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8 次 更新时间:2010-11-16 19: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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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美国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出版公司于2010年9月在上海联合召开了一场“市场深化与中国社会转型读书研讨会”,主要讨论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新著《市场的逻辑》和中央电视台电视系列剧《公司的力量》提出一些市场化改革的重大议题,并以此为引子,进一步探讨未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会议主办方授权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本次会议的发言记录。此处为上半部分——张维迎教授本人的发言(下半部分是其它参会者的发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市场道路的基础

  

  首先,我想谈一下市场道路的基础。我自己慢慢认识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看到,人类其实有史以来都在追求幸福。不同的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有钱幸福,有的人觉得有权幸福,有的人觉得自得其乐就是幸福。但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这不需要我多讲。亚当•斯密讲的道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想换一个角度:你要让自己获得幸福,首先要让别人获得幸福,这是一个逻辑,也可以变成一种道德。什么样的道德?任何使别人不幸福而你自己幸福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例如,做企业,客户不满意、不舒服,你一般也不会舒服。当老板,员工不舒服,你也不会舒服。人类走到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成交”,你我先打,打到最后,两位觉得不是很好的办法,我们就“交”,即交换、互利。

  从历史来看,最近的例子是日本和德国,试图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用第一种方式获得幸福。战争失败后,日本和德国又是如何重新强大的?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用交换的方式使自己幸福。

  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市场运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自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自有、私有和产权,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

  与此相关的,我们过去一讲到市场,讲到理性,尤其是在学术界,特别容易认为这是西方来的概念。我觉得需要纠正这个错误。其实这个思想的逻辑和孔子、老子讲的古典中国的思想非常一致。特别是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这恰恰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市场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不是好的。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我觉得和我刚才讲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包括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这恰恰都是我们思想基本的道德基础。

  世界上最早提出自由主义的可能就是老子。这是有一定考证依据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然放任思想是来自法国的重农学派,当时亚当•斯密给苏格兰财政大臣之子做家庭教师,曾陪同他在法国巴黎待了一年半,从而了解了重农学派。当时重农学派在法国很流行。它有两个主要思想,一个是财富来自于土地,另一个是是自由放任。他们的自由放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当时,17-18世纪,很多中国古典思想被翻译到法国,包括《论语》、《道德经》等。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吸纳了中国的古典思想。根据考证,“无为而治”这个词被翻译成了德文。所以我想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不要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理念是西方的东西。

  我还想强调一点。马克思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中国等东方民族是野蛮民族。当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无意中就承认我们低人一等: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专制、非理性、不文明、集体主义等。这一思维潜在地影响了我们很多年。到了今天,从全球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要研究这些思想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既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应该客观地重新评论这些问题。

  

  利润与责任

  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责任制。我们知道科斯把市场和企业理解为替代关系,市场的交易成本高就需要企业,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而是市场的新方式。市场要有效,要为大家创造价值和财富,有一个前提就是,陌生人之间应怎样建立信任?如果陌生人之间没有建立信任,市场不可能出现。中国古代的皇帝之所以可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商鞅的连坐制非常重要,一人犯法株连九族,这样大家就不敢乱来。现在的市场经济也是连带责任,但是基于契约而非血缘、地缘关系。我们每个人选择加入一个组织后,就和别人形成一个连带责任关系。

  例如,一个企业的老板,对所有的企业员工承担连带责任。你开一家餐馆,不管哪个员工出了问题,使客人得病或是食物中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是一个汽车厂家,汽车的哪个零部件出问题,最终厂家都要承担直接责任。有了这样的连带责任,就形成了层层的监督机制,然后我们的社会才有信任。

  过去我们说市场是汪洋大海,企业是岛屿。市场,不可能离开岛屿,也就是离开企业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上,企业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市场也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建立的信任,可能有全球市场吗?不可能。所以企业和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企业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如果这个说法对,很多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了。

  一个企业有无数多的子企业、下游企业,每个企业都在进行价格控制。如果企业很多,我们谁都记不住,所以总有一些领头的企业,但只是少数几个。寡头企业背后,又有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所以企业的责任是一层层建立的。这是古典经济学对完美市场的定义。中国刚刚制定了反垄断法,但问题已经很多了。像郭京毅收了苏泊尔的贿赂,那是一个做电饭煲的企业,电饭煲企业的并购还要政府批准,这就是创造腐败。我理解的垄断,只有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性命令涉及的行为才叫垄断,否则就算是再大的企业也不能叫垄断,因为随时有人盯着你,随时面临破产的危机。

  另外,我们现在谈社会责任,有一句话说,利润是一种责任。只有你有能力承担责任,你才可以赚钱。你能为自己承担责任,你可以做个体户;你可以为一百人承担责任,你可以办一个饭馆;你可以为一万人承担责任,你可以办一个大企业。像乳品企业,如果你无法监管奶农、无法监管三聚氰胺,那你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另一个例子是互联网,互联网发展很快,但是互联网承担的责任不清楚。如果一家奶厂发现三聚氰胺,所有的奶厂都紧张。但是互联网媒体上出现假新闻,却没有人紧张,很奇怪。传统产业,无论是牛奶还是企业产业,都是有制度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企业都要负责任。而如果网上出了假新闻而没有人负责,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去管理。如果我们规定,互联网企业对于其刊登的任何消息都必须承担责任,那自然就会有一些措施了。如果一个网站有很多虚假信息,或者搜索引擎垃圾特别多,别人可能会建立另一个网站,比它更有效地筛选出有用的信息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了。

