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心理战”与传播学

——美国冷战时期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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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静  

传播学是二战后在美国率先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尽管传播技术的进步,商业广告业的发展,民选政治的需求以及学科发展的趋势一直被认为是传播学发展的基本动因,但是自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心理战”计划却对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早期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从1946年至少到1960年,美国心理战计划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有时甚至是核心。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斥巨资用于心理战计划,雇佣大批专家学者,使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政策。他们通过民间基金会或直接资助了战后十年几乎所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建立了庞大的人际关系网,选择了一批学术领袖,确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心理战计划,就不会有后来成为显学的传播学。了解美国心理战与传播学早期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某些特色。

一、“心理战”的实施——从热战到冷战

心理战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把古代人在征战中使用的面具,咒语和画符等看成是最早的心理战术。中国古代也有孙子的“不战而胜”思想和刘邦“四面楚歌”的故事。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战,即现代科学技术与传媒手段的结合运用。在一战中,美国首次组成由战争部、海军部和国务院参加的公告信息委员会,负责内外宣传,并在战争部情报处以及欧洲远征军司令部分设了两个部门负责战争宣传。

二次大战中,心理战一词正式使用。一开始是指纳粹的宣传,第五纵队的活动以及欧战前的各种恐怖活动[1]。后来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把心理战扩展为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解决战时问题,包括阵地宣传,对友军的意识形态训练,鼓舞士气和加强纪律[2]。对心理战最完整的解释来自1948年美军的一份绝密报告。其中宣称:

“心理战要运用一切手段来影响敌心。心理武器在于它们所产生的效果而不在于它们的特点。因此,公开的(白色),秘密的(黑色)以及灰色宣传,颠覆,阴谋破坏,特别行动,游击战,间谍战,政治,文化,经济和种族压力等都是有效武器。其所以有效不在于宣传心理和心理战机构本身,而在于能在敌人中产生内部纷争,不信赖,恐惧和绝望。”[3]

所谓白色宣传是指公开的宣传机构如“美国之音”以“真理和事实”进行“简单、明确和不断地施加压力。”黑色宣传则是不断地制造“麻烦、混乱和恐怖”,包括暴力特别行动以及伪造敌人文件以混淆视听。虽然美国官方否认其使用黑色宣传,但实际上它长期是美国内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灰色宣传介于两者之间,制造宣称独立于政府的错误消息。

对于美国的心理战,有学者指出其三大特点:一是持续地广泛使用暴力,如暗杀,阴谋破坏以及在国外扶植残暴的代理人;二是广泛使用各种传媒宣传,包括白色和黑色宣传;三是心理战的目标不仅指向敌人,也指向美国及盟国人民。

在二次大战中,美国心理战计划无论是在资金投入、人员参与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一战时期。有六大主要的心理战中心,其中又以战争情报署(OWI)和战略服务处(OSS)最为著名。有几十名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宣伟伯入伍参军,在这些机构中工作,同时美国参谋总部又成立各种委员会以协调各战区和各军区中的心理战行动,据估计当时附属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欧洲心理战计划就有460人。这些心理战机构还与许多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研究机构定有合同,这决定了战后很长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战时研究使大批年轻人和知名学者并肩工作,培养了学术力量,并形成了一张很重要的职业关系网,这张网构成了战后传播学的研究群体。可以说心理战计划使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也为这些学科的未来发展打下烙印。

在一战结束以后,战时宣传部门很快撤销,也没有政府组织的研究活动。但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心理战机构不仅没有取消,反而被制度化并进一步增强了权力。在战争中,心理战可以公开为战争服务,但是在战后,美国从未公开宣战(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因此心理战计划需要更委婉的解释和面貌。

1946年美国陆战队魏曼将军提交了一份有关美军在海内外所受的意识形态威胁的长篇报告,该报告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意识形态宣传活动。包括增强柏林电台对东欧的广播以及美国之音对世界的广播,对欧洲及远东驻军的教育计划,每年拍摄50-75部纪录片,控制在占领区所有美国商业影片的播映,在美占区对所有报刊书籍的出版登记制和邮品检查制,在60个城市设立文化中心,用5种语言出版针对外国受众的杂志,印刷成百上千外的教育手册,在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出版军方和政府日报,同时还在德国和日本设立机构,开展大规模民意调查。

除了这些公开行动,1945年杜鲁门政府用新的机构CIA(中央情报局)取代OSS和OWI等战时机构,负责心理战计划。从1946-1950,美国政府投入几百万美元组织了负责秘密战争的部门,直到水门事件后这些行动才公诸于众。

