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对自由主义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应对

——《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1 次 更新时间:2010-07-16 15: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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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浮沉,中国另一类自由主义的盛行

  

  “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据我查英国《牛津英文词典》1989年第8版第882页和美国《韦布斯特第9版新大学生辞典》1991年纽约英文版第688页,都是说它最早出现于1819年,原意为“在政治学或神学中坚持自由观点,或者指一个自由党人特有的政治信条”。“自由主义”初登上社会舞台,因信奉兼容并包、激励个人自由发展而风靡一时,它随即演变为包括自由投资、自由雇工、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创作文化、自由生活方式在内的一种社会思潮。我认为自由主义思潮虽然主张兼容并包、自由发展,但是其核心内容却是确认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753年的意大利,原意是指人的社会性。到1822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派的人士开始用“社会主义”追求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病和矛盾的新型社会制度。鉴于自由主义崇尚私人自由投资、自由竞争等等造成社会贫富两级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主义则信奉全社会整体自由解放,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按计划促进全社会人人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合作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既继承自由主义积极成果又克服自由主义弊病、比自由主义更加科学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形态。

  由上述可见,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起初都是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于英国,随后扩展到欧美以至全世界。两者共生共存,既互相对立、互相对抗,又互相消长、互相渗透。自由主义(含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含共产主义)这两大社会思潮,各自代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它们又是各自代表人们追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声势日益浩大的群众运动。自由主义起初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神权统治,促进个人的自由解放,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占居统治地位,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资本主义加剧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畸形发展,这又显示出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又兴起社会主义运动,以纠正克服自由主义的弊害,求得社会的全面自由解放和协调发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社会思潮,首先激荡于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到20世纪初叶才开始涌进我国。这是由于我国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晚于欧美一百多年。又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成长较慢,另加上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对我国有重大影响,所以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涌入中国后的命运与其在西方的命运是大相径庭的。在19世纪的欧美,自由主义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造就了英、法、德、美等国资本主义列强,而社会主义政党只是方兴未艾 ;在20世纪的中国,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只经历28年的艰苦奋斗,就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进而于1956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却屡遭冷落。

  我国自由主义的领军大师胡适(1891——1962)多次想组织一个中国自由党,在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深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环境里,始终未能组成。胡适于1926年7月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途经苏联,7月27至29日在莫斯科参观访问三天。他一方面目睹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的景象,顿觉“他们(指苏联人民——引者注)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1];另一方面又深感苏联实行一党制、缺少反对党批评监督的弊端。于是胡适在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回想前日与蔡和森(当时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引者注)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变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有无产阶级的争自由。……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接着他还写出:自由党“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2]胡适在国共合作时期要组织中国自由党,显然是想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外另立旗号,用以制约国共两党,促使中国走美国式的两党制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又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来弥补资本主义的流弊,防止中国变为苏联式一党专制的国家。10月4日胡适在伦敦回复徐志摩的信中坦言:要改造社会,“近世的历史支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资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它做‘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3]随后此信以《新自由主义》为题,发表于1926年12月8日《晨报》副刊。胡适大概是我国学者中首创“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者。他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以自由主义为主体、社会主义为附属。他这种独具慧眼的设想后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实现了,然而在中国却终成泡影。无奈胡适在考察苏联、欧洲和美国之后于1927年5月底返国时,中国的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国共合作已经破裂。随后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统治全国的国民党政府照样实行苏联式的一党专政体制,不但共产党被取缔,而且连自由主义派的活动也备受压制。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胡适虽然有几次都受人拥戴要出面组建自由党,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基础不够雄厚,自由主义派势单力薄,国共两党斗争尖锐而复杂,都未能得逞。到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即将全面崩溃之时,国民党中还有人出面想组建由胡适等人主事的“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内阁”来争取美援,以扭转败局。然而大势已去,无法组成。胡适老师[4]本人早在1949年4月21日就逃到美国去了,并且拒绝出任外交部长。这表明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当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愈益式微之时,中国本土却有另一种土生土长的自由主义不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日益蔓延,颇为盛行。为此毛泽东于1937年9月7日写成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此文影响广大而深远。文中开宗明义郑重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文中列举了自由主义有十一种表现形式,诸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不关心群众痛痒,办事不认真,知错不改,等等。文中阐明自由主义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文末号召“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5]由于毛泽东这篇重要文章的传播,尤其是此文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后,直至70年代末,在我国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自由放任、不进行思想斗争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和建设事业有重大危害,必须经常对自由主义的种种现象开展批评和斗争。毛泽东所批判的自由主义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相比,显然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就两者都是崇尚自由放任而言,却有异曲同工之道。

