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仁爱以制礼,正义以变法:从《商君书》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8 次 更新时间:2010-03-02 11:46:59

进入专题: 正义   仁爱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最近,电视剧《大秦帝国》热播。其中有一个情节:作为法家的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却大谈儒家的王道仁政,结果是不欢而散。编剧的意思是:商鞅是在测试秦孝公之弃儒用法的诚意与决心。编剧的先行观念,正是学界的一种普遍看法: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是截然对立的。该剧是在强化这种观点,告诉大众:秦国的成功,在于绝弃儒家思想、专任法家思想。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本文就此提出质疑,意在重新认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及两家之间的实质关系。

  

  为此,有必要重读《商君书》[1]。关于《商君书》之真伪,学界存有异议:(1)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均以为伪;(2)然而历代史志、吕思勉、谭献等则以为真;(3)高亨等人认为《商君书》非一人一时之作。笔者倾向于后者,认为还是《四库提要》所论较为允当:“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法家类·商子》[2])这就是说,《商君书》中确有商鞅之言,亦有后来法家之论。

  

  这些不同意见,其实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意图:探讨法家(而不仅仅是商鞅)与儒家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法家其实是儒家的支流之一;法家在现实政治中的成功乃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儒家的正义原则,而其最终失败、及其个人悲剧则是由于背离了儒家的仁爱精神。

  

  一、法家与儒家之关系的实质

  

  (一)从《商君列传》看商鞅与儒家的关系

  

  上述电视剧情节,编剧以为商鞅一开始大谈儒家王道只是在试探秦公。其实不然。根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3]

  

  显而易见,商鞅开头两次都是真诚地陈说儒家的“王道”(第二次“益愈”显然是说更进一步地陈述第一次的“帝道”,此即商鞅所说的“吾说公以王道”);无奈秦王不感兴趣,第三次才退而求其次,只谈“霸道”;并且第四次更是等而下之,只谈“强国之术”,满足秦公的“富国强兵”(《壹言》)之欲。而且,商鞅最后还不无遗憾地感叹道:秦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所谓“殷周”当然是指的儒家所崇尚的圣王:汤、文、武、周公。

  

  司马迁还记载了一段对话,同样表明商鞅主观上并没有彻底放弃儒家的宗旨:

  

  商君曰:“子不说(悦)吾治秦与?”赵良曰:“……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史记·商君列传》)

  

  这里,商鞅的自我辩解,所根据的依然是儒家的礼义之“教”:“营如鲁卫”的“父子之别”、“男女之别”等等。由此可见,商鞅游说秦孝公时之所以暂且回避王道、专谈霸道,显然是寄希望于孔子的一种设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4])这是试图先成就霸道(齐),再引向王道(鲁)。要之,在商鞅心目中,儒家的王道还是最高的。

  

  (二)从《荀子》看法家与儒家的关系

  

  其实,商鞅与儒家的关系,正如后来的法家韩非与儒家荀子的关系。众所周知,韩非出自荀门;不仅如此,他也确实继承了荀子的许多重要思想,诸如“性恶”论、对于群体生存秩序的关怀、“重法”的思想、对政治大一统的追求等。荀子当然是儒家,而且是影响巨大深远的一代大儒。对于荀子,《四库提要》这样评价:“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于孔门,在诸子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余皆好恶之词也。”并且指出:至于荀、孟之异,“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一》)

  

  那么,关于法与礼之间、霸道与王道之间的关系,荀子是如何看待的?略有三层意思:(1)礼法并用,王霸兼行:“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5])“学也者,礼法也。”(《修身》)(2)王道之礼为最,霸道之法其次:“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故非礼,是无法也。”(《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修身》)“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非十二子》)(3)强国有道,崇法尚壹:“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王霸》)不难看出,儒家荀子的思想与法家商鞅的思想其实是颇为一致的。

  

  韩非与荀子的思想关联,正好是法家出自儒家的一个典型示例。只是韩非走得太远了:荀子王霸兼行,韩非专讲霸道;荀子礼法并用,韩非专任刑法。韩非甚至比商鞅还走得更远:荀子毕竟以仁爱为本,韩非则彻底贬斥仁爱。这就叫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然而无论如何,就法家与儒家的关系来说,两者未必截然对立。但可惜的是,学界通常总是将法家和儒家绝然对立起来;更有甚者,乃至“文革”期间的所谓“评法批儒”。

