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

——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5 次 更新时间:2010-07-26 17: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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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恩新  

  

  摘要:互联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事件?本文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利用相似性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互联网发挥的议题建构、共意动员功能受制于议题的新闻和社会价值、网络关注度、媒体互动深度、网络报道空间等因素。成功的互联网公共事件必须能够在“媒体空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克服互联网沟通结构的内在缺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网络舆论内在分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定的、暂时性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能否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取决于政府制度化该类事件的能力和意愿、互联网舆论的结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的理性沟通等因素。

  关键词:议题建构;共意动员;互联网公共事件

  收稿日期:2009-06-09

  作者简介:高恩新(1979-),男,山东平邑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危机管理、公共政策。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网民2.98亿人,博客(Blog)用户规模已经达到1.62亿[1].互联网因其个人化、平民化吸引了众多的社会个体成员参与网络活动,其快速扩散能力、快速动员能力非常明显。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黑龙江女子虐猫事件、躲猫猫事件、罗彩霞事件、邓玉姣事件相继引起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大范围公众参与,甚至引发了一些社会成员参与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行动有明显的区别。考虑到互联网络传播具有的低风险、低成本、匿名性,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具有扩散速度快、参与人数多、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本文将这些以互联网为信息沟通平台、由众多网民参与、围绕特定的事件进行广泛动员以达成某种特定目标的集体行动,称为互联网公共事件。

  互联网公共事件有不同的类型。根据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发生的空间不同,可以将互联网引发的集体行动划分为在线集体行动和离线集体行动[2].在线集体行动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纯粹发生在互联网络空间这一虚拟空间的集体行动,例如网络呼吁、网络签名以及网络搜索等行为;离线集体行动则是以互联网为动员工具,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游行示威、集体静坐、集体上访等行为。尽管这两类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有很大的不同,二者之间却可能会相互转化。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特别是组织者可能会利用互联网络实现集体行动的动员,也可能将互联网空间看作是抗议空间,表达不满和利益诉求。借助于互联网平台(业主论坛、聊天室、QQ群等虚拟空间),社区成员可以建构高密度社区网络,进而有效地实现集体维权目标。曾鹏对融合型社区网络中的集体维权的研究表明,这种以互联网为平台的集体维权行动,有机地将在线集体行动(互通信息、协调策略、建构议题)和离线集体行动(集体维权大会、维权监督行动)整合在一起,确保集体行动目标的实现[3].不论是在线集体行动还是离线集体行动,互联网都提高了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特定事件和议题经由网络舆论传播而放大,形成网络舆论压力,将特定组织和机构面对的“事件”建构成“公共事件”,甚至造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危机[4].政府应对此类事件只能采取短期传播的方式,即就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议题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缓解危机。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政府部门,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完成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发布、预警通报、救援联络、公关宣传等任务。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危机管理的重要平台[5].

  在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中,互联网既是社会运动实现动员的工具,又是社会抗争的场所。传媒对社会抗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抗争话语建构和大众动员两个层次。在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传播中,传媒可以定义公众舆论,从而促进或抑制社会抗争的传播。“传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6],而传媒内容则对公众舆论的建构起到了定义性的作用,公众舆论的价值倾向一般由媒体来调控[7],传媒报道的程度和性质,也就成了运动的策略目标[8].大众传媒成为围绕特定议题抗争的运动双方争夺的关键领域。谁能够影响大众传媒,谁就能够将自己的抗争诉求和意识形态推广到更多的社会成员中,从而扩大社会动员的范围。作为第四媒体(继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之后的新兴媒体),互联网在社会抗争的话语建构和大众动员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传播结构的平等性和信息关联无中心化。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借助于互联网平等地参与特定议题的讨论,表达自己的看法。借助于互联网无限扩展的空间,社会抗争的各种话语比较容易传播,受到干扰和限制的可能性比较小,从而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获得广泛的认同。对于许多人来说,比起通信、电话和面对面的交流来说,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传播信息成本更低,信息传递可能的范围却更大,而且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在沟通计划、目标和意识形态方面更准确[9].从好的方面来看,互联网在信息扩散和动员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10].但是互联网是否能够建构有效的公众舆论,取决于网络舆论的分割程度,后者受到抗争话语本身内容的影响。抗争话语的内容决定了互联网舆论分割的内容,客观上瓦解了互联网公众舆论的一致性和持久性[11].而对于互联网在社会抗争过程中所起的动员作用,在线动员水平明显高于发生在现实世界中集体行动的动员水平。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高科技时代,媒体本身也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8].因此,互联网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的话语塑造和大众动员的功效,取决于“事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以及现实世界中抗争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集体行动更容易成功,而在离线集体行动发生的过程中,互联网的动员作用取决于其他因素的制约作用。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多起互联网公共事件大都属于典型的在线集体行动。众多的网民围绕特定的事件和议题持续参与网络互动,借助于BBS 、博客、聊天室以及互联网新闻报道等沟通平台,形成针对特定事件和议题的网络舆论,改变特定事件发展的轨迹。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阐述了互联网在舆论形成和大众动员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仍然有两个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一,与西方具有明确目标和利益诉求的互联网大众动员不同,在互联网公共事件中推动众多中国网民参与互联网舆论建构的内在动力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众多互联网公共事件与绝大多数的积极网民(Activist)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是什么因素推动他们不断地参与网络话语的建构,进而形成网络舆论影响特定的事件?第二,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互联网公共事件都以网民“成功”而收场,从互联网话语形成的过程来看,哪些因素克服了互联网舆论内在分裂的可能性,形成一致的“网络舆论”,推动事件朝向网民期望的趋势发展?只有回答这两个问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互联网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才能够弄清楚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与失败的内在机制。

