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论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2 次 更新时间:2010-10-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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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通常被理解为他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许多激烈批判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言论。这只是表现出他在某种特殊情形下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一方面的认识,列宁还有更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设想和实践。他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也给我们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本文从列宁各个时期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中,力求把握他关于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和理想,总结了列宁首次实践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 列宁 新闻政策 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是列宁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憧憬的一种新闻出版政策,因为他生长在沙皇俄国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都被看成是政治罪而受到惩罚。[1]列宁本人早期在国内从事的写作和报刊活动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多次被沙皇警察破获而坐牢和流放。

因此,列宁1896年在流放地起草的党纲中的最低纲领中就提出了实现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九条具体目标。后来在1899年和1903年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绝对的出版自由”(又译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2]被列为党的最近的奋斗目标之一。这种表述,直到1917年6月列宁为党的六大写的修改党章的材料,没有改动过,其行文是:“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3]

列宁1896年就实现政治自由的意义写道:

“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4]

二十多年后的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再次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

“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5]

这里面显然带有思想的连续性。为了全面理解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需要回顾他关于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全部论述。

一 列宁十月革命前为什么赞扬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

谈到列宁论西方国家的出版自由,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西方出版自由的激烈批判和几乎完全否定性的言论,列宁这方面的言论均是十月革命后发表的,当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被国际帝国主义包围,遭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而列宁十月革命前许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如何享有政治自由的话,几乎没有被人引证过。要全面理解列宁,就要了解这方面的论述。在列宁的著作里,使用“政治自由”的频率比“出版自由”更多些,前者包含后者,通常是指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自由权利。下面分国家举例来看列宁对这些国家政治自由的评价:

关于美国,“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6]

关于英国,英国有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7]

关于法国,“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8]

关于德国,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9]

关于瑞士,“瑞士人民直到现在还享受着和平幸福和较多的政治自由。”“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机构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10]

关于比利时,“在比利时早就确立了巩固的立宪制度,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工人有了政治自由,就有了宽广的道路。”[11]

正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列宁得以在国外自由地出版党报和召开各种党的会议。列宁赞扬西方国家政治自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但一般情况下点到为止,这种赞扬是以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作为对立面参照系的,因此是相对而言。

如果注意他论述时的背景,可以发现大多是在谈到这种自由如何有利于工人运动时讲的,其出发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论述出版自由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很相近。列宁认为:争取出版自由“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地进行,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斗争,教会他们学习政治,学习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12]

列宁肯定西方的政治自由,在认识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他写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13]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写的《国家与革命》,仍然持这个观点,他写道:“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14]

二 列宁十月革命后为什么激烈批判西方的出版自由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在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对其感到恐惧的氛围笼罩下,有意(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无意(出于追求耸人听闻的商业目的)地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俄国国内白卫军的叛乱,散布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其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的谣言,即使报道了事实,多数也是片面的和带有明显偏见。例如列宁取道德国回国直接参加斗争,竟被报道为他与德国当局有什么特别的关系。1921年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总结了最近几年西方媒体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报道,列举了美国一个公民团体的材料,指出:“这些人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把几个月来所有关于俄国,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逃跑,……他们逐日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枪毙、被杀死的消息收集起来(这些消息每天都一再出现),最后,他们把它编成集子出版。”这种情况下,列宁只能作出如下的结论:“同志们,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15]

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的全面诽谤,列宁这一时期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不得不以揭露和批判为主。这种言词激烈的批判重复率较高,以致他在一封致英国工人的信里说:“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16]在激动的情况下人会有些冲动,这时的论述,可能不够冷静,话说得分寸上把握不当,但首先要理解列宁,任何人处于那种情况下都要立即反击的。列宁当时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我们曾经经常引用的,下面列举几段:

“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17]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18]

“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19]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20]

在这里,使用“一切”、“凡是”、“99%”或百分之百来说明问题是有些偏激的,如同列宁以前讲得那样,西方出版自由条件下工人运动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活动空间,那里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情工人运动的报刊,以及公共性质的非政治媒体。“民主制与共和制愈发展,资本控制报刊愈无耻”,这样的论证显然不够妥当,如果推论下去,只能得出民主制和共和制不发展反而更自由的谬误。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批判性定语,粗略统计有以下十几种:假的、虚伪透顶的、资本对报刊奴役的、资本家的、富人的、制造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制舆论的、收买舆论的、收买报刊的、贿赂报刊的、雇用下流作家的、毒化人民的、麻醉人民的、欺骗人民的、蒙蔽人民的、愚弄人民的、转移人民视线的、玩弄老百姓的、图谋反对劳动人民的等等。这些判断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防止使用这样简单、独断的判断来分析具体报刊的具体报道,不然可能会发生判断失误。