1946年夏,美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1947年12月,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半公开的“NSC4”文件,为一系列公开宣传活动提供资助,包括“美国之音”,学者交流计划,海外美国文化中心以及类似的公开宣传机构的设立。但是与此同时,又通过了一个“高度机密”的“NSC4-A”计划,提出上述公开的宣传计划必须由一系列秘密的心理战计划来补充,并秘密授权CIA来负责,其管理渠道不同于“NSC4”计划,以避开国会与公众就是否要在海外进行心理战的争论。半年之后,“NSC10/2”计划又取代了“NSC4-A”计划,授予CIA负责秘密战争更大的权限,并成立政策协调处(OPC)。该处虽隶属于CIA,但却由国务院直接拨款,在人事和财务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到1952年,该处已雇用了大约六千人,并在美国国内和海外设立了47个站点,其每年的开支估计在8200万美元以上,并主要用于黑色宣传。按照OPC的行动章程,其任务包括:宣传,经济战,防范性的直接行动包括阴谋、反阴谋,破坏和疏散行动,对敌对国家的颠覆包括帮助地下组织;难民解放组织行动;以及支持在“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的国家中的反共行动等等。OPC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特别活动组负责对“妨碍美国利益的人”包括背叛美国的双重间谍施行绑架和暗杀等行动。

由此可见,心理战计划在冷战时期不仅鲜为人知地持续进行着,而且其组织机构,行动方式和目标范围都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关的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得到特别支持。

二、与心理战密切相关的传播学研究

1927年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Lasswell)发表了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术》,提出了诸如政治说服战略,受众心理,符号操纵等概念。曾参加美国欧洲军战时宣传工作的专栏作家李普曼(Lippmann)在其《舆论》(PublicOpinion)及《幻象公众》(ThePhantomPublic)两书中又突出强调了大众传媒的巨大政治力量。

最先把传播(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从原先宽泛的意义窄化为说服式定义的是拉斯韦尔和李普曼。从词源上说,communic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com”(一起)和“munia”(责任),也就是“共同负担”的意思[4]。但是按照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的理解,传播的实质就是“作为武器把某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些人,或者说大众”[5]。拉斯韦尔把社会传播简化为著名的五W模式,即“谁对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有什么效果”,使控制试验,内容分析,渠道分析,对象分析和效果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6],从而促进了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当美国的商业广告业为新的传播理论所吸引的时候,德国的大众传播和公共舆论专家则开始运用本身的知识和技术为纳粹的宣传服务。而当大战迫近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了秘密研讨会,商讨传播学研究如何为美国的反战争服务。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学者们在认识到媒介可能产生的巨大力量的同时,也更多地看到媒介所面对的是“实际无选举权的受众”,“人们常常穷于判断自身利益”,因此强调研究应当服务于普通人和公共利益,消除民主制的弊病。当战争迫近的时候,”社会精英掌管媒介对社会施行有效管理“的思想占了上风。这一思想虽然被批评为用“操纵的独裁反对暴力的独裁”,但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心理战的推行者们更是把大众传媒单纯看成是说服或控制目标的工具。传播就是用适当的方式把任何信息传输出去以实现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目标。传播学研究被美国军事、情报和宣传部门引向说服术,意见测定,战俘审讯,政治和军事鼓动,意识形态宣传及其他相关问题。有效说服和宣传不仅是能提高战争效果,减少伤亡的有利武器,而且是在美国军队没有直接控制的地方扩大美国影响的一大工具。“自由欧洲电台”就曾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最廉价、最安全和最有效的工具”。

关于传播研究在战争中的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心理学家霍夫兰的研究。他在二战中受美国军方的委派,研究纪录片《我们为谁而战》对士兵的影响,重点针对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问题开展研究[7]。朝鲜战争一爆发,宣伟伯等人就受美国空军的邀请前往朝鲜战场从事实地研究。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并且一直延续到战后。实际上,从二战到整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需要都占压倒地位。据1952年美国国家基金(NationalFund)的统计,用于社会科学主要是传播学研究超过96%的国家基金来自美国军方。通过对一些相关学术期刊的调查分析,从1945年到1955年,美国军方,CIA和新闻总署(USIA)资助了几十个大、中型传播学研究计划。至少有六家最重要的研究中心靠国家安全机构的资助为生。如哥伦比亚大学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学研究所(BureaofAppliedSocialResearch-BASR),密执安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forSocialResearch-ISR),普林斯顿大学坎特里的国家社会学研究所(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SocialResearch-IISR),全国舆论研究中心(NationalResearchCenter-NORC),兰得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普尔的国家研究中心等,其所获政府资金占其经费开支的75%以上。从1945-1960年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提供了所有大型传播研究的主要资金。[8]在5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每年要花费700万到1300万用于大学和思想库的传播学相关研究。[9]

