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位农夫当了作家，时常在文字里借用气候的细微变化说明人事的阴晴不定，以土壤的干湿隐喻社会环境的枯乏丰润，并且时时展露他对肥料、苗种与昆虫的广博知识，我们会批评他很炫耀很卖弄吗？当然不会。相反地，我们还要称赞他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身份，忠于他所来处，是个诚实地道的朴素作者。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指责一些人摘引成癖，说他们书袋掉得太厉害，很惹人厌烦呢？
曾经，我不太喜欢艾可（Umberto Eco）的风格，不明白他为什么连谈一场足球赛都要煞有介事地引出中世纪的某位神秘主义神学家，在评论意大利政坛的右转时又好似漫不经心地提到一本西班牙文的记忆术论著。炫学于他，几乎是种不可制止的原欲冲动。就拿他的畅销小说《玫瑰之名》来说吧，我总怀疑里头那位理性睿智博学多闻的威廉修士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这本书里不能没有这个角色，否则他该如何宣泄他那寻章摘句的本能呢？
直到我晓得他拥书三万册，是欧洲其中一位最著名的藏书家，每至一处必在旧书肆上消磨半日辰光，我才明白书房根本就是他的农场，亚里士多德则是他的耕具。对于一个活在书堆里的人来说，随时抄引他人著述，随口道出一两个人名书名，岂不就像农夫忍不住谈天气、股民忍不住说股票一样自然，一样的恰如其分？
既然书本界定了他的世界，是他生活起居的环境，我们也就可以想象他思考世界的基本要件必定是书，省视自身的滤镜是书，甚至结构感受的框架也还是书了。这种人在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在小说里读到过的一场荒唐盛宴，在做爱的时候会感觉到一首老诗里的酸痛（又或者生理学的解剖之客观和物质），所以他在写作里的炫耀反而是种未经雕饰的质朴。相反地，许多有经验的读书人都晓得，节制自己引述的冲动却是最刻意最造作的功夫。
我们仍然要谴责书包抛得太多的行为，仍然要嫌弃文抄公，莫非是因为一种古老传统的作用？相信知识应当隐密，不该随意公示（尤其是某些危险的知识）？好比杨雄在《法言•问神》里所说的：“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
炫学之罪不在于它展露了太多的知识，因为可以展露的知识就不是不可与民知的秘学了。它真正的问题是它把太多的线索织进华丽的外衣，借他人的话语一方面隐藏自己不便明说的秘密，另一方面又等于无比鲜明地宣告秘密的存在，或者会使人产生追索下去的好奇，于是通往秘密知识的门径就此开启。每一个炫耀学问的作者都是可怕的伏藏师，他们公然揭示了自己是秘学守护者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