  总而言之,西方自由主义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只在二、三十年代一度如浮萍般泛过绿色,40年代以后不论外来的大自由主义或者土生土长的小自由主义,在我国都愈益沉沦,近乎销声匿迹,或者声誉愈益败坏,几乎人人喊打,溃不成军,四处散落。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应对自由主义的三种不同态度

  

  自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通过书刊和各种媒体,又重新输入。近30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大有死灰复燃的态势,在老中青三代人之中知音者越来越多,从而逐步改变了中国人视自由主义为无根浮萍,或洪水猛兽的老观念,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省视在西方久盛不衰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愈益风行萌起于二、三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所谓新自由主义是针对肇始于18世纪末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由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1723—1790)创立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经济的自由发展,肯定市场机制是推进经济自由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国家干预政策。古典自由主义对于新兴资本主义战胜老朽封建主义,对于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地位,确实起了重大的指导思想作用。新自由主义同样崇尚经济发展的最大限度自由化和市场化,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宣扬“市场远离政府就是美”,更加鼓吹减少金融管制,减少工会势力,减少对劳工的保护,减少社会保障与福利,减少最高税率。这种“五减少”的方针当然对极少数垄断资本家大为有利,确实也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振兴。特别是私人企业的市场竞争促使西方从60年代带头掀起以电子信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给貌似垂死的资本主义增添了新活力,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于是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如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英国哈耶克为首的伦敦学派等,又声誉鹊起。他们的著述于80-90年代在我国也颇受青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思想理论界也破除了种种禁锢,呈现出多样多元的新局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人们各自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我感到现在社会上人们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持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即斥责自由主义、倒向自由主义和超越自由主义。这里试加简析。

  首先,思想保守者既继续反对毛泽东当年所揭示的种种小自由主义、土自由主义的表现,更坚决反对当代西方的大自由主义、洋自由主义。他们强调自由主义不论大小、土洋、新老,通通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背道而驰的,都要同之彻底划清界限,坚决斗争到底。他们认为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有内外部两方面原因。其外部原因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西方以自由市场经济、多党民主政治和多元自由文化为诱饵,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持续发动攻势;其内部原因就是共产党领袖戈尔巴乔夫之流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节节退让,逐步放弃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党专政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结果招致失败。因此他们主张要维护苏联模式,甚至把“改革开放要突破苏联模式”视为假命题。难道固守苏联模式、只对之作枝节修补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真命题?他们把当今我国官员腐败严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都归咎为因指导思想上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而造成的恶果。这些看法我认为是有偏颇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严重弊病,正由于长期多次延误了改革开放,以致积重难返,最后领导人被迫退让,转向西方的自由主义。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固然负有直接责任,但是传统僵化、极权的模式不改革或者延误改革,必然迟早是死路一条。罗马尼亚党政军首脑齐奥塞斯库到1989年12月底最后时刻,依然坚持计划经济和一党制,决不搞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结果遭到人民强烈抗议,军队哗变,齐氏夫妇被处决,失败得更悲惨!这就是明证。我国当今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主要并非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而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很不健全而造成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正确的认识。

  其次,思想西化者对西方自由主义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近二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是凭借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实行民主共和,尊重个人自由,激发个人自由创新力,才能不断带头掀起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的新科技革命,从而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和大众生活的逐步改善;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正是由于长期实行专制独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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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超越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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