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反思比较优势战略,打开弱者上升之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7 次 更新时间:2010-04-18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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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一种相当流行的解释是,中国制定了明智的“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优势。依据此一优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并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安排了就业岗位。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或可发现,当代中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情势,可谓成也比较优势,败也比较优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之严重失衡,似亦导源于比较优势战略。今天,恐怕到了对比较优势战略、尤其是政府滥用这种战略的做法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比较优势的制度化

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源远流长,但政府有意识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似乎是中国独创。这一战略的理论阐述,可以林毅夫、蔡昉、李周合作发表于1999年的论文《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为代表。这篇文章指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们较早放弃了中国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采取的“赶超战略”,而于无意中实施了“比较优势战略”。他们所说的比较优势战略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于上个世纪初提出的要素禀赋论(factor endowment theory)为基础。

林毅夫等人指出,国家的发展战略要合乎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受要素禀赋结构制约。要素禀赋是指一国拥有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该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合乎比较优势的战略为科学战略,不合乎比较优势的战略为赶超战略。

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例,其禀赋结构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缺乏,因此,宜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优先发展方向。这样的产业会具有“自生能力”,在国际贸易中享有比较优势,不需政府补贴即可发展起来,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由此可以实现资本积累,到要素禀赋结构可支持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时,就可以转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最终成为发达国家。

他们也乐观地估计,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能使劳动力充分就业。而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工资水平则可以不断提高,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比较优势战略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这一理论的提出与现实是同步的。大约从90年代中期起,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地方官员就开始意识到了综合利用海外资金和内地廉价劳动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这种认知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和高层级政府官员接受,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而构成了一套系统的比较优势战略。比如,政府采用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投资,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新兴工业区。这些投资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工”群体普遍就业于这些部门和地区。

不过,就在比较优势战略被政府有意识并大规模地运用之时,它就已经扭曲走形。

被忽视了的比较优势之制度前提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的思考和论说,面临着杨小凯教授再三提醒的“后发劣势”。其中之一是,稍不注意,就会忽视西方经济学的预设。

任何科学、学术研究都有一组不言而喻的“预设”,现代经济学也有一组预设。现代经济学兴起于英格兰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法律已对民众提供普遍而公正的保护之后,而以此一制度框架为预设。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论述都假定:经济活动主体是平等的自由人,司法体系可以公正地界定、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现代经济学甚至还有更深层次的伦理预设: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有计算和决策的自由与能力。

现代经济学的整个理论框架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否则,斯密所说的劳动分工、新古典所说的效率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比较优势理论也预设:人们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每一方均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它也预设:卷入这一贸易体系中的每个个体、群体均有自主地计算、决策的权利和能力。与此相关的“厂商理论”也假定,不论是未来的投资人还是未来的雇员,双方都有计算和决策的自由和能力,因此它们才可以组合出一个能够获得效率的企业。

倡导比较优势战略的专家意识到了这个预设。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主张,“要使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企业在做技术和产业选择时都能够对比较优势作出正确的反应,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而“要素相对稀缺性在要素价格结构上的准确反映,必然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任何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都做不到这一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比较优势战略之所以比较成功,就是因为它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政策结论是十分清楚的:就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而言,“政府的作用首先在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性。”

但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忽略了一个问题:假如政府做不到这一点,是否还允许其实施该战略?假如允许,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在中国语境中,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不惟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反而不负责任创赋予政府以巨大权力。他们认为,在一个发展中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要快于实行其他发展战略的情形,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速度将十分迅速。要成功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就需要政府灵活地制定、坚决地实施科学的产业政策。科学的含义是,产业政策既能提供关于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趋势的信息,其政策目标又不能和现有的比较优势相距太远。这是两个苛刻的标准。现实中的政府几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能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倡导者没有深思:政府若不具有这种能力,是否仍可行使这种权力?结果会是什么?

当然,在中国,各级政府可不需要经济学家授权。政府看到了比较优势战略的诱人后果,以一种理性的自负,运用它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大胆地制定出了一套“超经济的”产业政策,以实现经济学家所论证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这套政策的基础是禁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依此,农民进城打工,依然保持农民身份,不被其工作地接纳。这样,在打工地,他的公民权利就被普遍忽视,比如,他没有选举权,不能享受福利。反过来,地方政府大方地赋予投资者以特权。这样,在企业内部,劳工与投资者、经营者就处于权利绝对不平等的位置,他们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正是在这个制度下,企业可以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克扣、拖欠工资,甚至可以限制、剥夺劳工的人身自由。

这样一套制度当然维持了劳工的低工资。于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简直是超常规发挥,以至于劳动工资可以在若干年纹丝不动。

比较优势制度化的结果:弱者地位的固化

然而,劳动力价格始终保持在如此低廉的水准,是否正常?这一现象仅仅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裕吗?

