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丑:作为普遍性道德权利的人权

——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理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3 次 更新时间:2010-09-17 22: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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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丑  

  

  自古希腊以来,伦理学的核心理念一直是公正问题。随着伦理学对公正观念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人的自然权利的人权理念逐渐从公正观念中脱颖而出:继格劳修斯在公正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权概念之后,霍布斯把人权理念从公正理念中解放出来,使之独立成为理论伦理学的一个道德范畴。随着理论伦理学的应用伦理学转向,人权理念也就由理论伦理学视阈进入了应用伦理学视阈。应用伦理学视阈的诸多问题给人权理念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挑战和机遇。诚如杰克.玛哈内(Jack Mahoney)所言:“与往昔相比,如今的人权理念遇到的对抗和反对更加强烈。”(1)这是因为理论伦理学视阈的人权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响应,应用伦理学视阈的更为复杂难解的人权新问题又接踵而至。更为关键的是,人权还直接涉及到伦理学是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这个关乎伦理学性质和命运的根基问题。这样,疑难重重的人权理念就成了应用伦理学必须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欲解此谜,还得回到理论伦理学视阈中的权利理论:权利理性派认为,权利是普遍的自然权利,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就是人权(human rights)。人们也因此常常把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和人权(human rights)通用。权利经验派针锋相对地反对理性派的观点,它主张权利不是普遍的自然权利或人权,而是特殊的实证的经验权利。双方的激烈争论直接引发了权利怀疑论对权利本身的否定和质疑。我们可把这些有关权利争论的核心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权利是否存在?(二)权利如果存在,它是何种权利?对它们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何以可能?”问题的回答。这就自然过渡到“何为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以及“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如何应用?”的问题。

  

  一、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何以可能?

  

  在理论伦理学视阈中,由于人们对权利的含义争论不休,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权利理念,致使权利怀疑论有理由怀疑权利的存在。这样,权利论和怀疑论双方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到:

  

  (一)权利是否存在?

  权利怀疑论虽然形式多样,但它主要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休谟)、语言学的角度(麦金太尔)、权利和公正的关系(鲁斯.玛克林)等几个层面怀疑并否定权利(包括人权)的存在的。

  其一,休谟认为,自然法学家们用“自然法—理性”的概念指称完全不同的三类东西——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实法则;以“自然权利”名义囊括的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规范。在逻辑上,这严重地混淆了”逻辑的必然、事实的必然和道德的必然”三种不同的含义。作为逻辑必然的理性仅仅存在于数学的局部知识,事实的必然即自然界的诸多法则来自于习惯的联想,道德的必然是价值判断。自然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规范)既非事实的推理,也非理性的对象,它们只是人类的愿望或”癖好”。休谟基此提出事实和价值区分以及无法从事实推导出价值的命题即“休谟问题”(2)。后来,马克斯.韦伯把这一问题明确化(3)。据此,属于价值范畴的自然权利不可能从理性(人性)的事实推出,自然法理论从“理性”引出的人权受到致命的质疑。

  在我们看来,“休谟问题”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内是可以解决的,不能构成否定人权的根据。具体说来,从静态看,人是有限和无限、生理心理和理性精神融于一体的存在。从动态看,人是无限扬弃有限、精神(心理、理性)扬弃自然(生理)的存在过程,是自由自律地祛弱和求备的存在,是不断弥补不足、完善自我的存在。人性具体存在于对人的有缺事实(生存环境、生理、心理、社会状况等)的不满的基础上追求人性完善的价值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既是事实,也是价值,是蕴含着价值的事实。这就是说,人是集存在和应当、事实和价值于一体的主体。由于自然权利(价值)是从人的整个本质(作为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的人性)中起源的,价值(权利)当然可以合乎逻辑地从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人性)中推出。