事实上,政府和学术界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甲方乙方的关系。政府基金的流入更多是通过非正式的人际关系来进行。1947年美军国防部专门设立了一个人力资源委员会负责协调对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研究的资金投入、该委员会由军方人士和学术界知名人士组成。这些学界知名人士不仅负责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而且很多在基金会中任职。因此该委员会是政府、学界和社会关系网的一个节点。委员会并不直接拨款,而是负责关照军方财政中社会科学所占的比例,推荐项目,通过重大的研究建议。因此这些学界领袖既是政府投资的咨询委员会,又是投资的直接受益者,而他们参加政府心理战研究委员会本身就表明了态度。正是这种人际关系网和大笔的资金投入一起,决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其中民间基金会起了中介和某种程度上遮人耳目的作用。如普林斯顿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获的100万美元的资助实际来自CIA。洛克菲勒本人就是一个心理战计划的积极推动者。

接受政府资助的许多学者把他们的工作视为心理战的一部分。1951年召开的美国公众舆论研究学会的年会上,就有三个分会的讨论重点是关于心理战的,集中了绝大多数重要的传播学者。会上一致认为,国际传播研究是对美国心理战的一大突出贡献。到1952年,由“美国之音”主编娄文索(Lowenthal)主编的《公众舆论季刊》首次编发国际传播特刊。标志着心理战研究融入传播学的新高峰。

例如,其中格洛克(C.Glock)在“传播和意见形成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详细提出了关于国家传播体系极其与传播受众、意见领袖的关系,并提出了这一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及该文来自应用社会学研究所(BASR)和社会学研究所(BSSR)接受的国务院的研究课题。该课题目的在于加强在意大利和近东地区(美国心理战主要目标)公众舆论的操纵。该文的发表使BASR成功地争取到国务院1953年的基金,并带动了对东欧卫星国、菲律宾和苏联的亚洲盟国“国家传播体系”的研究。后来,该文连同其他三篇文章又被宣伟伯收入研究生教科书,变成似乎中立地讨论如何把一国意志输出国外。

另一个有利的例证是密执安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所(ISR)。该所成立于1950年,它在朝鲜战争中同美国政府结成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整个50年代。其所承担的项目包括:“美国空军对东欧和前苏联喀扎克斯坦地区心理战的目标及弱点”;“关于暴力的各种社会、政治和心理影响的研究以控制军事行动”;“对战俘行为及战犯的心理崩溃的研究”以及对在战俘审讯中采用药物、电击、暴力和其他强制方法的相对有效性的研究。这些经费主要来自CIA。该所还曾接受美国新闻总署(USIA)的经费,用以培训南越政府在其民众中收集有用情报,并训练USIA人员有关大众传播的研究技术,还完成了大量数据分析。这些合同共占其开支的50%至85%。它们为美国心理战提供了至少三方面的帮助:一是介绍了现代受众调查方法;二是介绍了“意见领袖”的概念,并提出宣传目标中“精英”和“大众”的区别;三是介绍了“国家传播体系”的概念。

传播学研究中一些突破性的发展都和心理战有密切联系。如大众传播中有关“个人影响”和“两级传播”的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由拉扎斯菲尔德在调查了1940年总统选举后提出,并最终成熟于《人民的选择》(1944)和《个人影响》(1955)等书和报告中。[10]但实际上,该理论真正形成于“美国之音”在中东进行的有关传播行为的大规模调查中,并在对菲律宾的研究中得到运用、他们提醒新闻总署的人如何利用当地的访问员来确定地方的舆论领袖,并利用信息源,对当地人对民主制、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美菲关系等的态度进行统计分析,以获取对美国在菲律宾宣传活动有效性的反馈。

由德弗勒等人提出的著名的“扩散理论”最早来自一些由美国空军秘密出资的对空投传单效果的大型研究项目。美国空军在美国特定城市投放几百万张有关国防和商业广告内容的传单,然后由专家对收到传单的人进行访问并对传单的效果进行调查。尽管学者们声称空投传单也是传播媒介的一种,其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义,但该计划仍然是为美国空军对朝鲜战争的宣传服务的。而且该计划本身也就是一种宣传,传单中大量内容有关美苏“导弹差距”,它激发了普通民众对苏联核进攻的恐惧,从而为军方争取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核政策提供了帮助。