从政治上看,列宁当时必须揭露和反击西方媒体对苏维埃政权的诽谤,这是捍卫新生政权的必要措施。从思想上,列宁对西方资本统治媒体这一基本实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使在十月革命前,他也谈到过,只是当时的侧重点不在这方面,论述较少而已。

三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基本思想:摆脱资本

我们的思路常常固定在列宁肯定和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上,例如引证他于1920年写的下面这段话,作为肯定出版自由的依据: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21]

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唯一写到的肯定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十月革命后其他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则成为我们现在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依据。其实,就在列宁写下上述肯定性的话的同时,列宁也说了非常激烈的否定性的话。不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列宁都是在承认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的历史价值的意义上进行论述的,只是环境不同,前者论述其进步意义时,溢美之词多些,后者论述时,分寸感较强。列宁在这里讲得很明白,时间跨度是“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而他写这段话时已是20世纪初了。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前后是一致的。十月革命前的1905年,列宁评论各种表现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时写道: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们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做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2]

这可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唯一一次从根本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从语言特征和论述的思路看,与他十月革命后的论述是相同的,只是由于斗争的背景不同,俄国当时这种自由也残缺不全,他首先要在政治上争取彻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因而这方面的批判性论述很少讲。列宁当时也谈到了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理想:

“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23]

这里他谈到的四个“摆脱”,前两个属于自由的体制范畴,即解决封建专制对出版自由的箝制、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对资本的依赖。后两个“摆脱”属于公民享有出版自由时的文明水平问题。列宁当时还处于争取摆脱警察的压迫阶段,但是他想到了第二个“摆脱”,甚至连道德范围的第三、第四个“摆脱”都作为理想提了出来。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第一个“摆脱”实际上实现了,当时列宁用对1905年革命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即将爆发的二月革命在出版自由方面成果的认识:“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沙皇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24]

但是很快,列宁就不满足这种已获得的出版自由了。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认为:“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25]因为虽然当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三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两个首都获得了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选票,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份额只是现有全部报纸发行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资本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控制了报纸发行量的绝对多数,媒体实际上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在运作。列宁写道:

“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1[26]

于是,列宁开始计划实现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第二个“摆脱”的理想,即使报刊、印刷所和纸张、广告从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列宁在实现出版自由的理想方面,从1896年谈到“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到这时(1917年9月28日)强调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落脚点始终在“全体公民”如何能够获得出版自由上。就一点而言,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是一贯的,思维特征都没有发生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一再强调的便是剥夺资本家对出版业的所有权。他的思路如下:

关于广告,他设想由苏维埃国家垄断经营,“宣布除了盛市苏维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苏维埃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27]这样,就把现有的资本家控制的大型报纸的财源掐断了。列宁设想:“要是能出版刊登各种广告的大型苏维埃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能够保证每一个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团体发表意见。经过这样的改革,出版自由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完备。”[28]

列宁设想,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纸张由苏维埃国家公平地分配,分配方案如下:

首先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

第二,分配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或20万张选票的大党。列宁当时设想的国家政权是同一社会主义方向的多党制,他从1917年4月回到彼得堡后一直这样设想,例如他在1917年7月写道:“执政阶级和各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29] 1917年10月写道:“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30]

第三,分配给比较小一些的政党,以及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

列宁认为,“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31]

将一般意义的,或者说原来资产阶级意义上出版自由,改造成为摆脱资本控制的全体公民拥有的出版自由,列宁以充分的理想主义勾划了这样一幅崭新的出版自由蓝图,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创造性的。列宁面临着即将发生的革命,使他有可能将计划付诸试验。他早在1906年就设想过这样一种情景:

“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办报、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撤换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进行管理国家的公职人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32]

