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指出，春秋时代是由宗法封建秩序从成熟走向衰朽的历史，其神——人关系的发展决定了孔子及诸子时代不是以“超越的突破”为趋向，而是以人文的转向为依归，批判和反思的思想不是到孔子以后才出现，而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着对神性的质疑和对现实的批判反思。……如果把中国的轴心时代定在孔子以后，那么这个时代的精神发展并不是与它之前的时代相断裂，而是与它之前的时代的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刻画中国的文化基因
韦伯把世界“祛除巫魅”(disenchantment)和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看作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向和线索，雅斯贝尔斯则认为在各个历史阶段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速率及重要性存在重大差异，公元前500年左右是所谓“轴心时代”，此时的中国、印度、希腊、埃及等文明都发生了“超越的突破”， 以革命性的方式埋葬了史前和古代文明，形成了各自特殊的文化传统；轴心时代与前轴心时代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着对立、反抗、断裂和突变。二人都认为自己描绘和论述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以这两种理论为基础研究西方文明史，曾经形成了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那么，这种研究模式对研究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及成因是否有借鉴作用呢？如果有，其应用范围和程度有多大？
陈来教授新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以下简称《世界》)与其已出版的姊妹篇《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通过对从史前传说时期到三代时期，从西周到春秋的思想文化演化、传承和变异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回应了上述问题。但作者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此，他更希望由此深入思考社会变迁与思想衍化的互动关系，展示整个中国前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探索影响和制约其发展趋向的文化基因与其他社会、政治因素。
《世界》“从思想史家的立场，把孔子以前的春秋文化作为诸子学发生的思想史前史来研究。……一方面从文化哲学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时代的文化观念与西周文化的连续性，看它如何把西周的礼乐文化加以展开；一方面又把它作为诸子时代的背景和先导，看它怎样为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如书名所示，它主要处理春秋时期的宗教、伦理和社会思想问题。其中“占筮”、“星象”、“鬼神”、“祭祀”等章展示的，正是世界祛除巫魅的过程；而由“礼治”、“德政”、“德行”等章内容，则可见其时渐趋成熟的理性在政治、社会、伦理等领域的收获。当然，祛除巫魅也是理性化的结果，二者是同一文化进程的两个侧面，故相互交织，此消彼长，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走向人文化的曲折进程。
针对轴心时代理论，作者强调中国文化进展的渐进性和连续性，指出“中国轴心时代的变化，并不是断裂的突变，……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的中国文化与三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的关系，乃是连续中的突破，突破中有连续”。中国轴心时代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着“超越性”的突破，而是“人文”的转向。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而言，寻找决定历史后来发展的‘轴心’，不能仅仅着眼在春秋战国，更应向前追溯，或者用雅斯贝尔斯的语言，在注重轴心时代的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前轴心时代’。”这种“决定历史后来发展的‘轴心’”，实即决定了后来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风貌的“文化基因”；而刻画这种“基因”的产生、发展和变异，实即《世界》及其姊妹篇的中心任务。
关于中国前轴心时代独向人文性转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作者归结为“地官意识”对“天官意识”的抗衡及其胜利，而这又与中国的史官传统及史官注重历史经验有关。例如，对春秋时多数功能神都是“有功德于民者”神灵化的结果，以及《左传》卜问事体中人事远超神事的现象，本书认为都是由于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中人文性的发展。无疑地，这种解释相当有力。李泽厚说：“中国极端重视历史经验，记录各种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殷鉴，乃此文明一大特征。……从经验、事实、历史出发，温故以知新，不迷信奇迹，不空想思辨，此‘实用理性’之具体呈现也。”“实用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正是历史理性。思辨理性(认识)、实践理性(道德)均来源和服从于此“历史理性”，与此意相同。
由于这种人文性的转向有一个随时间而展开于各领域的过程，本书抓住这种自然脉络，故条理异常清晰，产生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例如，关于“不朽”的观念，本书指出，就有从最初死在自己的国、家以享祀且与祖先魂魄相聚之义到春秋中后期转向“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文主义内涵的过程，这种变化体现了伦理因素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生长。又如对春秋时期《周易》在卜筮文化中地位的变化及其系辞的经典化过程，本书也清晰地勾勒出了其发展轨迹并且给出了推动其发展的理由。另外，本书处理材料极细，且俱有深意。例如，引证时它总是尽量兼顾秦晋、燕赵、吴越、齐鲁、楚国等不同地域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材料，考虑到其时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时空不同步现象，这样做显然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以偏概全的产生。
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大体由材料的搜集、组织及解说决定。本书既大量引用了第一手的材料，也吸收了其他学者的很多观点，但中国前轴心时代受耕耘已久，故学者所掌握材料之种类及数量几无实质性差异，所争者唯在材料的整理及解说。另一方面，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故整理及解说尢为考验史识与史才。陈来教授早年即以学术眼光之犀利独到见称；为该项研究又特意浸淫于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有年，博采众家之说以求会通，故能以兼备之史识与史才，于整理和解读人所共知的古史材料中凸显新义。不仅如此，在研究中他“更参之以近代人类学对世界各地初民文化的研究”。以西方学术观念参证及解读中国固有材料的方法，此法颇易流于格义，然本书辨析细入毫芒、判断极为谨慎，故不仅胜义迭出，也在整体上很好地完成了预设目标。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本书文字浅近晓畅，且对比较生僻的知识一律予以通俗扼要的解释，对引用的古史材料不仅有翻译而且尽量述其本事，故涉及繁复深奥问题虽多，却是即使普通读者读起来也绝无繁复深奥之感。
总之，这部孕育10年而成的著作，其对中国前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发展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观察和论述，是对西方文明史研究的严肃回应，同时也是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
本书是作者继续其关于“古代宗教与伦理”和“儒家思想的根源”的著述，而完成这一部关于“春秋思想史”的著作。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是西周末期和整个春秋时代，着重研究“前诸子时代”的神话传说、伦理观念、宗教信仰、礼仪文化、社会思想等，以说明这一时代的文化与夏商周文化的精神气质的连续性，并通过对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生动发展的具体研究，确定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呈现出儒家及整个灿烂的先秦思想发生的文化前提与历史环境。本书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无论在总体线索还是在部分分析上，都提出了新的、具有创见的论点，为春秋思想研究开辟了新的视界。
陈来 1952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长。曾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并任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朱子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人文主义的视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