“第三世界现代化或经济发展对美国的可能威胁”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IS)在整个50年代的研究重点。这期间,CIA则是该中心最重要的资助者。它曾通过福特基金会为该中心提供了85万美元的四年资助,并资助出版了该中心公开的和秘密的研究成果,如1956年《舆论季刊》的“政治传播研究”特刊和1958年“现代化地区的态度研究”特刊。它还通过该中心向其他研究机构如哈佛的苏联研究中心提供资助。

按照CENIS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化是美国的一个管理问题。以《传统社会的终结》而出名的勒诺(D.Lerner)认为,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和传播技术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可以被测定并促成以确保美国政府所期望的结果。“这些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如何保证稳定呢?”“一个自由参与的社会依赖什么促进意见负责地形成和表达呢?”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意见的参与在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之前就普及了。这种意见的参与产生了大量从媒介获取信息的大众,他们实际没有社会和经济上的选择权,而很容易被激进的国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极端分子的主张所左右”。因此他主张用“白”和“黑”的宣传,经济发展援助,美国训练和资助反暴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最初的“发展理论”。它把宣传、反暴行动、选择性的经济援助迅速纳入了美国全球心理战计划。美国很快采取了冠之以“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绿色贝雷帽”行动以及在柬埔寨和老挝的反暴行动。这一构想后来被宣伟伯和鲁西安.派(Lucian.Pye)等人充实和发展,形成了传播学的现代化研究,勒纳的《传统社会的终结》被视为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之作。而勒纳本人在六、七十年代成为美国对第三世界心理战的首席顾问。1962年美国特别行动委员会发表的《美军的有限战争使命和社会科学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发展理论”与美军反暴行动之间的联系。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即如果美国能熟练控制第三世界的发展,就不仅有利于被干涉的目标,而且能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被广泛宣传以抵制国内反对对外干涉的声音。

50年代中后期,大众传播研究开始实现科学的“专业化”而成为一门显学,“宣传”一词也逐渐被“传播”等看似客观、中立和科学的概念所取代。如兰德公司1951-1953年编辑出版的一套书名为“国际宣传和心理战”,而到1956年再版时就更名为“国际传播与政治舆论”。1954年哈佛大学苏联研究中心出版了由克鲁克洪等人为美国空军进行的心理战研究报告,题为“战略心理战与苏联社会体制的力量和弱点”。而到1956年,该书就以“苏联体制的运行”为题重新出版,并且在整个60年代成为研究苏联问题的研究生教材。到60年代,“宣传”和“心理战”的词汇不再流行了。但是对那些著名的学者如拉斯韦尔,宣伟伯等人来说,大众传播的实践性和政策性从来未曾被放弃。他们仍然把用于指导心理战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带入新的“科学化”的理论表述中,为心理战披上了新的客观性的外衣。

宣伟伯被尊为第一位传学大师。有人甚至把1933-1973称为“宣伟伯时代”。宣伟伯擅长学术管理,是他确定和发布了有关大众传播的知识,宣伟伯的书至今仍极为重要,它们影响了几代传播学者,同时他的书也正好代表了那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从其职业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政府很深的联系。他曾主持朝鲜战争中美军心理战研究计划,其研究成果被政府以多种语言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广泛推行,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宣传;他曾主持美国新闻总署几个重大项目的研究,他著名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在美国新闻总署的资助下完成的,并借助了大量美国心理战计划的材料。其中他对各国媒介体制做了生动的但是简单的“好”和“坏”的划分,特别是他忽视了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和它采取的实际行动之间复杂的关系,并且没有找出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些共同要素,这使他的论点少有科学性,而多有冷战气息;在整个50年代他受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托从事“自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的报道分析和顾问工作;他曾担任美军参谋部特别行动秘书处主任,负责宣传,心理战和公开行动;在国防科学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他的一些广为阅读的著作,如《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报刊的四种理论》、《人类传播学》等等都得到新闻总署和美国之音的资助;他和美国海军研究部保持广泛的合作关系;在其晚年,他还参加了一系列国际援助项目,以确定在萨尔瓦多,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国家的媒介与发展情况。由此可见,心理战计划对宣伟伯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是麻省国际研究中心戴维森(PhilipDavisen)在1959年首次提出的“使用与满足论”,这是对效果研究的一大突破。他提出了关于传播和人类行为之间互动的一系列基本假设,认为一切人的行动都是由某种程度的需要满足所决定的。人的注意力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个人在信息的海洋里检索来获取他们认为有助于满足需要的讯息。他否定了“被动的受众”的观点、这一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过去以传播者为中心的效果研究模式。但是他在文中所引用的例证都来自二战及以后心理战研究的成果。这又从另一侧面说明,即使与美国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斗争与冷战无关的传播学研究也深受心理战的影响。