  其二,经过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分析哲学洗礼的麦金太尔,不满足于休谟式的逻辑分析的怀疑,认为它不具有彻底否定权利(包括人权或自然权利)的理论力量。他企图从根基上拔除权利和人权的信念,以达到全面否定、一劳永逸之目的。他认为:(1)人权观念并非社会生活本身所必须,而且在每一个社会都寻找不到它。在古典语言、中世纪语言中都无有任何足以正确表达权利的词语,古希腊语就没有一个词表达权利。正确表达的权利(a right)一词只到中世纪末才出现。(2)如果存在权利、人权的话,在现代之前却无人知晓之。(3)根本没有权利、人权,因为所有试图给予权利、人权信念以好的理由的尝试都失败了。信仰人权就如相信巫术和独角兽一样(4)。如此一来,权利、人权在他这里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而被否定了。但他只是通过抽象的理论分析和语言学考察来否定权利和人权的存在,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有力论证,以至于米尔恩(A. J. M. Milne)十分轻易地就驳斥了麦金太尔的谬论(5),兹不赘述。但它启示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实证的权利概念的有无上,而应深入到权利的内涵和历史中去研究权利。

  其三,与麦金太尔不同,鲁斯.玛克林(Ruth Maclin)试图从权利发展的历史中论证权利的无根性。他同意密尔提出的权利和正义理论具有潜在的联系的观点,认为权利不是原初概念,而是源自公正的概念。因此,对权利做出系统的判断,必须以完满的公正理论为根基。但他认为还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完满的公正理论——即使罗尔斯的《公正论》也并非完满。如此一来,“关于权利的存在和本性的具体主张便失去了充分的根据,也无法得到确证。”“试图发现人类权利的存在,完全是一种错误地幻象出来的事情。”(6)这一思想揭示了权利和公正之间的历史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它仅仅停留在二者的时间先后的关系上,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它对权利的否定缺乏充足的根据和有力的论证。但它明确提出的人权和公正的关系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总之,权利怀疑论并没有提出有力的否定权利的论证,它不但与人们的直觉相悖,而且也与当前世界上普遍注重权利、人权信念的事实相左。维特根斯坦曾说:“怀疑论并不是不能驳斥的,而是如果它在不能提出疑问的地方想表示怀疑,显然是没有意思的。因为疑问只存在于有问题的地方;只有在有解答的地方才有问题,而这只有在有某种可以说的事情的地方才有。”(7)实际上,权利怀疑论非但没有否定权利和人权,反而暗示了权利解答的方法,推动了对权利和人权的确证。

  值得肯定的是,权利怀疑论是一把悬在权利理论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质疑权利的霸权和独断,反对权利的抽象性、偶然性、随意性和极端化,从告诫、提醒、否定的角度推动着权利、人权的研究。另外,权利怀疑论虽然不能否定权利的存在,但其怀疑精神却在权利理论中一以贯之。人权理念正是在质疑、反驳权利怀疑论的过程中,在权利理性派和权利经验派的相互质疑和相互反驳的过程中,逐步显现出其本真要义的。

  如果存在权利(right),那么:

  

  (二)权利是普遍权利还是特殊的实证的权利(positive rights)?

  首先,权利理性论认为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或人权(human rights)。该理论主张自然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它的本源是“理性”。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斯宾诺莎、洛克)、政治参与权(鲁索)、幸福权(杰斐逊)等人权来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即“理性”,是人固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理性)权利。显然,这些权利是多样的特殊权利而不是普遍权利。因此,它受到后来的理性权利论者(如康德)的批判,同时也遭到经验权利论的质疑。

  康德认真研究了理性,把它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他认为源自实践理性的自由是人所具有的唯一的自然权利,“是每一个人由于其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初的权利。” (8)这种原初人性的自然权利,就是人之为人必不可缺少的人权。康德以后,胡塞尔明确解释了理性的内涵:“理性是‘绝对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无条件地’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的名称。” (9)人权既然源自追求无限和普遍本质的理性,应当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无条件性。就是说,人权是普遍的、绝对的、无例外的每人都拥有的权利。

