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德格霍内菲尔德:科学和伦理:面临生物学、基因技术和医学挑战我们肩负的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3 次 更新时间:2010-09-21 09: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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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格•霍内菲尔德   周军  

  

  没有任何一个现象比自然科学在人本身和其周围环境的使用(以医学、基因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形式)这样一个事实给现代科学带来广泛的赞誉。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现象比新技术发展而带来新的认识手段和干预手段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和环境的理解,从而使得人类面临严重的挑战。随着这些手段开发出来,这些挑战以同样的力度随之而来,现代生命科学无论如何是人们要获得的,而现代生命科学同时面临相应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挑战。

  

  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

  

  近代科学的先驱弗朗西斯·培根和雷内·笛卡尔强调,如果获得的科学认识能使人类具有干预大自然和与疾病、死亡、饥饿、贫穷、无知和依赖作斗争的能力的话,那么作为科学认识根基的研究就要负担起关怀责任和道德义务。所以说,在近代的初期,现代智人发现哲学和科学的意愿与改善人类状况的决心息息相关。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作为研究工具的科学得到越来越重要的发展,科学着眼于了解大自然的规律。只有了解了大自然的规律,人类才能成功地干预大自然。人类除了有渴求知识自由的权利之外,还有进行假定并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的权利,有不受任何限制交流的权利和有不受任何权威限制的检验和批评的权利。因为只有科学存在研究过程本身,科学的发展动力来源于解决方案的竞争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过程为了取得成绩绝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了科学提出的限制之外。现代人享有的,受到基本权利保护的追求知识的自由权其实属于社会亚系统 ——科学——自决权。没有这个自决权的存在,就没有巨大生产力的存在,没有巨大生产力的存在,就没有现代科学理性和其在人类世界中运用的存在。由于这个自决权的存在,科学项目一开始所具有人性的吸引力就成为了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医学,这个对人类所居住的大自然有了解力和干预能力的科学,因而比其它科学更具与人为善思想的科学。医学除了获得认识的目的之外还有其它目的(比如治愈和减轻疾病)。通过有针对性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运用,医学将打开目前未知的认识可能性和行动可能性。但是医学没有得到怎样运用在人身上的尺度。相反,随着自然科学和其工具理性的成功运用,医学被置身于一个质疑其一开始为此奋斗宗旨的过程当中。人们最终要提出一个问题,问这个过程所引起的难题是不是要比过程开始所想象的要大。

  如果不把技术上可应用科学的理性和经济全球化拿来作为参考的话,那么人们就无法完全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挑战。亚当·斯密将市场经济当作短缺资源领域中最合适的分配正义工具。如同科学和研究一样,作为现代社会一个亚系统,市场经济由于现代社会赋予给它的部分自治权获得了充足的活力,因此能扮演社会的核心角色,将其它亚体系纳入自己的体系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合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的行动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健康预防体系所开发出来的资源。现代生命科学的利润和资源分配也要受到经济理性的约束。由于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国界遂出现了全球化的现象,同样由于科学研究和其应用的示范效应出现了生命科学的全球化。因为这两种全球化方式的出现,所以要求人们更加有效和更加紧迫地用目标约束不断增长的工具和手段。如果这一点不成功,人们有理由担心,在研究和市场处于竞争状态的情况下,不受到任何限制的人将会取得最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所获得的,就不是负责任的设限,而是伦理或法律水准的倒退。怎样才能一方面鼓励研究和市场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防止伦理和法律水准的倒退呢?