《劳动合同法》从制定到颁布实施过程中,诸多经济学家反应强烈。他们都是比较优势战略的信仰者。他们相信,劳工权益保障水平若有提高,劳工工资就必然上涨,则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中国之比较优势就会丧失,中国企业以低工资所占领的贸易市场就会被工资水平比中国还低的其他国家的企业替代。而他们相信,现阶段的中国是绝对不应丧失这些市场的。

这些比较优势战略的鼓吹者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们没有分清“实然”和“应然”,而把经济学学理中的概然推理当成一个应然的政策命题来看待。工资可能无法上涨的趋势,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抑制工资上涨迹象的政策建议。理论上工资可能不会上涨,变成了现实中绝不能让工资上涨。他们对可能导致劳工工资提升的一切因素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过敏性反应。政府的做法则更为坚决。

在此心态支配下,中国在某一阶段的要素禀赋优势被神圣化,劳工的低工资被固定化。不错,刚刚从农村转入工商业领域的低端劳工的收入肯定是较低的,因为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注入。甚至于,由于劳动力供应充分,在一段时间内,经济体的效率即便提升,工资仍可能无力提升。

但这样的推理,即便在经济学上也存在诸多逻辑漏洞,超出经济学则更是不能成立。工人、企业都不只是经济人,而是完整的人。即便整体上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裕,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廉价劳动力们若享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和能力,他们也仍然可以通过经济之外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平,改善自己的福利待遇。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的结果或许会减少农民可以获得的就业岗位。或许确实如此,不过事情也有另一面:收入略高一些、在打工地权利有更完整保障的劳工,可以有更多消费产生,带动服务业发展,创造出制造业之外的就业岗位。

然而,过度迷恋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一整套政策安排,却阻止了这一切的自然发生。因此,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不是比较优势的正常发挥:比较优势之前提的市场被取消了,还有比较优势可言么?比较优势只能是具有充分自由和权利的市场主体自主地决策、互动的产物,政府的比较优势政策体系却取消了这样的自由和权利,从而取消了劳工福利提升的“自然的自由机制”,廉价劳动力们丧失了按照市场机制自然地提升为非廉价劳动力的可能性,其劳动力的廉价被永久化,其弱者的政治、社会、法律地位被永久化。当下中国严重的社会结构失衡,就是比较优势迷信与强势政府权力相结合的产物。

比较优势战略与路径锁定

比较优势畸形的制度化,也已令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付出巨大机会成本。比较优势战略中特别强调劳动力低廉,因而其所选择的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却通常不包括同样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服务业。而畸形的比较优势战略的运用从根本上抑制这类服务业的发展。数额十分巨大的新增劳工收入被抑制在一个极低水平,户籍制度导致劳工工作地与其预期的消费地———农村家乡———的分离。凡此种种导致这些劳工的消费能力低下,服务需求被严重抑制,最终的结果是,这类劳工集中地的服务业均与其工业繁荣程度极不相称。

当代中国经济结构之严重失衡,如消费不振,服务业比重偏低,内外失衡等等,均渊源于此。比较优势战略专家和政府以为,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可以产生就业岗位,然而,整个经济体因此损失了同样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本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消费因此被抑制。这些看不见的所失未必少于看得见的所得。可以说,以牺牲劳工权利和利益为前提的畸形比较优势战略,让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最大的损失则是,中国经济、乃至社会、政治被锁入(lockin)一个严重依赖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之路径。或许可以说,珠三角地区被锁入的程度可能最为深重。比较优势已经变成了比较甚至绝对劣势。

现在,到了对比较优势战略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归根到底,如果这世界上确实存在比较优势的话,它只能是市场自由运转的结果。政府的恰当作用是保障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保障每个市场主体———既包括投资人、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包括劳工———的自由和权利,这样,经济体内的要素禀赋将被发现甚至被创造出来,比较优势也会被发现甚至被创造出来。由此,经济将自然地增长,并自然地实现产业结构之升级。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将是正义的,财富在不同群体间的配置将是平均的。

矫正畸形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关键步骤是,废除户籍制度,承认劳工本应享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从制度上打开弱者上升之门。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从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摆脱恶性路径依赖,实现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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