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中国阶层分裂源于模化的排斥性体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03 次 更新时间:2010-06-02 08: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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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进入专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执政党开明派的领导下,“改革”和“开放”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内,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利益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在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相对迟缓的情况下,作为科层组织的政党和政府机构还是占有社会的主要资源,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和方向,客观上造成了经济发展创造的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积聚的状况。

  再加上国家没有及时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使得利益分配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着较大问题,经济增长只起到了“让富者更富,有权者更有权”的锦上添花作用,却忽视了“雪中送炭”的重要性,很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异常艰难,没有均等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出现巨大的断裂,阶层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作为改革根本动力的共识在不同阶层之间已经很难达成。

  中国为什么会在改革进程中出现这种阶层分裂的现象呢?在我看来,社会转型后逐渐形成并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体制是当前中国出现阶层分裂现象的根本原因。

  

  排斥性体制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曾经谈到过,这个排斥性体制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对现行体制具有基本的认同感,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

  主要表现在:权力主体利用国家权威通过财税体制强化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并主导着社会财富的分配。他们由于垄断了国家的权力资源,而在经济上成为了最主要的获利者;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出现了一个权力资本化时期,社会财富通过非公平的体制转移,使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了新生代资产者;在“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口号下,知识精英也获得了社会财富的部分支配权;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转换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他们之间已经具有了身份转换的通道。

  第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等底层群体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

  主要表现在:社会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贫富之间的差距已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产业工人地位全面下降,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劳动环境日益恶化,劳资冲突加剧;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第三,这种二元分割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的则是,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层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这是因为,尽管核心组织层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兼容性,可当核心组织层发展到足以自组织的规模时,处于强势核心层之外的社会成员要想进入则需要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这种排斥性组织具有单向交流特性,即核心组织层与外层群体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过程中表现出单边汲取,而不是相互交换。这就使这种排斥性体制能够获得维持其生长的资源,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出现全面的崩溃。也就是说,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等底层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就会进一步边缘化,并会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社会风险

  

  今天看来,上述对于排斥性体制的分析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显示出其价值。虽然改革又走过了十多年时间,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的危害,也在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比如针对“三农问题”,国家采取了免除农业税、给农民发放各种补贴、提高农民工的待遇。

  但是,这种精英与底层二元分割的排斥性体制并没有被破除,反而有不断模化和固化的趋势,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改善速度远远小于其被边缘化的速度。

  这些年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差距水平越来越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底层民众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底层民众的权利经常遭受权力和资本拥有者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就难免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当前社会上蔓延的“仇官”、“仇富”等不满情绪,频繁发生的群体性社会泄愤事件就是明证。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上面提到的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体制有关。

  毫无疑问,这种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随着改革合法性的丧失足以动摇社会发展的基础。许多具有社会话语权的知识精英认为,由于中国现阶段已经实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加上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足以防止一切社会动乱。

  显然,这种观点并不了解中国社会冲突发展的一般逻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政权危机,大都是由于政治合法性失去后,局部性社会动乱发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化,进而引发全局性的政治冲突,并造成整个政权体制的崩溃。

  自“改革”和“发展”作为新价值话语后,虽然曾经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可是现在广大工农等社会底层民众长期不能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而且被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体制所抛弃,如果他们认识到正是这种“改革”和“发展”造成了自己边缘化地位的话,改革就会因失去广泛共识这个根本动力而停滞甚至倒退。

  到那时候,“发展主义”这面大旗不仅会失去其动员能力,而且会激起工农等底层民众的全面反抗。这种反抗并不只停留在消极的抵制上,还会产生大量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行动。

  

  *原载于《中国经营报》201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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