  

  我们面临伦理和法律方面的挑战

  

  我们试图将复杂的场景简化为清晰的行为模式,而将口传的行为模式进行简单的移植又不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倾向于采取极端的解决方案。一是因为无法了解其后果和从属后果,所以禁止所有新的行为;二是不设任何限制,只要从技术上有可能性,任凭所有的行为得到实施。上述两种解决方案都无法令现代生命科学信服。一概禁止不仅排除了有问题的一面,好的一面也被排除在外;技术命令形式(汉斯·约纳斯语)上一概放行(也就是只要技术上可行均被允许)放弃了医学一开始获得合法性的目标。从伦理和法律挑战上来看,上述两种行为模式均有一个缺陷:它们都是问题的征象,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

  同时,这两种行为模式清楚地表明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在伦理和法律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而正是这些困难让现代生命科学面临的挑战清晰明了。第一组困难与经济发展新行为方式产生的速度有关,与其它传统行为方式相比的新颖性有关。比如人类什么时候开始面临是否应该使用无性繁殖可能性的问题,怎样借助细胞核移植进行克隆来完成无性繁殖?另外一个例子:人类怎样对待在大脑死亡之后长时间保持生命活力的可能性?新行为方式无法归纳于传统行为方式类型当中,而在创新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从原有的经验中取得行为导向的标准和世界观。

  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变得手足无措。此外,我们能从改变后的行为可能性获得新的认识,这样,原来我们以为回答过的问题又重新出现。我们既然知道所有的一切,那么什么是人类生命的开端,什么是终点?倘若澄清这些问题很容易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会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就能达成一致的价值观,达成的程序也就会一致。借助这些程序就能将这些价值观引申至新的行为方式中去。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两者都不容易。这个现代项目(认识和行为手段扩大的来源)让个人价值决断的区域扩大,同时让集体价值决断的区域缩小。我们共同的观念并不能让我们从中一致地获得要找的行为标准。我们在标准面前的责任早已变成我们对准则标准的责任。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单例决断(也就是决疑论),还是特别伦理都无法令我们信服。由于相关行为等级的新颖性,无法归纳进已知的标准或从更高的原则来推论标准,而且这一点不符合迄今伦理和法律与标准制定的复杂过程中打交道的经验。

  除此之外,再加上界定科学和伦理之间关系和伦理和法律之间关系的困难。我在这里指的是经验科学和伦理问题之间的距离,这是科学研究的自由和方法论上价值判断自由所要求的。按照这个论证,基础研究的目的是认识,所以说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是合法的,而规定其应用为法律的事情(主要以规范各个职业法律的形式),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伦理问题简直是治外法权的属地。

  这个划分符合现代社会分为众多亚体系,如科学和市场根据其部分自治权遵循各自的规则,把道德指导行为的原则当作失效的范例(N. 卢曼)来拒绝。

  这个确定没有解决以下几个对我们很关键的问题:必要的亚体系的互联按照什么样的代码来进行?如果应用不能通过归纳来解决的话,而且超越了规范领域之外的话,那被应用的法律援引的是什么?如果标准的制定不是简单地应用已经被接受的价值观,而是通过重新规定来达到的话,伦理和法律怎样干预社会?这样,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方面崭新的局面,即科学受到了新的挑战,要进行自我调整,探讨伦理问题,而不仅要应用其结果。

  上述的情势发展清楚地表明法律以比以往更加强烈的方式介入了伦理。伦理被迫离开了其基本讨论内容,而要探讨行为引导等问题。科学、法律和伦理面临一个共同要求,一方面要自律,另一方面要融入社会,因为其占主导地位的善恶观应该是一个标杆。

  

  回应伦理挑战的方法

  

  迄今为止,伦理和法律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上述挑战,导致了伦理和法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美国首先以特殊的方式接受这个挑战。而欧洲对新的发展反应比较慢,它首先模仿美国的做法,然后形成了一套欧洲大陆的方法。回应上述挑战的两种方法都是制定法律,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尽量形成关于伦理观的共识。为了解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亟待解决的法律难题,美国援引了1947年由国际法庭提出的纽伦堡人体试验法。这部法律供审判纳粹时期对人体进行实验的罪行之用。国际法庭通过制定这部法律开启了习惯法惯用的法律程序,即在没有先例和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援引人类已接受的伦理原则。1978年,在以保护生命医学研究和行为研究的人体为宗旨的国家委员会遇到同样难题的时候,该委员会援引了该法律的前四个原则 ——自主、不伤害、关怀和正义,并将这四个原则写进贝尔蒙报告(Belmont Report)中。这四个原则原本为生命医学研究而制定,后来成为美国现代生命医学伦理四大原则的起点。

