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提醒人们注意：如果农业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远远慢于工业体制，必然导致前者适应总体经济策略变化的相对竞争力不足，“农业之秋”可与“工业之春”在一个经济里同时并存。

“春天里的秋天”是怎么来的

我对于中国台湾地区农业的研究兴趣是从1987年开始的。当时，曾经专赴厦门，利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资料，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农业进行研究，并写成研究报告。90年代又访台，研究重点是70—90年代高经济成长中的农业发展。因为台湾农业从70年代开始的转折，正与60年代末的“农业危机”相关，所以也曾与不少台湾学者谈起当时的那场“危机”。

60年代是台湾这条“小龙”经济发展史上很辉煌的时期，台湾地区的工业、出口和GNP从60年代初开始高速成长，在后5年内达到GNP平均攀升10%的速度，而工业产出平均增长达到了18?2%。然而到了60年代末，工业上这种生机盎然的春天，却嵌入了农业大衰退的萧瑟景象。台湾学者谓之：“一个‘农业的秋天’，正在‘工业的春天’里来临。”

在工业高速成长中出现农业衰退，台湾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台湾相当多数的学者指出，台湾农业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过程中经济资源在工业之间的分配失衡，这是台湾当局长达20年的“挤压农业政策”的必然结果。

一般而言，这样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我们不禁要进一步发问：“工业挤压农业”或许可以说明台湾农业何以趋弱，却怎样解释台湾工业可以增强呢?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内地，都曾以政府管制的低价农产品通过低工资和低价原料来喂养工业，似乎就没有压出一个能够带动真实国民所得快速增长的工业来。

通过分析就可以看出，台湾工业能在20世纪60年代高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台湾出口导向的高速工业化和一整套自由化经济发展策略。而高速发展的工业从两面夹击农业：工业一方面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占用大量农地，使农业工资激增，农地价格昂贵，从而使农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一方面以其快速增长带动的国民收入快速提高，使农产品需求大大改变，初级农产品需求比例下降，肉、鱼、蛋、奶、果、菜需求比例上升。这种需求与成本的两面夹击是非常沉重的。与此同时，传统的偏向城市的政策不仅分配上挤压了农业，而且从体制上捆住了农业的手脚，使之无法对市场化驱动下高速发展的工业和国民收入增长作出充分反应。

所以，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提醒人们注意：如果农业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远远慢于工业体制，必然导致前者适应总体经济策略变化的相对竞争力不足，“农业之秋”可与“工业之春”在一个经济里同时并存。这样看来，台湾农业同一时期的发展滞后和衰退，正是工农业两套不同经济发展策略及其相关政策制度安排彼此冲突的结果。

研究内地农业的专家也总在谈“农业危机”，不过有了台湾农业的参照，就可以区分危机的不同类型和成因。危机可能是“传统型”的，就是农业的绝对落后无法对付人口增长的压力；也可能是“现代型”的，也就是台湾那种情形——面对工业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本需求两面夹击，无法形成新的农业产出组合，农业因缺乏转型能力和提高效率的能力而进入衰退。

工业以近20%的速度增长，农业在受到挤压的同时又受到冲击，这种情形是唯有新兴工业地区才有的。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内地，农业问题包含着多重含义。在一些地区，可能仍是传统性冲突；但在另一些地区，比如沿海地区，工业已经由市场机制主导而高速成长，其农业问题就与台湾农业出现过的情形十分相似，实在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摒弃挤压农业的政策

台湾的农业危机并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扭转了早期挤压农业的政策方向，选择了支持农业增长、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的基本取向，所以就有了农业发展到今天比较可观的局面。

在访台期间，我走访11个家庭农场/牧场，调查了4个大型农业企业(Agribusiness)，参观了一批农业科技研究机构和基层农会、一个生猪拍卖市场，还在超级市场目睹了比美国超市甚至还要丰富诱人的食品种类，自觉“大开眼界”，看到了东方小农现代化的潜力和前景。

不过，在分析台湾20年来在农业上的政策制度安排时，我们发现，台湾在70年代初转变农业政策方向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举废除肥料换谷制度，取消实施了20年之久的“稻谷隐蔽税”。

——推动农地流转和重组，以扩大农户规模经营。

——动员财政资源投向农业，从技术、资金、教育培训以及运销服务等方面增强农业基础，建立起以地域性农业服务组织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支持系统。

——农政管理部门逐步退出对某些农产品和某些产品经营环节的直接控制，转向利用市场机能调节农产品供求，以维护市场机能为工作重心。

——制定了具有某种保护主义的稻米价格政策，以保证获得粮源和保证农民收入。

在评价这些政策对于日后台湾农业发展的意义时，我对于废除肥料换谷的政策给予首肯。过去，台湾农民必须按官定比价，以低价稻谷换取官定高价化肥，实际上等于缴纳不合理的暗税。这项制度被取消，连同取消随田赋附征的其他杂捐，台湾农民自1973年起税负减少了20%，大大增加了所得。更为重要的是，肥料换谷对于稻谷生产的强制性干预也随之消除，使农民比较容易校正生产资源的不当配置。肥料换谷政策的取消，摘除了管制农业的中心一环，大大放开了农民的手脚。