三、几点思考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美国心理战计划与传播学的发展曾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传播学研究得益于战争中的心理战计划,更得利于冷战中的心理战机会。由于冷战的加强,心理战计划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反而进一步扩大并制度化。这是因为二战后美国实力大大增强,其统治世界的野心也随之增强。它的国家安全概念无限扩大,其心理战的目标也随之扩大,不仅包括前苏联及其卫星国,还包括欧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心理战不仅成为替代常规军事行动的有效武器,而且成为在全世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有力的手段。战争的爆发为传播学提供了用武之地,冷战的加强更进一步影响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方向。

美国心理战计划至少影响了传播学研究的如下几个方面:

1效果研究

2有关苏联及其他国家传播体系的研究

3关于问卷调查中的技术标准以及数据收集整理的方法

4在美国之外进行意见研究和受众研究的技术

5早期的扩散理论

6早期的发展理论

7宣伟伯的对于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主要内容的确定

8关于“参照群体”和“两级传播”理论

9对“动机”研究以及被广泛用于商业公告关系领域的类似的士气研究

心理战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美国心理战为大众传播理论提供了应用机会,是传播学研究的应用形式;二,在四、五十年代,在传播学研究所获得的大量资金中,政府拨款占非常大的比重;三、政府并没有决定科学家们可以说什么,但是他们却对于谁来说发挥了重要影响。美国政府,军方和宣传部门,同民间基金会与学术界的领袖保持密切的联系,形成了庞大的人际关系网。正是他们撰写教科书,负责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科研项目,控制传播学的核心刊物,并成为一些著名院校传播学系的主任和教授,使传播学成为一门显学。由此可见,传播学研究并非如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中立、客观甚至远离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相反,传播学发展的这段历史更清楚地表明,一个力量强大的社会群体如何能把它的重点和价值观转变成“学问”,先被知识界,后被整个社会所认可。

心理战计划虽然要求科学的准确性和学术内核,但其最终目的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应用传播学研究以实现狭窄的政治或军事目标。他们探求科学数据,其目的是为了操纵民意而不是真正解决矛盾。为此他们不惜付出大价钱,收买有用的”科学知识“。尽管后来的效果研究宣告了“魔弹论”的不切实际,但心理战在整个学术界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大众传媒是社会管理的工具和处理社会矛盾的武器,是国家政策的工具。这一思想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淡化媒介批评,而具有很强的效果导向性。

不仅如此,心理战的推行者们还极力压制与之不一致的传播观念,特别是被他们视为破坏的批评意见。例如,前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施莱辛格曾批评拉斯韦尔的思想是“用操纵的独裁来反对暴力的独裁”,但是在洛克菲勒的反对下,他的观点很快在学术界失去影响。在四、五十年代,在严峻的冷战空气和麦卡锡主义的攻击下,与心理战有关的传播学研究既是护身之门也是晋升之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被看成是对美国制度的批判,就可能招致严重的职业危险。[11]

然而学者的研究并不仅仅是迫于压力或单纯为了逐利,他们实际上对心理战思想有较多的认同。以当时最为著名的学术杂志《舆论季刊》为例,它在冷战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讨论心理战和宣传的文章。例如1945年,该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塞班岛运用民意测验技术收集军事情报的报告;一份有关美国国内宣传工作的报告;一场关于如何在日本运用民意测验技术以确定有效的宣传主题的讨论;以及呼吁加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反共宣传的文章。从1945-1949,该刊共发表了两篇关于美国宣传工作的深度报告;七篇关于二战中德国国民和军队士气以及盟军发挥影响的报告;三篇关于运用传单和明信片为宣传媒介的案例分析;六篇关于训练美军增强士气的论文;12篇关于战时宣传和心理战的书评;还有15项关于美苏心理战各个方面的研究论文。在其中一篇讨论宣传工作的深度报告中,作者批评美国的宣传太受商业广告和公共关系的思路影响,不敢有违公众的意见,而意识形态之争只有“直面攻击”才最为有效。并举例说正是对异教的直接攻击才使基督教获得最广泛的传播。[12]而在第二篇报告中,作者则提出“美国要认真地发动针对苏联独裁政权的颠覆性政治宣传”,美国在第三世界的行动也是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13]

