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66 次 更新时间:2004-08-12 2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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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尽管西方国家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已经消除,法理上的种族平等也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在观念上,传统的种族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以敌视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新种族主义,仍然有所发展。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往往不是以种族优劣论,而是以相对主义的种族(或“文化”)多元化为基础、以强调“差别权”的方式提出来的。这似乎不像是以往所说的种族主义,因而特别具有欺骗性与危险性。法国的勒庞们鼓吹反犹,但并不是像希特勒那样直接谩骂犹太人,而是声称“我们的人民有捍卫我们特性的权利”,谩骂所谓威胁了“差别权”的“世界主义者”。臭名昭著的前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不仅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同化”黑人的念头,反而一直在鼓动“黑人独立”,大力扶持“祖鲁文化复兴”之类的“传统复兴”组织。这些组织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

    

  在种族主义发生了如此蜕变———从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从主要表现为种族的优劣,到主要表现为“对无差别或失去本性的惊恐”,又表现为“对差别的赞扬”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反对当今的种族主义?

    

  在评述法国思想家塔吉耶夫关于种族主义的两分法的基础上,秦晖认为,新种族主义不只是一种“偏见”,而是一种强制性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反差别”的种族主义(如种族同化主义),还是“爱差异”的种族主义(如种族隔离主义),其要害,正是其侵犯人权和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强制性。因而,真正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必须反对在种族或“文化”问题上的一切强制:既反对强制同化,也反对“强制反同化”。———编者

    

  福利国家、全球化与种族主义

    

  20世纪以来,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效应,产业转移与升级、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多数人口的中产化、白领化过程。传统的阶级矛盾趋向于缓和,而种族矛盾相对更为凸显。同时国际上的穷国富国矛盾或所谓“南北矛盾”,在存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种族

    

  塔吉耶夫矛盾。这样,种族问题便超越“阶级”问题,成为发达国家政治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同时,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种族主义之活跃,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种族问题当然也有政治、经济上的“平等”与否的内容,过去人们常说的政治上的“民族压迫”、经济上的“民族剥削”,就是以这类内容为基础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种族问题也包含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认同与否问题,即人们通常说的“种族偏见”。制度上的种族不平等与文化上的种族偏见,都源远流长,其来已久。在我国古代,前者有元代所谓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制,后者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同时,过去盛行的论点也偏重于强调两者的联系。自由民主论者方面也常常主要从制度层面考虑种族问题,例如解放黑奴、取消种族隔离等等。

    

  近代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普世主义性质的运动,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两者也都为从制度上解决种族矛盾而绞尽脑汁,并作出了许多成绩。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与失败依然共存。冷战后,一方面是苏联的“民族自治”模式在中东欧完全失败,许多国家爆发了民族冲突乃至“种族清洗”,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尽管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早已消除,法理上的种族平等也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乃至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但在观念上,种族主义,包括传统的种族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以敌视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新种族主义,如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汉斯与“白澳主义”(原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在澳大利亚推行的限制非欧移民的政策,起初主要针对的是华人淘金者,澳大利亚独立后,官方延续了这种排外政策,1978年宣布废除。近年来,又有所抬头,不过重点已从亚裔转向阿拉伯裔。——编者注)、法国的勒庞现象等等,仍然有所发展。

    

  西方知识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皮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的《种族主义源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出生于1946年的塔吉耶夫是法国国立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与项目主任,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与政治思想史学家。作为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后起之秀,他对“进步观”、世界总体走向的探讨受到广泛注目。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以欧洲尤其是法国反犹、反闪米特(西亚和北非说闪含语系闪语族诸语言的人的泛称,得名于犹太经典《创世纪》所载的传说,称他们为挪亚长子闪的后裔,此处专指犹太人。——编者注)思想与行为的历史分析为基础,对种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据其自述,其研究的目的是要理清种族主义各个阶段的变化,总结影响反种族主义运动成效的教训,以便使这一运动能够适应种族主义本身的变化,形成与时俱进的、更有成效的战略。他因此成为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公认的权威学者,在这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偏见的力量:种族主义及其双重取向》(2000,已有英、德译本)、《1940-1944年间的反闪米特主义》(1999,与G.考夫曼、M.雷诺阿合著)、《反闪米特主义的兴起》(1995)等等。

    

  塔吉耶夫在种族主义研究问题上最主要的创见,是他关于“从生物学上定义”的血统种族主义和回避了血统问题而强调历史差异的文化种族主义的两分法。在他看来,前者强调的是一个统一的体制,该体制明确规定各血统群体的不平等地位,并因此构成“高贵族”奴役、剥削“低贱族”的种族式阶级关系。而后者不强调、或者说并不需要强调族群划分的血统基础以及贵贱等级,只是突出文化不相容,要求“各过各的生活”而实行隔离政策,把贵贱之间的剥削关系变成甲族驱逐乙族的关系。他的《种族主义源流》一书就是围绕这点展开的。实际上本书是他以上著作、尤其是《偏见的力量》中所作大量研究的一个理论性的浓缩本,言简意赅,是集中了作者长期研究成果的一部精华之作。

  

  种族主义: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

    