然而，台湾在摒弃挤压农业政策、取消肥料换谷后，又发展起一套颇为繁杂的农产品价格管制体制，从保护农民收入的角度干预市场。我认为，这种非市场导向的做法，同样削弱了市场把生产和消费灵活有效联系起来的力量，带来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此外，台湾农地流转的政策调整主要局限在农地农用的范围内，农地转非农用机制不够灵活，因此未能根本扭转农地流转相对经济需要严重不足的局面。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农业经历了政策制度环境的重大转变，以渐进的和连续的方式实现了体制转型，保障了农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但也保留了一些不对称的政策制度安排，影响到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增长的长期特性。

猪、米、果菜“三分天下”

对于从昨天到今天台湾农业中农产品的增长情形，我的评价各不相同，依我之见，可称生猪、稻米、果菜“三分天下”。

台湾的养猪业，那种变化确实是革命性的。比如今天你可以在台南看到不少农民饲养大户，一户每天要从饲料公司进二十多吨饲料，仅凭电话就可以毫不担心地等待准时送货上门；比如台湾一个县的生猪拍卖市场，每头猪像“选美”一样从展示台悠悠走过，参加拍卖的买主以电子报价器确定价格，然后最高的买价被印在猪身上，待宰的生猪便定下了买主；再比如总部设在台北的大成长城公司，当年从台南一家很小的黄豆作坊起家，如今已经发展成台湾最大的现代化饲料公司之一，不仅在台湾岛内占有大量市场份额，而且已把分支机构设到了内地的上海、沈阳……

如今，台湾农家庭院的副业式养猪已经发展为现代化的猪产业，总产值超过过去第一产品稻米的产值，占了台湾农业总产值的1/4，是成长最为强劲的台湾出口农产品。

据分析，台湾养猪业得以腾飞，除了得益于当局较多的科研投资、运销网络建设和台湾饲料进口等制度环境因素——后者使养猪业受到较少管制，有利于农企业自由进入，以“农企业＋规模养猪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台湾完成了养猪业的转型可说是功不可没。

台湾果菜业的发展也十分有趣。据说过去台湾是不产苹果的，市场上的苹果全系美国进口，后来技术专家们在山区气候相对寒冷的高山地带试验苹果栽培，数年后取得成功，通过地区性服务系统在岛内推广，现在台湾自产苹果已经能够出口了。在过去的20年内，台湾果菜业在园艺化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不仅总量提高，而且品种倍增、质量上乘，除了能产苹果，还生产改良梨、杨桃和莲雾等，成为台湾农业中产出最大的分支。不过台湾果菜业仍有值得反思之处，主要是生产模式仍以“农户＋地域性服务”为主，其企业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发达，而这正是缘于农地制度妨碍公司进入的不良影响。

那么，台湾最重要的农产品稻谷的情形如何呢?因为稻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台湾工业化带来的工资大幅上升后不可避免地失去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稻米需求也在下降。很明显，台湾的稻米应逐步减产，同时腾出资源用于别种生产。但我觉得，台湾的稻米减产速度似乎仍然嫌慢，究其原因，正是价格保护政策起了负面作用。

所幸中国台湾地区实施稻米保护的财政基础还不像日本那样雄厚，因此官方保价收米仍有限制。这样，还有一部分市场压力能够传导给稻民，令其早一点减产、转产，不致闹得像东邻日本一样被动。

在新时期台湾农业“三分天下”的局势中，我的归纳是养猪业最佳，稻业较差，而果菜业位居其中。总的看来，农业制度安排的不平衡，影响了台湾种植业适应时势作出调整，也导致农企业进入不足，使种植业更多地保留着“政府＋地域农会＋小农户”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可以维持社会公平，也被证明有能力达到在亚洲领先的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但参与国际竞争却受到影响。

近些年来，台湾农业贸易从过去的顺差转成逆差，平均年度逆差达十几亿美元，正是其农业缺少新的足够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总体下降的结果。依我之见，未来的台湾经济发展，将长期承受这种政策制度安排偏差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彼及此

从台湾反观内地，值得深思之处颇多。恰逢“九五”计划第一年中国“农业热”再度升温，以我多年研究农业发展之心得，坦率地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农业应付高速经济成长的根本途径有两条：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成长率和改变农业产出结构。为此，必须解除束缚农业增长的长期政策制度安排，特别是停止“粮食暗税”。相应的，还需利用国际市场的出口体制，适时增加农地产权流动性，以及对于农产运销体制进行改革，并积极鼓励现代企业进入农业。

第二，以价格补贴来保护农民利益，与低价征购一样，从长期看不是个好政策。价格补贴无非是从另一极端扭曲市场格局，最终只能导致农业生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退化。内地目前还未走上这一步，应以此为借鉴。

第三，台湾20世纪70年代后农产品贸易急速上升的教训也特别值得内地吸取。内地产品近年的进出口增长迅速，结构也有变化，但仍须当心新的出口农产品开发后劲不足。出口品相对优势的变化中，真正可虑的是“中国怎么大量进口原来的出口品”、“中国怎么没有更快地出口新的出口品”。但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打通各省区间的农产品贸易，以利于各地发挥比较优势。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