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59 次 更新时间:2010-06-20 21: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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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中国,是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近百年来,中国饱受屈辱,血流成河,泪流成河。1925年,闻一多写过一首诗,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咱们的中国”。1935年,方志敏临刑前,在狱中写过一本书,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手稿,托鲁迅带到延安,题目是什么?就是“可爱的中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中国。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咱们这个中国,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怎么自己把自己造出来的。

  这话要从头说起。

  

  一、两次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首先我要讲一下,“大一统”是个什么概念。

  历史上,人群都是由小到大。塞维斯(Elman R. Service)有个理论,他说,人群,由小到大,从一盘散沙到聚成国家,要分四步: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最后一环是国家(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国家,有小国,有大国,小国变大国,怎么变?苏秉琦说,中国古代,经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如套用西方的概念,古国是chiefdom,方国是kingdom,帝国是empire。帝国最大(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107-140页)。

  历史上的大帝国,欧洲古典时代,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和恺撒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的大帝国,比不了东方大帝国。东方,前有亚述、巴比伦、波斯,后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华帝国。我们要知道,东方大帝国,在西方人的心里,一直是阴影,既影响他们的历史观,也影响他们的政治观。

  汤因比讲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一是国家大一统,二是宗教大一统([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235-317页)。中国的特点是什么?不是宗教大一统,而是国家大一统。(汤因比说,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现在只剩两个,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红色帝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大体系来说,对英美式的帝国主义来说,一直是两个异类,两个变数。)

  “大一统”这个词,来源是《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四分五裂才讲大一统,讲孔子怀念的西周大一统。西周大一统,是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大一统,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它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中国的大一统,是靠这两股力,热一下,冷一下,共同造就。

  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但从未得到过亚历山大在欧洲享有的殊荣。因为秦朝短命,汉朝诋毁,他一直背黑锅。

  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由胜利者撰写。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好话,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好话。几千年来,儒家掌握话语权,两个大一统,周好秦坏,这个调子,是汉代定下来的。汉受惠于秦最多,但最爱骂秦的,就是它。

  《汉书·天文志》有段话:“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个人,生命有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只能碰到一小变。中变,百年之变,很难碰上,也许是听爸爸妈妈讲。大变就更难碰上。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的意思是,从西周开国到孔子那阵儿有五百多年(西周开国,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其他异说,大抵在此前后。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距西周开国约四百九十五年),已经该出王者,该出圣人了。这就是讲大变。他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孟子讲这话是在孟子去齐时。孟子去齐,约在公元前314年后,距西周开国约七百三十二年),早该大变,他要挺身而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历史,大变在于周、秦之际,有个谶言很重要,这就是司马迁四次提到,周太史儋的谶言(注意,他也是史官):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四条,前三条大体相同,最后一条有错字,当以前三条为准。讲话时间,据上文纪年推算,是公元前374年,有回顾,也有前瞻,很可能是倒追其事。“秦与周合”,指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周人住在周原上,秦人住在汧、渭之会,是老邻居。“合而别”,指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把自己的故土扔给秦人。“别五百载复合”,指秦灭周。秦灭西周(西周君的西周)在公元前256年,灭东周(东周君的东周)在公元前249年。“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怎么读还可讨论,反正是指秦始皇。中国出了个秦始皇。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中国历史大有胡气。秦汉以后的隋、唐也是依托关陇和西北地区而崛起。)

  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这话很有意思,周、秦对中国东南的征服都是从陕西出发,就连毛泽东打天下也还是如此。陕西大有王气。

  古人说,中国的王气,五百年后才会转到东南,东南没有王气,是始皇东巡,把它压住了。

  《晋书·元帝纪》说: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此话见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32年)。始皇东巡有三次,分别在公元前219、前218和前210年,离永昌元年有五百多年。金陵“天子气”,就是后人说的“东南王气”(如南朝傅縡说,“臣恐东南王气,自斯尽然。”见《陈书·傅縡传》)。秦秣陵县在今江苏江宁县南,孙权改名建业,移治今南京市。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古都,明代开国,也曾定都于此。它是南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古都。

  蒋介石的首都就在南京。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有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周恩来的题辞有段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从1840年到1949年,历时一百零九年,照古人的说法,这只是个“中变”。资本主义有五百年的历史,这才是“大变”。“中变”是“大变”的一部分。(古人说,三大变,积一千五百年,叫一纪,三纪是四千五百年。有趣的是,如从现在往前推,四千五百年前是我国的龙山时代,文明的曙光马上就要跳出地平线,确实非常关键。现在,资本主义已有五百年的历史,照古人的说法,也面临大变。)

