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 马立诚:报春燕与探索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5 次 更新时间:2010-08-05 10:41:58

进入专题: 林子力   改革开放  

吴象   马立诚 (进入专栏)  

  

  林子力是福建连江人,生于1925年,长得颀长健壮,繁忙中有种从容潇洒的风度。他常常深夜埋头写作,终于积劳成疾,几次病倒。不能起立,不能执笔,但仍然断断续续顽强地口述和修改他的《理论经济学导言》,直至不能说话,不能认人,不能思维。2005年8月,他停止呼吸时,年届八十,正当学术思想比较成熟之际,撒手西去,至为可惜。

  

  飞出密云浓雾的第一只报春燕

  

  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帮挥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经济倒退。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后,找到几个不赞成“四人帮”的秀才,成立了国务院研究室,由胡绳、于光远、胡乔木、吴冷西、邓力群、熊复、李鑫七人为领导人,重点抓经济理论问题,想冲破极左舆论,把生产搞上去。

  当时林子力被借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邓小平不久后下台,研究室陷入瘫痪。当此动荡不安之时,林子力向于光远提出,看来驳倒“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个迫切的问题,所以想写本小册子。于光远十分赞同他的想法,介绍有林同他合作,他们一遍又一遍查阅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搜集有关资料,悄悄动手批判“四人帮”的谬论。1976年10月6日,忽然传出大喜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全国一片欢呼。不过局势还不很明朗,思想仍然比较混乱,报刊上“两个凡是”叫得很响。林子力、有林加紧书稿的写作。1977年3月,协助他们写作的戴成找到人民出版社一位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商议出版事宜。想不到对方竟要求作者写个保证书,保证出了问题作者自己负责,而且限印500本。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杨奇闻讯后气愤不平,豪爽地说:“他不敢出我出,印5万本!”并立即带一位编辑飞到北京。1977年6月,《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为征求意见稿内部发行。这本小册子大受欢迎,很多地方翻印,确切的发行数量连杨奇也搞不清楚。当时的中央委员几乎人手一册,都仔细看了。胡耀邦、罗瑞卿等同志表示支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1977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本书的全文。翌年2至3月份,应听众要求,又重播了一次。人民出版社得知邓小平说过“可以出版”之后,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和广东方面协商,议定由两家联合出版。又经过三个月修改补充,正式定名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于1978年3月出版,第一版就印刷了14万册。这一本书,有人称之为十年浩劫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只报春燕。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我与子力相识在1979年夏天。他与冯兰瑞及陈进玉、左方到安徽调研考察,当时我刚刚调到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负责接待和协助他们工作。在合肥时,我们接触不少,他对安徽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动向饶有兴趣。当时他已敏锐感觉到农村改革可能走到其他各业的前头,农民积极性高,创造了许多“新名堂”。他想把自己调查研究的重点,由国营企业转向农村,从农村改革实践的调查、分析入手,然后及于其他领域。当时包产到户前途未卜,反对者横加指责,赞成者据理力争。我们都赞成包产到户,观点相同或相似,颇谈得来。

  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决定成立新的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些新人。改革很快向各个领域延伸展开,并酝酿开放经济特区,显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1980年5月,我调到北京,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林子力是室务委员兼理论组组长,我们成了朝夕共处的同事,彼此的办公室是紧隔壁,后来在毛家湾的宿舍又是门对门。我们不止一次结伴下去作调查研究,共同主持一些研讨会,共同出席过北京和外省的研讨活动。我分工负责处理农村方面的材料,他是专门搞理论的,但因为关注重点的转移,便成了鼓吹农村改革的战友。

  农村改革前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五个1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很著名的一件大事。1982年第一个1号文件,把过去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始归属于各种形式的集体农业责任制之列,上了姓“社”的户口。农民欢呼声之高,几乎不亚于粉碎“四人帮”。1983年初第二个1号文件,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把包干到户(即大包干)定名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说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这句话写进文件,经历了一个过程。负责起草1号文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杜润生的领导下有种好的风气,重视实践经验的概括,重视不同意见的讨论。有人在文件草稿中采纳了这个观点,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认为这个观点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彻底解决纠缠包产到户姓 “资”姓“社”的问题。然而,困难在于文件没有篇幅详细阐述理由,直接采用这个观点,恐怕中央审查时难以通过。中央书记处审定第二个1号文件时,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不想文件竟顺利通过了。虽然对文件若干处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但对我们最担心的这一句话,却没有任何人表示质疑。我估计有几位对包产到户曾持保留态度的老同志可能要说话,可是会场气氛轻松、活跃,没有人挑起什么争论。倒是会上薄一波颇为感慨地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对包产到户与合作化的关系,我是反复深思过的,也不是没有过疑虑,最初是作为解决当前迫切问题的权宜之计来接受的。但是实践的发展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对包产到户的威力老是估计不足,这才意识到自己无形中也受到老框框的束缚。说到这里,薄老稍稍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想在这里,在这个场合说一句话,请不要记录,也不宜对外公开宣布,就是我个人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不仅是我国农民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实际上还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句话大概没有写入记录,可是在场的人一定都会有印象,因为当时会场静悄悄的,薄老说得很有感情,听者无不动容。