不仅如此,《舆论季刊》还刊登了许多与传播学无关,但却带有编辑导向性的文章,主要是支持美国的对外干涉和冷战战略。例如,从1946-1947,该刊刊登了同一作者6篇关于苏联的书评,所评之书并无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但作者都在文中得出相同的结论,即东西方的冷战是由苏联所引起的,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在特点时间内同一作者同一观点的重复,只能说明编辑们并不欢迎相反的观点。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传播学杂志之一,该杂志网罗了一大批公众舆论和大众传媒研究的专家,如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编辑部中很多成员都曾服务于美国情报机构,战后他们仍然同军事情报机构保持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至少有1/3的编辑人员承认接受心理战计划的经济支持。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几种重要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中。

对传播学知识的运用使心理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于是学术界进一步要求政府拨款,政府也注重鼓励那些做出贡献可信赖的人。对政府合同的竞争导致的一个现实后果是来自内部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外在压力。学者们几乎都把心理战作为其研究的最终目的。1951年召开的全美舆论研究年会就以“舆论研究对心理战的贡献“为题。其中一位作者提出一种惊人的想象,在未来的战争中,士兵们只要告诉专家们有关内容,受众,媒介和希望效果的各个要素,专家就可以解这道算术题”。[14]随着时间的推移,“魔弹论”被否定和放弃,心理战推行者和研究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决策者”需要日新月异的知识,而研究者们却无法提供。因为“心理战只研究说服,而不是研究人”。当学者们回顾过去20年的研究历史时,他们悲哀地发现“真正意义深刻,有理论价值的研究微乎其微”,“心理战计划如果不是反科学的,也是前科学的。”[15]

心理战的推行者们不断声称,比之常规战争,心理战更为廉价,灵活,更少杀伤,更能避免矛盾。美国在海外的这些活动更有利于人道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但实际上,现代心理战和宣传战不只是为大规模长期战争提供了“另一选择”,它实际构成了一种长期的战略和文化的核心,这就是恃强凌弱,而强制和操纵被装扮成“传播”,真正的理解的大门被关闭。这也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处理东西方和南北关系的主要思路,心理战的研究则充当了有利工具。

在冷战已成过去,世界和平蓬勃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这一段学科发展的历史,不仅为了正本清源,更是要思考知识以及知识的代表者的社会历史责任。

[注释]

[1]HaroldLasswell,“Propaganda,”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Vol.11(NewYork:Macmillan,1937),pp.524-525.

[2]WilliamDaughertyandMorrisJanowitz(eds.),APsychologicalWarfareCasebook(Baltimore:JohnsHopkins,1958),pp.12-35

[3]U.S.DepartmentoftheArmy,JointStrategicPlansCommittee,JSPC862/3,August2,1948,Appendix“C,”P&O352TS(sectionI,case1),RG319,U.S.NationalArchives,Washington,DC.现已解密。

[4]RobertBarnhart(ed.),TheBarnhartDictionaryofEtymology(NewYork:Wilson,1988),p.195.

[5]ChristopherSimpson,ScienceofCoercion:CommunicationResearchandPsychologicalWarfare(NewYork:Oxford,1994),p18

[6]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第11页。

[7]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第10页。

[8]WilliamEllis,“TheFederalGovernmentinBehavioralScience,”specialissueofThe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7,No9(May1964),

[9]JamesBurnham,ContainmentorLiberation?(NewYork:JohnDay,1953),p.188.

[10]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27页。

[11]EllenSchrecker,NoIvoryTower:McCarthvismandtheUniversitie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6)

[12]DonaldMcGranhan,“U.S.PsychologicalWarfarePolicy,”PublicOpinionQuarterly,No.3(Fall1946):446-50.

[13]Spier,“TheFutureofPsychologicalWarfare,”PublicOpinionQuarterly,(Spring,1948):pp.5-18.

[14]Converse,SurveyResearchintheUnitedState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7)pp.309,327.

[15]AmericanAssociationforPublicOpinionResearchconferenceproceedings,“PropogandaandPeopleintheColdWar,”20,no.4(Winter1956-5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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