  

  (三)从《艺文志》《天下》看法家与儒家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汉儒对于法家的态度值得我们给予充分注意。且看出自刘向、刘歆父子[6]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7] 是怎么说的:

  

  (十家九流)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汉儒已意识到:儒家之外的各家,其实都是儒家“六经”的“支与流裔”而已;换句话说,法家其实也是儒家的一支(上述韩非与荀子之关系正是如此)。法家当中,惟有一部分“刻者”才会“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背离儒家宗旨、无所“折中”;然而另有一部分法家之“所长”,恰恰是用法治“辅礼制”,这是与儒家一致的地方。这就是说,儒家也是要用法治、包括刑罚“以辅礼制”的。[8] 如孔子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里顺便说说:通常将汉代以来的帝国政治概括为所谓“阳儒阴法”,意谓表面上用儒家、暗地里用法家,这也属于似是而非之论,其前提仍然是儒法对立的观念,是出于对上述汉儒思想的缺乏领会。

  

  不仅如此,汉儒这种观念还有其更重大的意义。学界普遍将汉武帝所采纳的董仲舒的策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大谬不然。这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并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语,他只是说过“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9])而已,他本人的儒家思想就吸纳了阴阳家及黄老道家等等诸家;而且更是因为这样一个思想史的事实:武帝以来固然“独尊”儒家,但却并未“罢黜”百家,而是象《艺文志》那样的将百家之学整合到儒学之下,视为儒家之学的某个侧面的表现、即其“支与流裔”而已。这正体现了儒家“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也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的奥妙之一。这种思想战略,乃是值得当代儒家充分汲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

  

  不只是汉儒这样讲,这也让人想起《庄子·天下》的看法: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黯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0]

  

  这就是说,儒家“六经”体现了“一原”之“道”、“古人之全”或“古人之大体”;而百家之学也正是此“道”的“散于天下”、“无乎不在”之“数”的表现。然而,百家之学尽管“以自为方”、“不该不遍”、“往而不返”、“不能相通”,但是毕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皆有所明”。不难看出,这与上引《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观点如出一辙:百家都是儒家“六经”的“支与流裔”。

  

  简而言之,第一,法家实际上是儒家的支脉之一;第二,法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儒家正义原则的前提之下强调法治的,尽管太过偏重于法,但那也是因应时代的需要;第三,然而法家中另有一部分人却过犹不及,专任刑法,刻薄寡恩,最终背离了儒家的仁爱精神。

  

  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商君书》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了。

  

  二、《商君书》中的儒家思想渊源

  

  在《商君书》中,《更法》列为第一篇,显然最为重要。作者开宗明义地点出:此篇意在“虑世事之变,讨法正之本”。这就是说,这里讨论的还不是法本身,而是更为根本的、为法奠基的问题。那么,何为“法正之本”?该篇接下来便申明: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更法》)

  

  这显然是商鞅整个变法思想的基本纲领,值得加以深入分析。这里,商鞅着重阐述的三点主张,其实都是儒家素有的一些基本观念:仁爱为本、礼法为变、时宜为上。

  

  (一)仁爱为本

  

  商鞅在《更法》中首先阐明的一点,就是:“法者,所以爱民也;……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更法》)这里,商鞅明确了变法的根本宗旨:爱民利民。这就是开篇所申明的“法正之本”。商鞅认为,圣君之事,就是:事“壹”于法,以法辅仁,以此“述仁义于天下”: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心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靳令》)

  

   他虽然说“德生于力”,但从他讲“必得其心,故能用力”的逻辑来看,根本上其实是“德生于心”。所以,所谓“述仁义于天下”也就是“心之续”。商鞅之时,心学尚未成为儒学的正宗思想,但心性论却毕竟一向是儒家的一种基本的观念。商鞅重“心”,而且认为此“心”也就是“民之情”。例如他曾说到,民有此心:“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君臣》)这也正是儒家所说的“亲亲”的表现。所以他说:“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壹言》)

  

   爱民,自然就要利民。他说:“臣闻古之明君,错(措)法而民无邪。…… 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错法》)例如:“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正义   仁爱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1940.html
文章来源:黄玉顺博客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