四 列宁实现出版自由理想的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一系列刊登临时政府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呼吁书的报纸,逮捕了有关人员,接收了这些报纸的印刷所。但是,其他没有参与反抗的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和政党报纸,照常出版。11月9日,列宁签署“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法令指出:“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法令同时承诺:“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止;根据这方面所规定的最广泛最进步的规定,在对法律负责的范围内,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法令宣布了封闭报刊的三种情况(均是维护政权的政治行为),并声明只能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才能临时或长期封闭一家报刊机构。法令最后宣布:“本法令是临时性法令,在公众生活恢复正常后将被一项特别法令所取消。”[33]在这个文件中,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条件报刊管理的法治化设想。

同时,列宁基本上将他关于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胜利的当月(11月),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布告》,在向原来的广告经营者支付了必要的补偿(特别是偿付小经营者和股票持有人的投资)后,将所有广告企业收归国有,广告只能由政府及各苏维埃的出版物刊载。这项措施就如列宁此前在9月28日讲到的,主要目的是掐断大型的反动报刊的经济来源。而对商业性的小报纸来说,它们主要依靠发行量,广告本来就很少。列宁在解释这道法令时说:“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34]

但是,尽管“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是有节制的,还是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歧。11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委员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委员反对这个法令,最后会议以34票对24票通过了“关于出版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亲自写的。列宁以简洁的语言重复了他在9月28日论证的他关于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思想: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35]

这个决议还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报刊和资本的关系,接收私人印刷所和库存纸张,将其归苏维埃所有,“按照各政党及各团体的现实思想影响、即按其支持者的数目比例,利用技术上的印刷手段”。[36]这意味着列宁设想的按苏维埃政党影响大小分配的出版自由设想变成了法律。

但是,这个决议以及11月9日的“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引发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29人,参加11月17日会议的可能近20人)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62人,参加那次会议的可能约40人,这次声明辞职的8人)的辞职。前者声明“见诸报端的、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是政治恐怖制度和点燃内战之火的明显的、剧烈的表现”,他们因“拒绝承担这种有害的恐怖制度”而辞职。后者声明,他们不同意“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因“不能对这一政策负责”而辞职。[37]这一最初的分歧表明,鉴于俄国长期的专制统治,各政党缺乏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从事政治合作的传统,动不动就以分裂相威胁。各社会主义政党共同执政和享有出版自由,在俄国并非易事。

不管怎样,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出版政策,并不是革命一胜利就封闭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而是基本按照列宁在革命前夕设想的,将反动的大资本的报刊及其印刷所收归国有,将广告的发行权由国家垄断,按各社会主义政党得到的支持率的比例分配印刷所和纸张。直到1918年9月,俄国至少有226种资产阶级的商业报纸和235种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劳动派等等)报纸合法发行。

随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叛乱,苏维埃俄国处于危机中。这时不甘心于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企图挑动德国对俄国的进攻,炸死了德国驻俄大使;孟什维克与叛乱的白卫军勾结;俄国资产阶级拒绝接受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报刊在阶级决战时刻绝大多数站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这样,就使这两个曾与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党变成了非法的党,其报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报刊的反抗,使得和平利用和改造资产阶级报刊成为不可能。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到1918年底,大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报刊被封闭。这些报刊并不是一下子根据一道命令封闭的,而是各有各的封闭原因,陆续封闭的。有的报刊封闭时还给予了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在恢复出版后仍然持敌对立场,才最终封闭。例如右派社会革命党由于勾结反革命军队而在1918不6月被驱逐出苏维埃,当他们于1919年2月放弃与苏维埃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取消了当初的开除决定,准予其代表参加苏维埃的活动,并建议审判机关释放被拘留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再如查封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看来当时还是比较慎重的。该报1919年2月因发表《停止内战》的社论而被中止出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允许对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方面工作的实际批评,并认为它是有益的”,但是正当红军平息白卫军叛乱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支持白卫军。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关于中止该报出版的行文是:“直到孟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决心同高尔察克一刀两断并坚决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为止”。决定还指出,禁止发行该报是作为孟什维克改变反苏维埃政府态度之前的暂时性措施。[38]

