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建国以后毛泽东党报理论的发展和失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8 次 更新时间:2010-10-19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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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 (进入专栏)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充分估计到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明确了夺取全国政权后党领导下的各种媒体工作重心转移的方向。他说:“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①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毛泽东接见与会同志,并讲了话。根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这次会后新闻总署作出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决定的第一条便是:“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宣传生产工作和经济财政管理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讨论解决这些工作中所遇到的各项困难的办法。报纸的新闻、通讯、评论、信箱、专门性的或一般性的副刊,都应当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任务。”“无论是中央的、大行政区的或省以下的报纸,都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没有广泛重要性的文告文报的篇幅。对于重要的会议和文告应当力求用适当的新闻通信和评论加以生动而通俗的解释,以便为人民群众所了解。”②这显然是将毛泽东的党报思想的要点,根据新的环境加以阐释。基本思想依然是通过报纸指导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不再是围绕着革命战争,而是围绕着生产建设展开。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党报(包括其他党领导的媒体)的思想,仍以利用党报指导工作为基本内涵,同时依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观点。

1.报纸批评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防止骄傲自满、居功自傲,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因而党中央在刚刚建国之时,就于1950年4月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文件主要由刘少奇主持起草,毛泽东是同意的。这是一种特殊的通过报纸指导工作的方式,对于提高党的威望、赢得群众信任,产生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文件指出:“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③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对新闻总署负责人胡乔木的谈话中,要求报纸开展批评,不要怕批评;要开展好批评,批评要正确;党委要把这件事情管起来,党委不管,就开展不起来。他将这三点意见概括为报纸批评的“开、好、管”④方针。随后,体现毛泽东报纸批评思想的党的第二个重要文件于1954年7月发布,即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这个决议指出:“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要保证党委的机关报能够经常地开展正确的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通过报纸广泛地吸收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正确地负责处理人民来信。”⑤

从两个关于报纸批评的决议看,1950年的决定赋予报纸以较大的权利,1954年的决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报纸批评作出

一些限定,体现了毛泽东的关于报纸批评的“管”字。两个文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和艺术的方针。这个方针大大调动了全国科学文化艺术界(包括新闻界)的积极性,人民日报率先改版,带动了全国新闻界的改革。毛泽东第二年2月和3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并且在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士举行了半天的座谈会,探索和解决新形势下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的许多新课题。“双百方针”虽然不是完全针对党的新闻工作的,但是与党的新闻工作密切相关,给党报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强调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他指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⑥

但是,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估计发生判断错误,从第二年起,这个正确的方针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1957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此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⑦

3.新闻,旧闻,无闻

既然党报的基本作用是党通过报纸指导工作,那么报什么和不报什么的选择本身,亦是一种无声的倾向或态度,这种倾向或态度本身也在无形中指导着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例如1946年9月,鉴于局势从揭露美蒋的凶恶转到用军事力量打败蒋介石,因而毛泽东要求停止“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⑧。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外界在影响力方面这也是一种“工作”,以无声的形式表明倾向或态度,例如1946年5月,鉴于美国驻中国特使马歇尔调停东北国共军事争端,毛泽东指示“从二十三日起,磨擦消息暂行停止广播,惟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不断地纠正党报和其他党领导的媒体发出了不应发的新闻或没有发出该发的新闻等等的错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亦多次直接规定某些战争新闻的发布时间,他注重的是发布时机,而不是一切都抢时间。他当时把这种媒体的行为,归纳到“如何正确把握政策”,提高到党性的高度来要求。例如前面提到的1942年四个新华社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就不该发表,因为违反了国共合作的当时党的政策。

全国解放后,中国较长时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党虽然有了正规的党政系统和各种社会系统的沟通渠道,但是通过党报和其他党领导的媒体指导工作的传统,对于统一全国的思想仍然是必要的。党报既然仍然是党实现领导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因而党报具有很大的威望,一旦发表了什么东西,很可能全国就会紧跟,无形中成为一种面对社会的肯定或否定的表态。也就是说,党报具有代表党对许多事情以无声的形态表态的功能。

为了对此有所把握,毛泽东1957年3月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后来概括为“新闻,旧闻,无闻”六个字。他说:“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⑩

