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07 次 更新时间:2010-10-09 12: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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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进入专栏)  

  

  钱刚: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于建嵘教授,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有很多著作,比如《岳村政治》、《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底层政治》等等。他是一位对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媒体对他也非常重视,《南方周末》曾经评选他为年度特别致敬人物,《南方人物周刊》曾经评选他为中国魅力人物。于教授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三农”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的三十个人之一。他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到北京的上访村,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去了解上访者的实际情况。以至于有一年两会召开期间,被误认为是上访者,遭到五辆警车的包围,差点被警察带到收容所。下面我们有请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演讲。

  

  于建嵘:大家下午好,有机会到香港大学访问并发表演讲是件很高兴的事情。为此,我要感谢钱钢先生,是他在香港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团队邀请我来的。钱钢先生是我所崇敬的人,他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寻找真相的批判精神是我永远的学习榜样。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我试图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目前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中国民众的抗议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或者说,我想同大家探讨,在网络时代,中国政治是否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先从一个农民的故事讲起,这个农民叫廖哲辉,男,1940年生,小学文化。1993年从广东打工回乡后因不满各种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而当面指责村干部并发生冲突。1994年开始上访到县,在遭受镇干部打击后上访到省市。1995年后数次发动农民到镇政府讲理并联名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在上访和诉讼均未见效的情况下,购置扩音设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坚持至今已达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实的宣传家。 我曾经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教授在湖南做调查。当时我想象这个人应该是相貌堂堂,能说善辩的,因为他在当地的影响特别大。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且非常不善言辞。

  2003年6月25日我第三次去和他做访谈。他告诉我:

  “他们乱收费,我到处告,他们就想法办对付我。没有人处理。我看告来告去,还不如自己宣传发动群众。于是,我就用儿子给我的钱买了一部扩音器,花了600多块钱,包括喇叭和线一共用了一千多块钱。后来又买一部,共买两部,四个喇叭;一套借出去,别的乡镇来借,不要他租,不收他租金钱,两边宣传同时起。我自己去搞宣传。

  我拿到中央的13号文件,先在家里请文化水平高一点的读,用录音机录下来,省委王书记那个关于减负政策的那个电视讲话都录了下来。录的磁带不是一本,我买了两盒空白磁带,一盒是十本。为什么要录这么多啊,怕干部洗了,说你哪句话错了。是在台源市场上宣传的,租了车子是这样宣传,那个影响就大了。

  这次声势搞大了,县里就来镇压,我们拿了喇叭在宣传,他们就说,没经批准,哪个去宣传,就要抓住哪一个,处理哪一个。我是按原文宣传没有更改,怎么算违法。我第二的儿子也参加了,对县里政法委书记说,按原文宣传没更改也算违法啊?你县里违法,先就要处理你,你还有权力处理别人啊,我告上去先要处理你!要县里政法委书记签字。后来就去拿磁带,说要鉴定,我说录音机都借了在那里,哪里是违背的,拿原文到镇里去鉴定。

  第二次就租了两台车去宣传。宣传时,我们就把照相机带去了,还把小型录音机带去了。看到我们宣传,干部就用喇叭说我宣传违反党的政策。我们先就用录音机在录,他没注意,我们就连录几本磁带,录他的依据。他说我们违反法律、非法宣传,随他怎么去讲,这些人把他讲的那些依据都录了。当我们给他们照相时,干部就去抢照相机,没抢去。看我们用照相机照相,县里的武警班连忙脱服装、取帽子,坐车走掉了。后来我们到省里,把宣传磁带和用武警镇压我们的照片都带去了。告乡镇干部镇压我们宣传,说我们宣传错了,我说限三天,省里不派人去调查,我就上北京国务院。省里一听录音和一看照片就怕了。

  这个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和李连江教授反复思考,农民和乡镇政府的关系会不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自从有了复印机,很多农民都会拿着复印的中央文件去找乡镇干部,说你们为什么不按照中央的政策办事。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央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假如没有复印机,农民敢这么做吗?不敢。我们还经常看到很多道北京上访的人拿着很多复印材料。为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科技是不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农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个人叫张居正,他是河南省南阳人,1974年生,2004年因维护村民利益被伤害上访,被多次截访并拘留,现长住北京上访。后来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有一天他跑到我家,说要送个礼物给我。他说你经常到外面搞调查,这个肯定能用上,之后他拿出一个录音笔模样的东西。我说这不就是录音笔吗,我家里多得很。他说什么录音笔呀,小儿科,这是针孔摄像机。我当时一想,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特工了,这么先进的东西都有。我说,你打工能赚多少钱啊,怎么买得起针孔摄像机,那很贵的。他说什么贵,中关村多得很,这个才273块钱。那里不但有这种钢笔式的针孔摄像机,还有纽扣、手表等各种类型的。后来我和他去了一趟中关村,发现确实如他所说。所以现在我跟别人谈话,首先看他带着笔没有。因为一不小心你的谈话和行为就可能被拍下来。

  2009年11月21日,我还特意给他做了访谈,他说我因上访被拘留放出来后,我就住到了北京上访村,我看到好多上访的人被打,我心里很气愤。我就用打工的钱,买了照相机和摄相机,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我把上访的老百姓如何受欺压的样子拍下来,放到网上去,要让中央领导和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中国为何没有人权,我们上访的人多么苦。我还经常用电邮给中央领导写信,给名人写信,要告诉他们我在想些什么。