五 列宁十月革命后出版自由思想的重点:保障人民的实际自由

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已经在二月革命后宣布实现了。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在出版自由方面的区别在于,把形式上宣布的出版自由变成全体公民的实际上的自由。二月革命宣布了出版自由以后,报刊、印刷所和纸张大都被大资本掌握,因而实质上并非所有公民可以享有出版自由,列宁1917年9月所阐述的他的出版自由观,主要揭露了这种自由的不公正性质,讨论如何使所有公民享有出版自由。他提出的措施是剥夺大资本对新闻出版的所有权。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立即将理想付诸实践。当这种所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基本转到苏维埃手中的时候,他这方面论述的侧重点,变成了如何将形式上宣布的自由转变为实际的自由。1919年2月列宁在党纲草案中强调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制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预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39]

1918年7月苏维埃五大通过的国家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也体现了列宁此后论述的这个思想。有关条文(第十四条)规定:为了“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不使“出版物依赖于资本”,要向工人阶级和贫农提供出版发行报纸、小册子、书籍以及其他一切出版物的所有物质、技术手段,并保障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散发。[40]

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完整地阐述了列宁起草党纲时的思想,党纲写道:

“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把集会、结社、出版权等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扩大到全体公民,但实际上,行政上的实践、主要是劳动者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总是使劳动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即使享有一点点权利和自由也不可能广泛使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民主首先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实际上将这些权利和自由给予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的居民,即无产者和农民。为此,苏维埃政府要从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建筑物、印刷所和储藏的纸张等,把它们完全交给劳动者及组织。”[41]

列宁的这种“实际自由”的思想,经常出现在他的论述中。例如他在1918年3月在党的七大上说:“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朝。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42]

列宁极力维护劳动人民获得自己出版物的权利,他的关注,甚至具体到工厂、旅客列车、农村阅览室的报纸必须达到几份。他对党政机关占有大量报纸而基层群众看不到报纸的情况进行过调查,指出:“张贴用的报纸,即给最广大群众看的报纸,少得惊人。供给首都‘各机关’等等的报纸----大概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军人的和非军人)侵吞和官僚式地使用的----则多得惊人”,“资本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取消的。它在‘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即用各种借口侵吞报纸的苏维埃官僚的身上得到复活。……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以‘打击’官僚,不让他们侵吞报纸和书籍,减少官僚分得的份额,……经常不断地减少这个数目,我们是能够而且应当做到的。不这样做的共产党员,那是口头上的共产党员。”[43]。在这样具体的问题上,列宁提出问题的角度,依然是将口头说的变成实际做的。

从上面的引证看,列宁把无产阶级自由放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对立面,主张变形式自由为实质自由,其前提当然不是否认资产阶级自由本身,而是要保障有利于承认这些自由的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看,列宁显然是以“人民主权”的原理在论述问题。他企图解决资产阶级政权难以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通过人民获得的各种自由权利来使被委托者(权力的具体掌握者)受到监督。例如他谈到苏维埃的民主原则时写道:“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44]早在1917年12月,即革命成功仅一个月,列宁就提出并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罢免权法令》,他指出:“既能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罢免他们,苏维埃的真正人民性就在这里。”[45]

列宁论述实际出版自由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权利被逐步剥夺。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列宁一开始并不想全面剥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没收的只是大资本拥有的报刊的所有权,直到1918年下半年,全国还有四百多家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报合法存在。在政治、经济方面,列宁原来也准备采取尽可能宽松的政策,例如逮捕了临时政府的国家银行经理,在他具结、保证不再怠工后便释放了,甚至苏维埃政府还释放了临时政府的各个部长。剥夺资产阶级的各项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是在资产阶级展开有组织的反抗以后。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对此做了必要的说明,强调它的特殊性和暂时性质: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坚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同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顽固偏见进行思想斗争。同时,要明确指出,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对任何自由的限制只有作为同剥削者维护和复辟其特权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暂时手段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一暂时手段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党要为减少乃至完全取消这些手段而努力。”[46]

显然,在这个时期如果主张“从君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以这种出版自由来解决党和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无异于重新将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交还给资产阶级。所以,当党内的“工人反对派”米雅斯尼科夫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列宁对此提出批评,他强调俄国当时的形势,指出:“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47]列宁关于出版自由是“哪个阶级的自由”的提问,便是在是这种情形下提出的。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禁止公开反对苏维埃报刊出现,其他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的报刊及文章,列宁在世时期都是合法出版和发表。这里包括“无产阶级文化派”、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路标转换派,甚至不直接反对苏维埃的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列宁逝世前最后五篇文章之一《论我国革命》,是批评孟什维克党人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谈我国革命》(1922年出版),他批评得很尖锐,但并不认为出版这本书是个错误。