  与同类著作相比,塔吉耶夫对种族主义历史的基本见解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塔吉耶夫明确提出了近代种族主义与一般的种族歧视思想之不同。他反对那种把种族主义过分泛化、把它与古已有之的种族偏见和种族压迫混为一谈的说法。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它以近代科学产生时期西方的一些“科学”化了的人文研究为源头,例如从林耐、布丰等人建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分类学扩展出来的人种进化论与种族分类学、贝尔尼埃的人文地理学等等。他认为:“种族主义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然而另一方面,塔吉耶夫似乎认为“文化”是有优劣的。因此他特意批判了那种把文化定义为“族性(种族性或民族性)”的文化遗传学说或文化基因学说。他指出:“传统种族主义的基本设定,即将种族和文化的相提并论(或是“一个种族,一种文化”的公式)遭到经验的驳斥”,并肯定克罗德·莱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多样性不从属于生物学多样性”的见解:“人类的文化远比人种要多得多,因为一方面数以千计,另一方面数以个计:属于同一种族的人创造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可能远远超过种族远离的人群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当然,莱维—斯特劳斯从这一点导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塔吉耶夫不同意的。如下所述,他认为极端的文化相对论虽然可能打击了旧种族主义或血统种族主义,但却给新种族主义或文化种族主义开了大门。

    

  比近代科学更早,中世纪晚期的世俗化或过去所说的“人文主义”潮流,也导致了种族主义或“前种族主义”的兴起。在塔吉耶夫看来,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太倾向是基于信仰的。它排斥的只是犹太“异教”。因而犹太人只要改宗基督,根据《圣经·加拉太书》论述的普世基督徒平等原则,他就不该再受歧视。但是15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淡化了信仰至上,却并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还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在的反犹则是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血统不纯”,即使改宗基督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因而反犹运动便由企图同化犹太人(诱逼犹太人改宗),发展为隔离、驱逐乃至消灭犹太人。塔吉耶夫指出“纯粹血统”论与基督教的普救论思想背道而驰,它是世俗化产生前种族主义的体现。

    

  继世俗化之后,塔吉耶夫指出启蒙运动的反正统宗教倾向同样强化了种族主义。尽管塔吉耶夫承认,正是启蒙运动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导致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是他强调,启蒙运动具有“反奴隶制与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大师反对基督教正统神学关于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人类同源论,主张人类多源论,因而把黑人看成异类,其与白人之别,有似于人与猿之别。

    

  但是同样,把黑白人种之别与人兽之别乃至生物非生物之别相提并论,认为这都是造物主有目的地造就的神定秩序,这同样也是正统神学的主张。而且启蒙运动也正是由于挑战了这种主张而导出自由平等博爱与废奴之说。因此作为“原材料”的“思想资源”的建构功能似乎是多种多样的。正统神学中平等普救论与神定等级论之间的张力,恰如启蒙思想中人权平等论与人种多源论、废奴主义与歧视黑人之间的张力一样。因此,任何把后代各种思想机械地溯源于前代相应思想的“学术谱系研究法”,很可能是靠不住的。真正的思想家总是面对他特定的问题去利用各种“原材料”。同样的“原材料”在不同倾向的人那里,可以导出不同的“主义”,正如不同的“原材料”可以导出类似的“主义”一样。这与塔吉耶夫指出的种族-文化非对应性(同种可以异文,异种可以同文),同样发人深省。

  

  种族主义与文化多元论

    

  第二,更重要的是,塔吉耶夫针对现代或当代种族主义的批判,尤其指向一种他所说的“多元论或强调差别权的新种族主义”。塔吉耶夫指出,如果把种族主义仅仅定义为以种族-文化遗传基因的优劣判断为基础的种族等级论,那么这种纳粹式的种族主义,在当代如果说尚未完全消灭,也仅限于几乎毫无影响的、极其边缘化的“过去的残余”了。对此进行艰苦的批判工作,几乎成为多此一举。但是,问题在于当代种族主义往往不是以种族优劣论、而是以相对主义的种族(或“文化”)多元论为基础、以强调“差别权”的方式提出来的。这使其似乎不像是以往所说的种族主义,因而特别具有欺骗性与危险性。在“主张差别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文化差别的权利”的立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条件下,当代例如在法国,已经出现了“不明言的种族主义”,“这类种族主义既不靠近不平等,也不走向生物学上的种族。这类种族主义不援引纳粹的学说。这类种族主义既不出口伤人,也不明确呼唤仇恨。”

    

  塔吉耶夫特别分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有影响的法国人类学家克罗德·莱维-斯特劳斯。这位思想家在批判种族优劣论方面作出过贡献,但是“在莱维-斯特劳斯所捍卫的激进文化多元论的价值观中,无条件的标准是为保存文化多样性采取行动。这个立场我称之为差别论。结果是种族中心论导致的不宽容在人类学家看来拥有一种积极的价值,因为它起着既是保守的,又是差别性的机制的作用”。莱维-斯特劳斯主张:“人类社会的这种多样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每一种文化对抗周围的文化,表示其差别,总之是显示自我。”这可以说明各文化之间的“相对不可交流性”,以及将文化之间的“一定程度的不可渗透性”升华为价值和标准。某个人只要声称为一种文化的代表,就可以突出一些价值,对此保持自己的“忠实性”,并且“部分地或完全地”对其他价值,对其他文化选定的价值表现出“无动于衷”。莱维-斯特劳斯认为这是合理的。他甚至主张:“一切真正的创造都带着对其他价值的一定的听而不闻,甚至予以拒绝,如果不是全盘否定的话。”

    

  莱维-斯特劳斯本人也许并非政治上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正如塔吉耶夫指出的:这种主张“有助于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以科学的名义’为一些与文化特性的专有性和民族特性的专有性相关的不宽容形式翻案。因为大家知道,当代的新民族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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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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