  我们一定要理解市场信任是怎么建立的,责任制度是怎么运行的,由此评价现在市场当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哪个行业、哪个市场责任制度建立得比较好,运行得就会比较有效;哪个市场责任链会断裂,哪个市场就有问题。

  

  市场与改革

  我再谈一下对改革的看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有什么不一样?过去我们理解,公有制财产是集体的,私有制财产是个人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解有问题,我们实际上要看权利的依附。在任何一个体制之下,权利都是人行使的,除了人还有什么能行使权利?唯一不一样的是,在公有制下权利是依附在职位上的,在私有制下权利是依附在财产上的。我觉得,这是惟一的区别。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农村开始的变革:农民有了权利,可能就不理当官的了。以前我在农村的时候,要去外地还要人民公社开证明。后来我有了权利,就可以自由旅游了。

  在国外和国内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改革证明产权理论是错误的,或者说对产权理论构成了挑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中国改革没有对产权理论形成任何挑战。

  第二点是,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改革的过程,包括哈耶克研究的市场法制秩序。很多改革不是人们精心设计的,而是改革当中逐步形成的,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我们当初认为错误的东西,有的变成我们改革最终的积极力量。我觉得这本身就反应出市场的固有魅力。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议,“摸着石头过河”等,可能受到的批评较多。我觉得,你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市场经济,你就不需要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恰恰因为我们不能设计。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推倒第一张骨牌,非常重要,但后面演化出来的东西,是人们不断积累所形成的。

  例如价格改革,我很清楚,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是怎么进行的,不可能计算出一个正确的价格,价格是计算不出来的,如果能合理地制定出价格,那就不存在价格了。最终,市场本身走出了它的路,实行了“双轨制”,1992年之后彻底放开了,这就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中国改革最有意思的经验,就是善于利用自发的力量,将自发的东西最后慢慢合法化,这是改革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功的方面。我觉得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和哈耶克的理论是非常相似的。他谈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不是因为我们无能才这么做,大家都是这样的。苏联用整体设计的方案来做,出了问题。苏联的财富收入差距比中国还要大得多。其改革的目的是平均分配,但无法做到完全平均。有的人拿到的股权不值钱,他就扔了。有的人拿到的股权非常值钱,他就暴富了。关于改革,我特别想强调这两点。

  

  经济学的未来

  

  第三点,我再强调一下未来的增长问题。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而后来的经济学忘记了很多基本的东西,研究分配问题而不是增长问题。看亚当•斯密的书,其实很简单,财富怎么增长?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包括生产力的提升。过去200年间,由于市场分工的存在,人类技术进步得最快。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利用外部市场,参与全球分工,这一点做得相当好。

  下一步的问题,可能就是发挥我们国内市场的潜力。亚当•斯密1776年说,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并不亚于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起飞的时候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20%。英国200多年前占世界人口的2%,美国起飞时是5.5%左右,而中国是在占世界人口20%的规模上来完成工业化的。我还算了另外一个指标——GDP。很有意思的是,按国家来算的话,广东排到世界第18位了,比印尼、南非、波兰都要大。河南在中国各省中排第五,在世界上排第37,比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要大。

  我要提几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规模太大,国内市场的潜力就无法发挥。地方政府一主导,交易成本就会非常高,发展潜力就没有了。我还想强调一下,现在老是说“扩大内需”,这是很不对的。国内市场和内需不是一个概念,内需是宏观经济的概念,国内市场是微观经济的概念,扩大内需是政府做的事,开放国内市场是企业家做的事。现在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好像我们扩大国内市场就是扩大内需,减少储蓄,扩大消费,这些都是不对的。开放国内市场,从古到今都是企业家的事,没有凯恩斯之前,市场已经很大规模了。只要让每个企业家有信心、有动力、也有压力去做这个事就行了。未来中国应该用企业家精神开发好国内市场,但现在限制企业家发展的障碍太多,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看到新一波的移民浪潮在兴起,这么多的企业家忙着把家人带到国外去,哪有心思开发市场?

  第四点,谈一下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我原来也有一个观念,觉得科学总是在进步,越到后面越好,昨天我们发表的文章肯定比去年更前卫。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科学不一定总是在进步,哥白尼16世纪提出的日心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也曾提出过。经济学也有类似之处。在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因为技术上的完美,使得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从经济学本身来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衣服修修补补,已经穿了一百多年,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越来越多,可能是技术修补,也可能会有一个行为范式的变化。我刚才提到亚当•斯密的模式,就是内生增长模式,但我们后来却把这个忘记了。未来的经济学还会有变化,我认为在中国,还要有很多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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