  欧洲大陆(如法国和德国)对这个挑战的回答在新兴生命医学的亟待解决的领域里使用了法律规范的手段,借助以宪法为基础的价值观作为规范的依据。现在有46个成员国的欧洲委员会对这个跨国界的挑战做出了反应,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做出了决议和建议,援引了伦理方面的共识,这个共识写进了它的成立文件——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1990年,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和部长委员会决定制定一个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应用中能保护人类尊严和人权的框架公约,这个公约在特定的应用领域当中通过会议纪要来补充。由此,这个共识成为了纲领。

  两种应付现代生命医学挑战的方法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两种方法都用局部和外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不是用特殊伦理的方式,也不是采取纯单个判例的方式,而是在寻找规范具体行为的标准时援引类似于共同格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和原则。上述两种方法均同意在成文法当中寻求具有调节功能的原则。这些原则中凝聚了由人类经历侮辱、罪行和苦难经验而产生的伦理共识,即由对人类罪行的恐惧而形成的纽伦堡法和战后反思过去罪行而诞生的欧洲人权声明(1950年)。

  两种方法也有形式上共同的东西:它是部分人的共识,因为它只是在社会多元化的条件下能取得的信服力。这不意味这个信服力从天上掉下来,它非空穴来风。

  如同人权这个概念,这种共识来源于特定的历史渊源。但它显然并非为这种特定历史渊源所限定,而是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更加深刻的论证样式。此外,这个共识需要融入进一个有实质内容的生活方式,但要考虑的显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两种方式在法律形式和内容上有不同。四个原则的方法对四个原则没有做优先等级划分,而人权概念将人类的尊严不可侵犯原则列为高于其他基本权利的权利。另外一个例子是自决权,这个概念在美国方法中论证了尊重个人权利,这个概念不同于符合道德规范主体的目的本身,这个主体为人类尊严的基础。共同的是两种方法为了完成其任务都面临同样的困难,在使用的方法和预期的内容方面都有困难。如果两种方法都从因普遍性而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出发,那要获得行为引导性标准需要一种称之为限定性,而非推演性具体化。因为这种限定要将在原则中表达出来的价值观联系到科学传达的行为状况中去,所以它指的是跨学科能力和社会参与。只有这个限定能理解从其科学条件引导出来的行为状况,它才能找到合适的规范。并且只有它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交锋的话,它才能续写对人性的理解,而人性是创立原则的基础。以伦理判断形成以形式存在的应用伦理可以看作为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决不能忽视这个判断形成的困难难度。诚然,连同实际思考的诠释,从亚里士多德的实际三段论法到罗尔斯的反思平衡,这个伦理传统给我们以启示。但是在科学条件繁杂行为状况下的伦理重新表述和生命医学的伦理重新表述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寻找主导价值观限定性过程中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必要参与还要找适合形式。

  

  生命伦理作为应用伦理的作用范围和界限

  

  如果想正确评估上述方法(特别是欧洲方法)的内容,那么要准确标明能决定这些方法原则的作用范围和界限。关键的是以下观点:这些伦理法律基本原则(如保护人类尊严)是一些规范,其广泛的意义只有在下述情况才能赢得,即它们设定标准性的限制,而不是体现其他规范的实证性的根源。现代生命医学的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超越国界的性质。

  这一点可以从欧洲委员会制定的生命医学人权公约的原则结构看出。这个公约中的第一条规定保护人类尊严、完整和身份为基本原则,其中说明性报告规定从受孕开始要保护人类生命是“一个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第二条援引世界医生联合会赫尔辛基声明,规定在人权的限定范围内个人的利益和福祉始终高于社会和科学的利益。第三条规定人人都有同样接受卫生体制服务的权利。

  第四条有特殊的意义,它给所有的医学干预规定了“专业的义务和标准”。这样,除了人权概念之外,引用了第二套标准,即从医生职业宗旨引申出来的规则,这些规则由于社会对这个宗旨接受程度高而具有很高的约束力。这一套标准在许多地方给这个方法以人权方面的补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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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应用伦理:经济、科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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