  这个观点、这个论断,至少有一半是出自林子力之手。他之所以能首先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他青少年时期在厦门集美学校求学和任教时就开始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50年代初,到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工作,又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认真啃过《资本论》,对西方经济学也有涉猎。后转到经济政策部门,接触计划、物价等具体实践问题。他善于独立思考,遇到问题就钻进去深入研究,因此对苏联模式及其经济学产生了一些看法。当时“苏联老大哥”是不能碰的,但他还是间接从方法论的角度写了一些批评性的探讨。1975年“反击右派翻案风”中,他向于光远提出要对批“唯生产力论”作反批判,也绝不是一时冲口而出,而是酝酿已久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这一提法,更是他多次调整考察、分析研究的结果。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是林子力在一次调查考察中提出的。调查组有林子力、我及戴成、朱述先、左方五人。从1982年4月开始,先后到贵州、云南、湖北、安徽一些地区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当时农村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都叫包产到户,其实门类繁多,名称不一。我们在考察中不断比较、研究、筛选,感到还是溆县小岗村的 “包干到户”或叫“大包干”好。因为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最受农民欢迎。大家的共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关键,“大包干”是包得最彻底的形式,不妨作为典型形式,取一个规范的名称。在此之前,林子力已提出过“财产权利可分解为所有权和占有、支配、使用或称经营权这两个独立主体”的理论观点。在考察过程中这个思路有所发展,他提出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的概念。我们非常赞同,一路做过多次讨论,回京后由子力撰写了三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上报。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个报告时,邓力群曾以石家庄一个村(他下放劳动时长期住过)的情况为例,对报告使用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但经过认真讨论,还是批准报告作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情况通报》印发,以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但最后邓力群建议我和子力到石家庄那个村去看看。子力去没去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因为我已看过河南新乡的刘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后来还看过河南临颍的南街)。我的看法是只要当地群众同意,刘庄、华西村等生产、分配形式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不过这种形式不宜普遍推广,真正能挽救中国广大农村走出饥饿、贫困的是大包干,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

  报告在《情况通报》刊出后,胡耀邦总书记看后表示同意,还对包括分配方法的“标准产量”的提法产生了兴趣。万里在报告上写了许多眉批,在分析 “工分制”的一页上批语说:“工分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报告解决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被写入中央1984年1号文件,影响巨大,以后多次在文件中被采用,成为一个公认的概念。

  

  雇工问题与深层基础经济理论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度,使整个农村活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兼业户、专业户、小商店、小作坊、家庭工厂、私营企业大量涌现,随之出现了请帮工、带徒弟的现象。于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刚有缓解,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争论,即雇工剥削问题。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社会心理所不能允许的,一时间沸沸扬扬。报刊上有文章说,这场争论是因为经济学家林子力从 《资本论》中找到马克思的话,通过某种公式计算剩余价值,请三个帮手、带四个徒弟可以不视为剥削。即雇佣7人以下不算剥削,不算资本家,不是资本主义。雇佣8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存在剥削,要算作资本家,算资本主义。中央据此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三年后再说。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林子力确实在《资本论》的注释中找到一个人的资料,但他绝不是从本本上找到几句话或某个数字就提出政策主张的人。认为中央据此就确定“看一看”的方针,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最近我看到1983年12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一份调查报告。1983年6月到9月,林子力和理论组的同志曾到江苏、上海、广东、山西三省一市作过专题调查,走访了约60个涉及雇工问题的单位,研究了九个省、市部分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强调,当时的雇工现象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如果孤立地考察雇工现象,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因此,这份报告对复杂的雇工现象区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具体的分析。报告提出并不是所有的雇工现象都能构成比较严格意义的雇佣劳动。“除传统的变工、换工、零工外,请帮工、带徒弟有学技术的成分,剩余价值量小,可以不视为雇佣劳动。同时,雇佣劳动不等于雇佣劳动制度,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至少暂不取缔,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

  我所以要作这样的摘引,是想展示子力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时俱进的深入思考。他没有因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写进1号文件得到公认而沾沾自喜,更没有对雇工问题就事论事,浅尝辄止。找到《资本论》注释中对现实发展有利的几句话,在林子力对雇工问题的研究中所占的分量,实在小而又小,可是20多年之后,这件小而又小的事被记录下来,而他对雇工问题的考察研究几乎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理论贡献。如果有人这样对待历史,似乎有欠公允。

  

  从雇工问题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早在1979年,经过长期潜心研究,林子力对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有一些批判性的观点,他认为适合于我国现代建设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不突破传统理论障碍,改革就会难以深入下去。林子力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此,努力突破传统概念。

  1982年国务院农研中心(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系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主任都是杜润生)成立后,任命我为副主任。此后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心工作,但书记处研究室的职务仍兼着,和子力常有工作来往,对雇工问题也常交换意见。

  雇工现象1981年开始出现,1982、1983年有新发展,1984年以后发展速度加快。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另有些同志深表不安,认为不能老说“看一看”,敞开口发展下去会出大问题。因为1985年冬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进行整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马立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林子力   改革开放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26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