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极不平凡的世纪里，德国有意无意、幸与不幸、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学家和大众关注的焦点，成为悖论的化身：高度理性和极端野蛮的奇特组合。有关德国人的奇特和不可理喻的个性的著作已屡见不鲜，但基于坚实的史料，同时持论公允的论述却并不多见。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德国民众对战争的产生应负多大责任。德国科学史学家阿尔明·赫尔曼的《新物理学——通向原子时代之路》（中译本正标题改为《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涉及到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本书出版于1979年。那一年恰逢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劳厄和哈恩的百年华诞，女物理学家迈特纳诞辰101周年。德国官方把四者的百年诞辰合起来一并庆祝。活动由德国外交部的附属机构InterNationes一手操办。InterNa?tions的作用是正面宣传德国的成就，每年以各种语言包括中文出版介绍德国成就的书，免费发放一些“宣传”材料。赫尔曼教授的著作就属此类，并被译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同时出版。

在这本书中，四个主人公中有两个犹太人（爱因斯坦、迈特纳）、两个德国人（哈恩、劳厄）。除迈特纳外，其它三位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的成就人所共知，劳厄发现了X射线干涉，哈恩和迈特纳对原子裂变的发现做出过贡献。他们无论在个性上和政治态度上又各不相同，形成鲜明对比。

爱因斯坦是一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他对纳粹德国的欲望洞若观火。与他的那些自认为已同化在德国文化当中并且以德国人自居的犹太同胞身上的狂热的“国家”认同感相比，他没有任何“祖国”归属感。战争是不义的，可耻的，不管是出于任何“高贵的”理由。对他来说，理性和科学才是他的最高的“祖国”。一次大战时他就高擎起了和平主义的大旗。这对于当时的绝大部分欧洲学者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事。本书对爱因斯坦科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描述，基本上是公允的，作者把爱因斯坦放在一个“先知先觉者”的位子上。

作者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奥托·哈恩。一次大战爆发时，他也上了前线。通过自己在战场上的切深体会，哈恩认识到“整个战争愚蠢到了极点”，但他并不认为个人具有能力来挽救这场战争。他对国家和统治者的认同态度没有因为战争的残忍以及最终的失败而有任何改变。纳粹上台后，他也进行了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反抗。二战后，他担任过马普学会的主席，为恢复德国的科研活力做出了贡献。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谈哈恩为人如何诚实，如何为保护迈特纳而和纳粹斗争，而对有争议的原子裂变的优先权问题，明显站在哈恩一边，有失公正。

作者对丽泽·迈特纳的描述很值得玩味。迈特纳忠于朋友，执着追求她所选择的事业。在一个女性普遍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时代，她的成就相当突出。她对战争、“祖国”、纳粹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她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不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逐渐升级，她也许不会流亡外乡。不论迈特纳对所发生的事有多么愤怒，她还是割不断与德国和德国朋友的联系。她与哈恩及其家人之间维持了一生的友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她与哈恩之间的友谊，但对于后来两者之间关系的冷淡避而不提。也许在作者写本书时有些资料还没有公布，而为人谦和、包容的迈特纳生前也避口不提有些让她伤心的往事，所以有关迈特纳的形象同样不

够真实。

作者把马克斯·冯·劳厄看成是德国学界的榜样。他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对祖国忠贞不二。但这并不是说，他对自己国家里所发生的暴行要保持沉默。他是公开表达自己对纳粹不满的少有的几个德国学者之一。他的正直受到了爱因斯坦的肯定。在迈特纳处境不妙时，他曾想通过提名她获诺贝尔奖来对她加以保护。由于纳粹从1936年开始下令禁止德国公民接受诺贝尔奖，才使他的努力落空。在他的晚年，他曾说过，“真不幸，我不能原谅我的国人”。

由于本书是为特定目的而写的，又由“宣传部门”InterNationes来出版发行，不可避免会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书中流露出了一种德国学者习而不察的自大情绪，对于德国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应负的责任也谈得比较含混。

当然，对于二战的悲剧，最应负责任的应该是纳粹德国本身及其意识形态。纳粹上台后，光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一下子走了九位，可这在纳粹眼中根本不算一回事！这些精英被迫出走后留下的位子则由一些不学无术，但忠于纳粹的无名小辈填充！只要忠于纳粹，就可以不按正常选举程序提升，那怕平庸恶俗到了极点也没关系。相反，真正正直的教授们还得仰承纳粹党官的鼻息。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丢掉饭碗，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形下，不用说是遭到迫害的犹太人要离开德国，就是有一点正义感的德国学者也得出走。普朗克曾说过，“纳粹像一阵狂风横扫我们的国家，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像风中的大树那样听凭摆布”。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纳粹意识形态指导下，居然搞出了所谓“德国物理学”的可笑称呼。只要一个国家把意识形态作为最高目标，那科学或科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都无法逃避成为牺牲品的命运。

但在爱因斯坦看来，德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不管不问给纳粹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德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有一种把科学与政治严格分开的趋向。认为政治是别人的事，科学家只应关心自己的研究。“听话出活”就行。1933年，就连劳厄也抱怨爱因斯坦有点爱管闲事，总要在政治上亮相，他认为“政治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与学术研究是不同的。科学家一旦介入政治就会完蛋”。只是在纳粹上台后，他才认识到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多么有道理。睿智如劳厄者尚且如此，其它的德国学者的见识就不用说了。当时可能起作用的绝大部分公民仍沉睡在君主制的美梦中，缺乏对民主的认识。另一方面，专制的纳粹政府想方设法地封锁了任何反抗的消息，使得反抗的作用极为有限。

难道纳粹势力真的就像海森堡所说的“雪崩”一样不可阻挡，或如普朗克所说的那样，像一阵狂风一样，只能等它们自然终结？这或许是一个永远也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

而如何评价二战中许多德国科学家的作为，如何理解和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恐怕同样永远也没有满意的答案吧？

（《激动人心的年代：通向原子时代之路，【德】阿尔明·赫尔曼著，杨建邺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