同年5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小规模的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这次谈得更明确,他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做修改,然后发表。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⑾这样的事例很多,再如对于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毛泽东当时说:“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方针已定,今天会后可暂时不讲”⑿。

毛泽东显然是从政治角度谈论党的新闻工作的,党通过党报指导工作,党报的职责要求在选择新闻时需要从是否有利于工作考虑,而不是仅仅从新闻传播的特点来考虑。这种认识在我国新闻界逐渐转变成对新闻“抢”与“压”的观念。因为读者把党报登载的言论、新闻都看做是党和政府的指示,说对了积极作用非常大,说错了消极影响也不小。所以党报工作要求持重,原则上反对“抢新闻”,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闻作风,常常缓一缓,看一看,多请示,确有把握再发表。这种观念在当时有一定道理,处于信息社会的新形势,这种观念需要与时俱进了。

4.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在批评人民日报不能及时宣传贯彻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他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他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作为反面的“死人办报”、“书生办报”、“教授办报”等批评性话语的正面概念,于1957年最早提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正式表述时间是1959年。

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和十几天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理论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和毛泽东讲话的报道,安排在头版二条加花边框,五栏标题,除了一张照片外,文字仅采用新华社稿约200多字。而头条却是一篇不大重要的关于经济工作的社论。对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完全没有报道。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等全体编委,以及编辑王若水,对报纸没有及时贯彻这两次重要会议精神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根据当时的报纸编委李庄,以及后来听到毛泽东转述这次批评的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的批评的内容大体如下:

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只有那么两行,为什么不发社论?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不发消息也是错误的。已经发的几篇社论(指关于双百方针和教育问题的社论)没有联系最高国务会议,好像没有这回事。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真是百家争鸣,惟独马(指马克思主义这一家)家不鸣。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关于邓拓本人,毛泽东批评道:你们的意见很一致,都不敢批评邓拓。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邓拓要好好当刘备,刘备会用人。我看你当了皇帝会亡国,你很像文、景、哀、平。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⒀

邓拓向毛泽东做了解释,八大后中央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中央领导人讲话之后如果要宣传,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后制定了宣传报道计划,起草了一篇社论和一篇文章,送交毛泽东的秘书、党中央分管新闻宣传的胡乔木审定。胡乔木当时也做了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感到那两篇文章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耽误下来了。

1958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点名批评了人民日报的邓拓死人办报、书生办报和教授办报。1959年6月,在与人民日报新领导人吴冷西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政治家办报。他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⒁

这件事情的具体过程中可能含有一些谈话时的情绪,以及毛泽东在如何看待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问题上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发生分歧而对人民日报有意见的背景。如果把这些次要的因素排除,冷静地看待毛泽东对党报的批评,他提出的政治家办党报的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报工作的思考,基本的思路仍然是通过党报指导工作,但是要求更高了,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党中央通过党报指导工作,对于党报的主持者来说,需要懂政治、懂策略、懂理论,才可能及时、准确地使宣传到位。

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反对中央的方针,显然是过头了,不是事实。但是他批评他们多谋寡断,什么都等着中央的指示,缺乏判断中央精神的政治家的头脑,这一点是需要考虑的。他反复讲三国人物,目的是借史讲道理,提醒党报领导人要具有政治家多谋善断的智慧。人民日报编辑部当时虽然制定了宣传计划,但是主观上也确实对这两次会议重视不够,从版面的编排上就可以看出,仍然按照老习惯,每天发社论,不管社论是否重要,总把新闻登在二条位置。在请示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也没有去分析会议的特殊性,不考虑其他非党报纸已经发表消息和文章的政治态势。在毛泽东批评之后三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1957年二三月份两个讲话的文章和报道,包括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以及报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地积极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这样的报道原则上并没有违背中央关于领导人讲话的宣传规定,但是宣传了讲话的精神。如果能够及时这样做,党报宣传党的方针就处于主动地位了。

这次发生的问题,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的问题不同,党报的领导人是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识的,但是缺乏对党的精神及时、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单纯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被动地等待批示。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意在强调新形势下通过党报指导工作,对党报领导者的要求高了,需要他们具有政治家的分析头脑。还有,就是进城后党报工作滋生了“机关化”的倾向,编报一定程度是成了一种单纯的技术,编者习惯于等待上级指示,缺乏对所报道的问题的政治分析素养。

