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读者认识傅高义（Ezra F. Vogel），大概是因为他写了本《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而30多年前的老读者了解他，是因为这位哈佛教授出了本《日本第一》。回想起来，那真是本了不起的乘浪之作——不是“逐浪”，是因为当年大家都晓得日本的厉害，但不晓得它后来会厉害成这个样子。傅高义在日本还未跑到第一而已有这股势头时，预示了它的走向；结果之后日本果然成了大家效法的对象，傅高义本人也成了全球竞邀的“趋势大师”。这难道不是一次经典的“乘浪”示范吗？

我甚至把《日本第一》看成一种模式，一种学术研究与话题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色之一，是要在大家正惊讶于某个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时，率先以清晰的概念和语言归纳出它的成功之道，总结成一套兼具描述和解释功能的“模式”，界定了讨论的框架，使得后来者无论赞成与否，都离不开作者给出的模型。其更大的特色和魅力，还在于除了单纯的描述和解释，又多了一层指导现实的教化作用。因为这套模式是可以学习的；就算学习不了，起码可以参考。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日本第一》最奇妙的地方，是它不只吸引了美国人（也就是傅高义原本预想的主要读者和教化对象），还吸引到了它所描写的对象，也就是日本人自己。日本人从来着迷于“日本人论”，喜欢看人家怎样谈论自己分析自己。自从《菊与刀》以来，几乎所有外国人写日本的书，最大市场就是日本。傅高义的书一出版，日本人真是高兴得不得了，真以为自己可以顶着第一的头衔，跑去教训其他人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最威风的时代，他们甚至喊出了“买下美国”的狂言。那年头的日本官商一手拿的是美金，另一手拿的恐怕就是《日本第一》。

《日本第一》不只把日本变成了模式，它自身也成了人人效仿的模式。越南经济突飞猛进的那几年，有人为这“第五小龙”著书立说；冰岛成为奇迹的那段时间，也有人撰文推行“冰岛模式”。当然，在印度和巴西的GDP还未像今年表现得这么不理想的时候，也有很多书总结过它俩的成功之道。几年前，颇受国内“新左派”学者看重的马克·里欧纳德（Mark Leonard）也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小书，其中不乏对中国某地“审议民主”和正在创造“中国道路”之智库的叹服。对了，同一个里欧纳德，他更早的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欧洲会领跑二十一世纪》。

发明模式，指出道路，乃是不少知识分子的最大诱惑，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尤其在这学术出版全球化的时代。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今天有个墨西哥学者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民主困境，你会感兴趣吗？如果他写的重点是墨西哥社会的独特条件，并且以此检视和批评主流民主化理论的不够周全不够普世，行内人大概就要觉得有点意思了吧？又假如他有本事上溯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把古时杀人取心的献祭说成是别有深意的伟大发明，再连接到墨西哥长年一党独大、贫富分配不均的近况，硬把它说成是不同于西方的了不起的“墨西哥道路”，恐怕你我都想马上看到此书的中译，并且觉得这是挑战“西方话语权”的伟大尝试吧？

一套模式不只可以扭转许多落后地区学者长年感到的不平，过了把“我也有一套”的瘾，还能让他们引人注目、扬名立万。除了满足知识上要有创见的野心，擅长预言趋势多于准确理解现状的模式大师，还会被一些国家奉为上宾，因为喜欢听人好话、喜欢为自己添彩的，绝不止日本。某些情况下，模式更是证明政绩、表达自己很有视野的好办法，对外它能起到政治公关的宣传奇效，对内则能说服人民以增加统治的认受性。这便又击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死穴，那就是喜欢当国师，想在智识上指点政治人物去指点江山。如此一来，喜欢发明模式的知识分子碰上了喜欢发明模式的政客，干柴烈火，不啻现代历史上的另一种“模式”。

可惜模式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日本第一》出版了十多载，日本才碰上了“失落的20年”。此后各种模式时效的速度便呈递增态势，模式书出了没多久，它要谈的模式就已告破产。世界变了，学问也变了。在黑格尔的年代，哲学的问题是它总是来得太迟了；在我们这个年代，哲学的问题却是它总是来得太早。

作者为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