  其次,权利经验论反对权利理性派的观点,主张权利不是来自理性的自然权利而是源自经验的具有相对性、多样性的实证的特殊性权利。该派认为理性是有限的,它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只能认识相对的东西。理性在感觉之外,什么也不知道。只有实证的事实才是科学的,任何突破主观经验界限的企图都是必须拒斥的形而上学。因此,权利的基础不是理性或自然法,而是动物本性(胡果)、心理(法国的塔尔德)、本能经验(霍姆斯、庞德、弗兰克)、感性快乐、利益(奥斯汀、庞德、密尔等)、历史风俗传统(伯克)、民族精神(胡果、萨维尼)、宗教信仰(阿奎那等)、义务(奥尼尔O’Neill)等经验性的事实。根本不存在超越一切社会、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普遍的“人权”,只存在多样性文化(包括道德、法律、风俗、制度等)所制约的多样性的相对的实在权利,人们也只能在与某一特定文化的关系中理解自己的实在的真实具体的权利。

  理论伦理学视阈内的权利问题的争论表明,应用伦理学视阈内的人权得以可能的根据在于:

  1、权利是存在的——这是人权得以可能的基础。

  2、超越经验派和理性的冲突是人权得以可能的途径。

  经验派的实质是从个体出发强调个体的理性的有限性或经验理性,这并不能否定理性本身的普遍性和普遍性的权利。

  前康德的理性派强调人的理性是共同的自然性时,尽管它强调理性的无限性,但他们提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政治参与权、幸福权等是多样性权利,这和经验论的多样性的权利是一致的。双方主张的权利都不具有普遍性。

  自康德以来,理性派试图从理性的理念出发强调理性的无限性,并试图寻求普遍性的人权。但康德等以理性寻求的自由人权,仍然不具有普遍性。马克思曾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指出了理性权利论的人权的特权性质,否定了其人权的普遍性。他批评说:“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它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10)另外,康德式的理性派面对的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是:没有自由和理性的人如婴幼儿、精神病人等是否有普遍人权?

  可见,经验派和理性派的争论凸显出了自然、经验和理性三个权利的基本要素,如何综合超越之,亦是人权得以可能的步骤之一。

  3、否定独白式的理论探讨是达成人权共识的必然选择。

  权利怀疑论和权利论的对抗、权利理性论和权利经验论的颉颃表明,各方都不是通过对话商谈的途径,而是独白式地企图以己方特殊的权利理念强加于他者并试图使之普遍化。这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权利和人权问题。以应用伦理学视阈的民主商谈的精神和民主商谈平台取代独白式的理论范式,综合权利的三个基本要素:自然—经验—理性,从中抽象出人权的理念,是人权得以可能的关键。

  至此,理论伦理学视阈内的人权走向终结,这同时也是以对话商谈、程序共识为标志的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的开端。

  

  二、何为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N.鲍贝欧(Norberto Bobbio)区分了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指公民权与政治权即洛克意义上的自由权,包括新生的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人权的要求。自由权一旦落实到社会就必然要求包括社会权、经济权、文化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第二代人权的进步带来科技、经济文化的繁荣,尤其是科技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地球村、科技信息、世界公民问题等新理念,这就导致了第三代人权的产生。第三代人权是“由科技进步对生命、自由和安全带来的危险引起的。”比如生活在无污染的环境中的权利、隐私权、保持遗传基因完整的权利等(11)。另外,卡斯林.玛哈尼(Kathleen E. Mahoney)和保尔.玛哈尼(Paul Mahoney)等人也主张未来人权应当扩展到如健康、食品、环境、残疾人以及信息技术、生产技术等带来的新领域(12)。第三代人权或未来人权的实质是应用伦理学视阈的人权,它正是在理论伦理学视阈的人权(前两代人权)的发展和矛盾冲突中孕育出来的人权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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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哲学与文化》,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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