评论嘉宾是张维迎教授,大家非常熟悉,他是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4年到1990年曾经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张教授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我相信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拜读过张教授的著作。这两位是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对季卫东教授的今天的演讲进行评论。下面还有一位是法学院的前任院长王晨光教授,王晨光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曾经执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员,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诊所法学教育委员会主任,他的研究方面主要是法理学、比较法学和法社会学,今天一位主讲,三位评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议程,我们除了主讲嘉宾和评论嘉宾之外,我们今天出席讲坛的还有非常强大的阵容,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老师,外联部主任谷昭民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主任、《中国法学》副总编辑李仕春主任,今天还有兄弟院校的在座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王锡锌教授,其他的专家就不一一介绍了。

  下面,有请季卫东教授发表他的学术演讲,题目是“法制重构的新程序主义进路”,今天我们全面系统的听听季老师对法制重构的观点。

  

  季卫东: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中国法学会和法制日报社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跟各位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高兴。同时,也感谢俞可平教授、张维迎教授、王晨光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研讨会。大家都知道,明年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回顾这一段历史,如何重建共和,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讨论共和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健康的政治体制,是中国人100年来所追求的非常重要的课题。而这样一个主题,现在重新提出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是在1990年中期之后,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非常本质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从1980年的改革开放开始,记得当年张维迎教授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曾经为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奔走呼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第一,社会开始出现了利益集团的分化。2002年中国政府报告,前总理朱镕基曾经第一次使用弱势群体表述,也就是意味着至少中国开始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这样一种阶层的分化。这样的分化一旦出现以后,必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提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价值取向上也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变化。也许大家都读过林志军和马立诚两位资深记者出版的一本文集,题目就是《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从一种声音到五种声音,这是一个价值观多样化的非常形象的表述,即主流的声音、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和民主的声音。我们知道俞可平教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民主是个好东西”,进行了非常好的概括。也就是说,在1990年中期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变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开始存在着多元化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一元化下出现共和不太可能,只有在多元状态下,共和的问题才能被提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原来的法律制度的设计是以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为出发点的,既然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那么制度建设也要重新加以审视和考虑。我们注意到,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很多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的延长线上开始关注法制问题。从钱颖一教授提出的好的市场、坏的市场,这样一个命题,好的市场需要有法制作为支撑,到张维迎教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专门出版法学方面的专著,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制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中国法学创新讲坛也同样是顺应这样一种时代的变化。

  第二,从世界格局来看,也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生一些变化。大家一定会记得,在冷战结束之后,曾经有一位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历史的终结”,认为从此天下会出现价值观一统的局面。但是很快这样一个寓言就被现实击碎了,在1992年亨廷顿就发表了非常著名的论文《文明冲突论》,虽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但“9·11”、伊拉克、阿富汗等事件冲突中不断证明文明冲突的存在。在这个时候出现关于价值同盟的主张,这样一种格局与全球化的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存在着几个关系的。中国政府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化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在国际政治的层面是如何在价值观利益冲突中形成和维护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无论从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价值观的冲突都是一个既存的事实,问题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怎样来实现共和?实现和平共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很容易产生利益倾向,当不同价值观出现的时候,当冲突升级的时候,一种很自然的条件反射,人们首先会固守自己的价值观,会特别强调身份认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无论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还是对核心价值的强调,都可以看到一种重新确认、重新强调实质性价值的趋向,在中国都正在出现。这样强调实质性的价值,当然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不得不提出,它的结果很可能是危险的。如果我们仅仅在地方层面强调实质性价值,强调不同价值之间不可能达成共识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割据的状态,其实这种状态早在1955年就有人提出来过,叫做新的中世纪。在1977年,沃菲斯再次提出,当全球化发展导致民主国家主权体制发生动摇的时候,结果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回到新的中世纪。

  1990年中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在后期很可能回到新的中世纪。如果我们试图推动现代化,实现一个国内市场的整合,以及全球化市场,显然这个趋势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在地方性支持知识层面强调实质化,很可能导致我们国家的碎片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并存,是以主权国家为框架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无论是信息的全球化,还是经济的全球化,都使得这样一种主权国家的体制本身发生了动摇。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强调实质化的价值、如果强调各自的实质性价值的话,很可能导致的恰恰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围绕价值的国家战略。我们在一个普适的角度来考虑实质性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必然会导致一种非常强劲的趋同化的趋势。如果是真正我们所理想的天下大统的状态,当然很好,但是我们知道天下大同在《易经》是一种群龙无首、是一种自由、多元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强调实质性价值,确实存在着理论上的困境和各种各样的现实。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价值,我们必须处理不同的价值,处理价值问题主要有三个基本方式,其实米歇尔?桑德尔教授曾经做过分析,我们在这里做一些延伸。

  第一,功利的方式,功利的价值观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把人的快乐和不快乐作为道德的函数,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作为正义的标准,这就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况,而这种社会状况就是功利的有形的表述,可是人与人的快乐不一样,比如一个3岁的小孩喜欢吃土豆片、喜欢玩电子游戏机,你把他关在屋里,让他吃土豆片和玩电子游戏机,他是不是会很高兴?其实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还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测量人民的快乐感,这是当时功利的看法。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盲点或者弊端,就是少数人的权利、少数人的价值诉求怎么处理?桑德尔教授曾经专门指出,比如在古罗马基督教被认为邪教。与一个野兽发生格斗,很多人观看,那这是不是这些人最大的快乐。在中国大家耳熟能详的波斯纳,他曾经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一些主要命题和功利有关的。这样一种功利计算的价值,就是把市场经济作为功利主义的前提。我们知道和中国曾经流行的功利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功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某种主流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先把馅饼做大。我们可以看到功利主义在很长的时间支配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另外一种价值取向,就是自由至上论,它和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多数与个人的关系,显然少数是可以成为牺牲品的。但是对于自由至上论来说,一个个人和地球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不能成为社会整体目标的牺牲品。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自由至上论都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发展的对价值观的需要,桑德尔教授特别强调的是另外一种主张,特别强调作为公民个人的身份不同,强调的对于共同体的责任,通过这样的方式克服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使这个社会的公共性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实现。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进行追问的,一个道德共同体,一个价值共同体的另外一面,他的共识在哪儿形成?即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忽略不计,那么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不同的价值,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民主国家这样框架之内是绝对无法回避的。

  桑德尔教授在他阐述自己主张的时候,当然他有很多思想非常深刻,影响力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论稿中、在他的讲演中曾经强调回到美国建国时期的共和主义,强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他的共同体、道德论的支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桑德尔教授强调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目的和名义的时候,他强调的侧面,特别强调的是公民对于共同体目的的责任,以及从名誉的角度出发,而产生的对伦理的要求。所以,以这个视角来为自己的理论进行正当化的论证。但实际我们可以看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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