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蚁族”这一社会现象，媒体缺乏基本的社会学分析。如果在城市化变革中，‘蚁族’现象只是短时间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比之有政协委员面对弹着吉它的年轻人以泪洗面，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导葛剑雄异常冷静。

葛剑雄先生甚至提到了蚁族的生存策略：“所谓的“蚁族”中间，有些人有能力租房，只是为了省钱，有些人是为了买房，有些人的确是钱很少，这些都要区分对待。”进而，他认为： “现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基本信息都来自一些报道，并没有建立在量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媒体包括更多社会声音关于蚁族的讨论，不过是零星的碎片。

事实上，对于蚁族概念的提出，以及这一群体生存状况，在2009年10月中国对外经贸大学负责调研完成《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报告，已经因详实深入的调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该报告调研时间为两年，以唐家岭为调查样本，并同时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五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其中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毕业5年以上的，只占6.8%。数量上，在北京“蚁族”数量在十余万人左右，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在这个数量级左右。

权且不谈这个调查报告，对于“蚁族”现象的社会学观察到位与否、充分与否，简单把蚁族现象归结网络声音，显然失之偏颇。租房者是有钱、没有钱，想省钱、还是想买房，这是一个生活这个城市的纳税人的个人自由。由于其中有个别人生发出不切实际的“三年买一套商品房”的想法，而认为这些不自量力的人应该回到乡下去，则有伤及无辜之嫌了！居住在唐家岭的大多年轻人，虽然条件简单，却不乏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每天工作在城市里的青年人群，更多意义上是被视为“人力资源”中“劳动力输入”构成，那么作为“劳动力输入”的他们在这个城市得到的最大保障，就是与雇主之间签订的劳动契约，此外属于这个城市的公共资源分配，他们只能在城乡结合部翘首观望。

既然有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存在，而且不是两三年的短暂现象，那就表明城市经济生活对这个群体有实际需求。为什么不能正视“蚁族”参与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要求呢？近期北京等地提出集体土地上，可以兴建“公租房”，并允许租赁于外来务工者。但是以目前试点的反馈，却是集体组织对于“公租房”没有兴趣，而是对于土地的工业化、商业化利用更为青睐，因其租金水准大大高于盖成“公租房”之后收取的租金。由此可以看出，厦门“金包银工程”在诸如北京、上海等一类大城市，根本还是一个“雾里看花”的管理水平。对于不同阶层人群的服务意识，以及对于公共资源分配的合理调用，仍然停滞于“大批乡下人已然进城”之前的水平。

我们看这样一个案例，始发于厦门的“金包银工程”，其中“金”是指政府通过统一政策、统一规划，在城中村地带的村庄外围，建设“底层店面上部公寓”的商业用房（简称“金边”），提供给村民作为经营性收入的来源；“银”是指“金边”内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进行就地改造的村庄（简称“银里”）。商业出租可以让村民获得较高的租金收益，而改造后的“银里”，对于外来务工者租住，则有一个价位适中的租金，由于环境规整，不会产生如唐家岭式的压抑状态。这对于城乡结合的村民，以及对“银里”有租赁需求的人，何尝不是一个理性的解决之道呢？

重庆建4000套“公租房”，赢来一片赞誉，京、沪等省市发出同样的声音，但效果如何，我们只能到时再看，因为从2006年开始，住房建设部三令五申的廉租房指标，完成者屈指可数！唯愿“公租房”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更是一个可以实实在在落到实处的益民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