  本文以近来发生的三起著名的互联网公共事件为例,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理论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2 文化与话语的力量:共意性社会运动

  

  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着它的文化格式[12].当一个社会成员相信某一个话语或者意识形态时,个体在行事时就会追求与这些话语或者文化之间的一致性,否则就会面临“认知失调”导致的内在心理压力。文化从利益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以及习惯和本能层面影响社会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文化对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越深,社会行动者越能够按照文化内容产生习惯性的反应[7].文化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相关性构成共意性社会运动的基础。

  从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来看,社会运动包含两种基本类型:冲突性社会运动和共意性社会运动。

  冲突性社会运动是指那些在试图改变社会结构、更改通行的基本政策或打破群体之间权力平衡的过程中,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动员[13].与此相反,共意性社会运动则是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受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碰到有组织的反对[14].冲突性社会运动往往具有明确的利益指向,要求参与运动的成员提供财政和其他的资源支持,并承诺愿意为了运动采取行动。而共意性社会运动则拥有对其目标广泛的制度支持、来自人口中绝大多数人压倒一切的态度支持,以及极少遇到有组织的和持续的反对[13].共意性运动参与群体不需要将自己对运动的态度支持转化为积极行动支持,也不需要付出大量的资源,因为共意性社会运动更容易从现有机构和制度中吸取运动资源。与冲突性社会运动具有明确的结构来约束参与者的承诺和行动不同,共意性社会运动对个体成员“贡献”的忽略,降低了普通成员参与这一运动的热情,往往难以避免搭便车问题,导致此类运动难以持续。

  如何克服共意性社会运动内在的搭便车行为是决定运动成败的关键。搭便车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根本的逻辑是参与运动的个体成员借助自我理性计算来衡量自己与他人的贡献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如果共意性社会运动能够创造一种结构,将个体的参与者纳入运动的群体逻辑,即一个个体成员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难以将自己的贡献与他人相区别,而且与整个运动集体共享同样的使命感,那么共意性社会运动就能够实现快速成员动员,成功地实现运动目标。综合使用各种动员技术,增加运动参与者的规模,为现有的参与者提供运动可能成功的预期是常用的动员方法。在共意性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运动的积极分子(Activists )必须利用特定的动员技术将运动目标扩散到那些非积极分子。

  这些动员技术包括公开请求社会成员参与行动、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将特定议题扩散到更多公众中去、或者借助专业化的组织为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提供沟通结构。但是,共意性社会运动的议题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参与群体规模的增大,这种议题不确定性也会增加。在一个很大的社区内,就任何一个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都要小得多[14].如果运动积极分子或者运动参与群体能够将运动目标明确化,建构一套社会和潜在的支持者可以接受的“抗议框架”,那么就有可能推动共意性社会运动稳定化。

  在这一点上,“抗议话语”就成为重要的动员工具。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受制于他所在的文化文本的内容,某一类文化文本的内容决定了社会行动者的主导性行为。如果能够将特定议题与社会文化文本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就容易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行动者的认同和支持。一般来说,共意性社会运动的目标往往在社区层面、甚至全国层面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些目标与社会变迁中的根本价值相一致,往往“试图对公民生活理想重新认定”[15].共意性社会运动特别能够赢得媒体的正面报道。运动将大众传媒牵连其中,借助于诸如报纸、杂志、电视、因特网等媒体,对社会运动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予以广泛传播,无疑扩大了运动的观众群。借助媒体报道,运动的参与者可以凝聚共识、共享价值观、增强认同感、取得社会同情和关注以及从舆论上击败对手。特别是那些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观或者抗议“主框架”,经由媒体扩散之后,降低了运动动员的成本。如果社会运动中积极分子能够借助于媒体整合不同的观点,形成一个与媒体价值观、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抗议框架,运动的组织者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共意动员”:即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中的某个亚人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16].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策略就是“议题建构”和“共意动员”的工具。借助于媒体的报道,共意动员可以产生一群容易接受社会运动理念并愿意参加社会运动的个体,因而意味着社会运动组织赢得了态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17].特别是那些同情运动的记者的报道,往往会凸显运动的主题、扩散运动信息,起到共意动员的作用。

  互联网的诞生对于社会运动动员来说,更像是一个量的进步,而不是质的变化[7].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借助于传统媒体可以“构造”斗争的框架,但是主流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决定了报道的性质和内容,对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点上,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即互联网有很强的多人互动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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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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