5.党报“五大作用”(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

1958年1月12日,党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的批评,认为社论批评“反冒进”是针对他的,同时肯定了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开会的当天早晨,毛泽东看了几份省报,给广西的领导同志刘建勋、韦国清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关心省委党报的编辑,特别是社论,要第一书记挂帅,和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共同研究,精心写好社论。接着他写道:“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⒂他在会下与吴冷西谈话中说,写这封信的目的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抓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南宁会议实际上成为全国“大跃进”最初的思想动员。会后,人民日报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数篇社论,“人民日报的宣传向‘左’倾斜”⒃。仅就毛泽东会议期间谈到的党报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而言,都是党报得以指导工作的作用形态,总结得很全面,可以说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报所发挥的全部正面作用,概括本身是准确而形象的。但是,当把这些所有的正面作用一起强调时,其效果就会促使正面促进的东西可能超过限度。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党报的“作用”一齐上,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对于鼓动1958年的“大跃进”的宣传,造成的实际危害是有目共睹的。

在毛泽东确定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一总体的指导方针下,党报集中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发生1958年党报普遍的浮夸风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曾经对一些浮夸现象进行过批评,要求“记者的头脑要冷静”、“假话一定不可讲”⒄,但是在总的路线不得怀疑的背景下,加上1959年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右倾”、“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⒅

6.通过党领导的媒体展开大批判运动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运动中,曾出现了对文化理论界思想认识问题的过火批判。但毛泽东本人对发表在解放日报和其他刊物上一些小说和杂文,所提出的批评是讲道理的(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的第四部分)。

解放后,从1951年起,连续发生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参与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些大批判,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伤害了许多同志。在报刊上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思想运动,以大批判的方式解决文艺和学术方面有争议的问题,最初这类错误作为个案尚没有造成对全局性危害。当时党内关于如何处理这类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就在开展对胡风批判的前夕,即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规定:“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⒆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批示人民日报批判昆剧《李慧娘》、小说《刘志丹》等等,在他的严词批评下,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刊又接连批判京剧《谢瑶环》,话剧《怒潮》,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等等文艺作品;同时,还展开了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周谷城的“时代精神”、冯定的“正义冲动”、孙冶方的“价值法则”等学术研究中不同观点的批判。

1965年起,利用报刊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组织大批判,毛泽东传达了他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图。他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因此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中共中央《5•16通知》)。在这些领域开展全面的大批判,使得包括新闻界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劫难。全国七八百家各级机关报和其他报纸,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绝大多数停刊,持续数年全国仅有42家报纸,而且几乎千篇一律。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一度停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一度被造反派掌握。

1967年1月3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夺取了报社的领导权,发布《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造反夺权的文件于1月8日晚向全国播发。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头条刊登,并加了经毛泽东审定的按语。按语写道:“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月11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派的贺电》,对这次新闻界的夺权事件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全国各地开始了夺权运动,各省的党委和政府被非法剥夺了权力,由所谓造反派替代了原来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本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运动的工具,报纸治国、社论治国,凡是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顷刻变成黑帮、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等,遭到全国声讨和残酷迫害。报纸上发表的社论,由于里面有几行黑体字(毛泽东的指示一律采用黑体字标示),各地群众学习不过夜,上街游行欢呼发表。这种情形完全颠倒了党和党报之间的组织关系。在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个人专断的情形下,本来有一定制度保障的利用党报指导工作过程中的党报,反过来凌驾于党之上,变成了毛泽东个人利用党报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

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以后至1966年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决议:“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而其原因,在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估计发生判断错误。决议指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⒇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个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21)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28页。

②《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7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③《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5-6页。

④《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77页。

⑤《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32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279、192-193、281页。

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8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⑧《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34页。

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33页。

⑩《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4、193页。

⑾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36-37页。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297页。

⒀参见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199-200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吴冷西:《忆毛主席》,41-42页;顾行、成美:《邓拓传》,95-97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15-216页。

⒂《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02页。

⒃吴冷西:《忆毛主席》,59页。

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12、213页。

⒅《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8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⒆谭一:《毛泽东新闻活动》,251页。

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807、8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1)同上书,812、8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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