  目前现代科技已经在中国日益普及。电视、电话、手机、家用电脑等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日常生活化。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彩电拥有量已达到133台,农村居民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9.2台;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59.3台、农村居民家用计算机5.4台。截至2010年2月,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07623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达到31025.9万户,城市固定电话用户达到20593.6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用户达到10432.3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23.6部/百人。移动电话用户达到76597.2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56.3部/百人。

  全国网民的规模和结构也在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宽带网民规模达到3.46亿人,较2008年增长7600万。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年增加1.2亿,达到2.33亿人,占整体网民的60.8%。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0681万,占整体网民的27.8%。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国税总局七部委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3年内光纤宽带网络建设投资超过1500亿元,新增宽带用户超过5000万。

  根据这两个案例,我思考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复印机、录音机、照相机、摄相机、网络日常生活化,对传统政治意味着什么呢?第二,网络会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在当前中国,网络已经变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研究网络问题首先要看议题,网民要先进行议题设置。2009年中国的网民提出的很多议题都变成了公共事件。比如“躲猫猫”、跨省追捕、“欺实马”、邓玉娇案、开胸验肺、天价捞尸、钓鱼执法、唐福珍案等等。这些事件都是通过网络传播,由网民设置的议题。而很多网民就是我前面讲的像张居正那样的草根阶层的人。他们发现问题后,迅速把问题发布到网上。比如2008年国庆节期间,湘西吉首发生骚乱事件,全部是当地的网民第一时间把照片和资料传到我那里。把问题发到网上,就成为了网民的议题,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这些议题就会转变为公共事件。《中国青年报》曾经做了一个调查,统计网民对2009年的一些网络公共事件的关注度。

  

  公共事件关注度 

  

  开胸验肺事件

   49.8%

  

  躲猫猫事件

   47.6%

  

  邓玉娇案

   38.0%

  

  飙车撞人事件

   37.8%

  

  钓鱼执法案

   36.1%

  

  周久耕事件

   28.1%

  

  许霆案

   21.7%

  

  跨省追捕案

   20.9%

  

  通过网络引发社会关注最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的四川唐福珍事件。唐福珍,女,成都市金牛区天回乡金华村人。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为了阻止拆迁,唐福珍在楼顶天台自焚。2009年11月29日晚11时许,医治无效死亡。唐福珍自焚的图片最早出现在网络上,而不是新闻媒体。网民把照片发到了网上,引起社会的强烈震动和共鸣。网民又接连把唐福珍家庭照片和开追悼会时的照片发到网上,网民把她称为百姓英雄。2010年清明节这天,杭州拆迁户为唐福珍举行了悼念活动。许多杭州市民聚集在杭州市百井坊巷,为因阻止拆迁而自焚身亡的唐福珍设置了一个灵堂,将她的照片挂在墙上,两旁写着“抵制违法拆迁”“要求公平正义”等。

  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是最先在网络上发布的。据报道,新密市一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鉴定的机会,但郑州职防所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28岁的他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揭穿了谎言。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很多严重的公共事件都是由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带天价表、抽天价烟被网民拍照后发到网上,经调查发现确有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结果被判11年有期徒刑。所以我说,现代科技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很简单,如果你戴一个很贵的手表,大家手机都有拍照功能,给你拍个照片发到网上去,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某某领导,凭他的工资怎么能戴一个价值几十万的手表呢?网友们就开始人肉搜索,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在干什么,你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个贪官。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不可能,告到市委书记那里可能都会说是无稽之谈。现在民众只要在网络上得出一个结论,说你是贪官,你可能就会遇到大麻烦。不要以为市委书记不查你,民众就会放过你。民众会继续在网上说,这个人是贪官,为什么市委书记不查他,又开始搜索市委书记,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搜两搜,发现这两个人原来在一起做过事。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能搜我,还是搜他吧。所以市委马上决定立案调查,一查果然不错,贪官。现在很多领导经不起查。假如没有网络,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变成议题。有了网络,一些“细枝末节”就可能变成公共事件。变成公共事件之后,社会和政府就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目前,能把议题引导到网络的是一些掌握信息技术的人,所以议题设置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原来可能是一些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学者和官员,在他们设置议题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其所在单位的同意。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主体多样的设置议题的人。所以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已经不是精英的权力,更多的恰恰是草根的权力,很多草根最后又会变成意见领袖。中国现在有很多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的行为方式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所谓的“公民记者”,自动自发地上载传统媒体不想、不能或尚未来得及报道的内容。第二是“广场评论家”是就某一事件使用“大众麦克风”进行评论,通过网络发文或高数量的跟帖等左右舆论,影响事件的后续发展及其处理。

  这是博客中国的意见领袖:笑蜀、韩寒、康不德、余杰、十年砍柴、张耀杰、叶匡政、顾晓军、吴祚来、邓聿文、李悔之、杨恒均、王炼利、秋风、长平、等等数百人。既有体制内的学者、也有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也有完全草根的评论家。

  这个人叫杨恒均,是博客中国比较有影响的意见领袖。1965年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复旦大学法学学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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