  1982年,常任侠先生给我抄过一首他的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东南王气沉幽冢,西北浮云锁玉关。”(《由西安飞乌鲁木齐机中作》)

  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呀!(历史上,中国一直处在北方民族南下的压力下,宋以来是辽、金、西夏和蒙古,明以来是满族。近代不同,北方的背后有俄、日;南方的背后有英、美。民国以来的南北战争,一直是在国际势力的操控下。二次大战,日本南下,是一次南北争。二次大战后,美苏斗法,是又一次南北争。1927年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把红军赶到北方,是成就了共产党。共产党,过去是从广州、上海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接不上地气。到陕北后,西征是想接地气,西安事变也是接地气,都没接上。抗日战争后,解放军挺进东北,才终于接上。共产党取天下,是在这种背景下。)

  

  二、年代

  

  中国大一统是个长期准备的过程,不是怀胎十月,而是怀胎两千年。

  中国,从秦代起,一直是“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实现的统一。这种局面,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了两千两百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西方有个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有偏见,但暗示了某种差异。我们是聚多散少,他们是聚少散多。他们的传统是分,即使合起来,也是合中有分。

  西方的传统是小国寡民,大帝国只有两个,都是松散联合。一个是马其顿帝国,昙花一现;一个是罗马帝国,长点儿,但蛮族南下,土崩瓦解。从中世纪到现在,欧洲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号称大国者(如大不列颠),都是靠海外殖民,复制和联合。

  欧洲人老说,前有埃及、亚述、巴比伦,后有波斯、阿拉伯、奥斯曼,大帝国是东方国家的特点。这些大帝国,主要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往东走,是中亚和印度;再往东走,是蒙古和中国。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欧洲人看地图,总是从西往东看,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中近东,第三才是远东。美国在英国西边,更是这么看。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轻重缓急,一向这么排。)

  小国变大国,怎么统一?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

  这话对吗?

  也对也不对。事实上,历史上的统一,还是和杀人有关。秦就是靠杀人取天下(这很讽刺)。不靠杀人不行,光靠杀人也不行。

  国家,从分到合,从小到大,是个残酷的过程。它,对内用刑,对外用兵,都离不开杀人。但光靠杀人行不行?不行。特别是马下治天下,尤其不行。

  马下治天下,主要靠两条,第一是宗教,靠神道设教,靠虚拟领导,靠共同信仰;第二是国家,靠世俗君王,靠贵族礼教,靠官僚体制,靠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国家和宗教是什么关系?大体有四种组合。四种组合是四种模式:

  (1)宗教、国家一元化,不但国家统一、宗教统一,而且政教合一。如埃及法老,既是神,也是王。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早期中国,都是政教合一。蒙古帝国,选过各种教,最后以喇嘛教为国教,也是政教合一。这是比较古老的统治形式。

  (2)宗教、国家多元化,政和教都是分裂的。如印度,是古国中宗教最多,国家也最四分五裂的地方。英国的殖民统治强化了这一点。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方抬杠较劲,印度和中国,一直是看点。殖民主义加古老传统,“民主即分裂”,印度最典型。

  (3)宗教一元化,国家多元化,宗教是普世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如基督教世界,源头是犹太教,犹太人是亡国奴,有教无国,他们的教,当然超国家。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也如此,他们的宗教大一统,是脑瓜大一统,比我们管得更死。

  (4)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国家凌驾于宗教之上,宗教受控于国家。如秦汉以后的中国,就是一国多教,只要不造反,爱信什么信什么。有个汉学家跟我说,欧洲宗教太专制,不像中国,村村有庙,千神万鬼,有求必应,就像超市,随便挑,随便拣,还可随时退货。(中国的庙,既是烧香磕头的地方,也是村中聚议和娱乐的地方。庙门外有戏台,逢年过节热闹红火,“要民主有民主,要娱乐有娱乐”,也是他所乐道。)

  这四种模式,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中国的特点是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和西方相反。现代欧洲,虽然还有教皇,宗教大一统仍有很大势力,但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

  历史上,小国变大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轮接一轮。研究这个过程,中国是最好的标本。

  研究中国,首先要讲年代。探源工程是搞史前,下限是二里头。断代工程是搞三代,下限是西周。年代,越往上走越模糊。

  中国的大一统,严格讲,是秦汉大一统,但秦汉以前有西周封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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