六 几点结论

列宁将他关于出版自由的理想变成现实的试验是创造性的,但历史证明是不够成功的。并非理论上不对,而在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都不可能使列宁的理想完全变成现实。原因如下:

一,列宁为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实际的出版自由,剥夺了大资本对媒体的所有权,本来想通过公平地分配给各个联合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各个公民团体,由他们代表各个劳动阶级或阶层,同时通过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报刊来为劳动群众服务。但是实际情况是,在一年内,联合执政的另外两个主要的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采取非法的手段颠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的反抗异常强烈,为了保住新生的革命政权,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将这两个党驱逐出政权机构,宣布它们非法,封闭他们的党报,封闭资产阶级报刊。另外,达到一定数量的公民团体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后来的阶级斗争形势又不允许形成众多的利益团体。这样,列宁原来设想的不同政党和团体的报刊代表各个劳动阶级和阶层,使他们获得实际的出版自由的设想,变成了由布尔什维克一个党和这个党直接领导的苏维埃的报刊代表劳动人民行使出版自由。列宁同时设想的对执政者的各项监督机制(报刊批评本身也是其中的一种),后来也没有实际发挥作用。这样,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后,劳动人民实际的出版自由,就变成了由党和苏维埃的新的官方媒体来“代表”他们的模式,原来理想的设想异化为它的对立面。

二,当时实行没有商品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试验,报刊也在其中。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批判中,把报刊的市场化生产和经营也看作是妨碍劳动人民实际获得出版自由的障碍。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一度为防止官僚们占有过多的报刊而坚持继续实行报刊分配制,后来才恢复订阅制;广告的垄断使苏维埃政府的报刊以人民的名义获得了一定的财源,但也限制了其他媒体发展的经济空间。不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发展新闻出版业,那么报刊就只能以行政分配的方式散发,而主持分配的行政机构难以受到监督,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实际获得的出版自由就很难得到保障。

三,当社会生产的总体水平低下,包括精神生产还很贫乏的时候,是不可能谈得上人民的出版自由的。当列宁为生活在基层的劳动人民每百人或每千人能够多看到几份报纸而与官僚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列宁那颗善良的心,但是这种条件下谈论的出版自由,即使报纸分配得很公平,叫人无可挑剔,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这就如同人们在争取基本生活资料的时候想象的共产主义未来一样,会是可笑的。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必须建立在社会精神生产较为发达的基础之上。

四,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实质既然在于“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那么公民本身的素质应该能够达到独立发表意见的水平。当时俄国公民中文盲比例很高,列宁也说过,在一个文盲的社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当时即使实现列宁说设想的多党和众多公民团体拥有不同比例的物质传播手段,真正能够有能力发表意见的人数,所占比例也是很小的,实际上无法摆脱由少数人代替多数人发表意见的状况。实际上报刊的主要任务是从上到下的教育、引导,而不可能使报刊成为公民自主发表意见的场所。

看来,列宁当时想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了,以为只要消灭了商品经济,报刊和传播的物质手段收归国有,就能保障劳动人民完全实际地获得出版自由。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只能建立在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完善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生产较为发达和精神产品相当丰富的基础之上,公众的文化素质达到一定水平,法治观念普及,新闻传播业的管理现代化。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才可能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的自由状态。

引文:

[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1卷21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卷19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7卷42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9卷48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卷9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2卷21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4卷39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3卷176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7卷7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卷13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9卷87-8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3卷33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3卷13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10卷200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3卷19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11卷9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1卷4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1卷11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9卷12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3卷4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0卷33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5卷48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2卷8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2卷8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12卷9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12卷9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28卷32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22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22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23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0]《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15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2卷23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13卷6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4卷117-1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2卷22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3卷4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6]藤井一行《社会主义与自由》6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7]《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4卷111、1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8]藤井一行《社会主义与自由》91-9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6卷86-8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0]藤井一行《社会主义与自由》5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1]《苏共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4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48-4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0卷333、33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43-14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3卷10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6]《苏共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4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4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2卷85-8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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