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在辩驳中前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9 次 更新时间:2010-03-01 18: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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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读过很多思想史类型的书,但特伦斯·欧文这篇幅不大的《古典思想》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这本书介绍了希腊哲学和它的直接后裔,包括了从荷马到圣奥古斯丁的大约1100年间地中海世界思想发展的基本情况。但它不同于我们通常接触的着重于依序评价各种思想的著作。在《古典思想》中,从作者以问题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中,我们可以读出希腊思想运动的特征:这是一种在理性的自由论辩中不断被问题所激发,在不断的辩驳中前进的运动。没有比具有这种特征的思想运动更诱人的了。

  这一运动由荷马开端。荷马史诗之于希腊民族,犹如《圣经》之于希伯莱民族。它以无可比拟的广阔、宏伟、壮观和无所不包的智慧而成为希腊的民族读本。“从一开始人人都从荷马那儿学习”(色诺芬尼),希腊的每个孩子要读它,每个作家和艺术家要从中汲取灵感。但这种地位并未使它像在其他许多民族那里发生的一样,被定于一尊,享有不受批评和追问的豁免权。相反,一方面,荷马史诗以其触及的人类生活根本问题、展现的充满冲突力量的世界图景以及在展现这图景中暴露的它自身在宇宙观、伦理观方面的思想冲突,向人们呈现出一个个待解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对各种批判和进一步思考都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心灵开放自由、被求索冲动激励着的希腊人也几乎一开始就一边从史诗中学习,一边以疑问去诘难它、用理性去进逼它。差不多与荷马同时代的赫西俄德批评了荷马道德观念的反社会侧面,认为荷马式英雄与“吃贿赂的国王”相距不远。至于荷马已经提出来但未回答的宇宙观、伦理观诸问题则“激起了自然主义运动;而有关自然主义观念的问题同样激起了希腊思想中后来的运动”。(51页)

  自然主义运动反驳和抛开了荷马对世界作的神话解释,而以理性去追问自然秩序和事物的本质,用经验和观察去解释自然、历史、道德、法律。这个极富成果的运动以经验科学思维取代了神话思维而开科学研究之先河;其中,造就了这一运动的思想家们把万物归诸于一种或几种基本元素的天才猜测、对人类物种起源的天才猜测甚至启发了二十几个世纪之后的现代科学思维。但自然主义运动在自身发展中同样一直被种种针对着它的怀疑和反驳所伴随。赫拉克利特作为这个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他准确无误地到处将探索的魔杖指向了在地下喷涌着的活泉,提出了一系列任何哲学思考都绕不过去的问题。但“他将法律与正义等同起来,埃斯库罗斯抨击了他。他信仰宇宙正义,德谟克利特抨击了他。他相信正义指引着人类历史,修昔底德抨击了他。他相信科学是常识的延续,德谟克利特抨击了他。他认为存在一个客观世界,人们将在科学探索中认识它,普罗塔哥拉抨击了他”。(53页)从荷马之后达三个多世纪的自然主义运动,是一个环环相扣、被问题牵引着向前突进的思想进程:“赫拉克利特和埃斯库罗斯都试图将宇宙正义与人类正义联系起来,但是德谟克利特和修普底德对宇宙正义提出了怀疑。而对人类本性的研究又对人类正义提出了怀疑”,(80页)这步步进逼的怀疑和反驳推动了知识和智慧。

  在西方思想史上,苏格拉底是促使哲学转向的关键性人物。他怀疑自然主义借助经验和观察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也不相信一切问题都可由经验探索来解答。他既以进逼式的询问暴露了某些流行观念的混乱和肤浅,从而开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辩哲学运动,又以专注于道德和智慧的探索使哲思从自然、宇宙转向社会、人生从而结束了自然主义运动。他的伟大后继者柏拉图则更明确地把哲学从经验科学中剥离出来,走向形而上学。柏拉图的伟大学生亚里士多德又在批判强烈唯物倾向的自然主义和唯精神倾向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新运动基础上力图对这两种存在深刻裂痕的哲学运动进行综合,在这种努力中提出了第三种立场。

  亚里士多德抨击了自然主义运动中提出的原子论,后辈哲学家伊壁鸠鲁反击了他但又包含了他的立场和智慧;斯多噶学说捍卫亚里士多德,与伊壁鸠鲁派之间为争取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支持,展开了达两个多世纪的竞争。这种在古典时期常见的有益竞争丰富和深化了双方的思想。斯多噶学说作为竞争中形成的具最持久吸引力的体系,并不使它免于尖锐的批评,但它以可贵的大度和严肃对待面临的批评,试图认真回答各种反对意见。而不满意其回答的哲学家又发展出新的哲学立场……。

  一位当代哲人说,知识的发展首先是由促进参与发展的人们之间的观念交流来推动的。欧文在他的书中展示的地中海世界古典思想史是这一信念的最好证明。从荷马开始,那些最活跃的心智不停地进行着自由论辩和竞争。辩驳是他们之间最富成果的交流形式,是他们共享的合作形式。他们通过辩驳式对话来发现和提出最重要的问题,通过怀疑和追问来共同寻求答案。知识和智慧就在不断的辩驳和竞争中前进和丰富。

  然而,只有在分歧受到尊重、反对受到容忍、精神的独立和创见受到鼓励的地方才有各种意见不受限制的自由交流,才有各种观念共存、交锋和相互激活的生动局面;只有坚信“不能讲出自己的思想,是奴隶的命运”的民族,才懂得尊重分歧、容忍反对、鼓励精神的独立和创见。在这样的民族中,没有谁敢于狂妄地宣称自己拥有对真理的独占权,更没有哪种观念敢于凌驾于别的观念之上,不知趣地声称要统一别人的思想和指导别人的言行,当然也不会出现如下怪诞现象:一大批有教养的人皓首穷经地在对一部书的注释中讨生活、在争充思想正统嫡传后裔中耗尽智慧。在希腊思想发展进程中,有一个情节是很具象征意义的。柏拉图在他的学园中广收学生,但他并没有鼓励学生成为他的门徒。他最杰出的三个学生既咄咄逼人地彼此意见不同,又都与他见解不同。其中,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以及他对他的伟大老师的系统批判是希腊人精神自由的生动诠释。正是这种自由求索的精神使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比肩而立,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两个中心人物。他当时提出的质料、形式、因果性、目的论、肉体、灵魂、幸福与道德、个人与城邦之关系等问题,历经科学、宗教和文化在二十几个世纪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自身却只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微小变化而存在下来”(175页),而他对其中一些问题的回答,至今仍为人类提供了合理的可能选择。但亚里士多德在整个古典思想运动中并不是一个例外,他只是最杰出罢了。事实上,古典时期各个阶段的哲学家大都相对独立于前辈,但又汲取了前辈的智慧。由是,才有那个时期留下的丰富得令人心跳和目眩的精神财富。时隔近二十个世纪之后,人们发现,比起不算长的古典时期,人类精神在后来的近两千年间的发展实在没有许多值得夸耀之处。今天,当整个世界都仍在受惠于那个阶段时,我们不能不庆幸,当古代世界大多数地方在拼命钳制思想时,在地中海这一隅的人却拥有了达十余世纪的思想自由;也不能不庆幸,绞杀地中海思想自由的异端裁判所和书刊检查制度在十二、三世纪才被发明出来,而此时,继古代之后的另一场思想自由运动——文艺复兴已经在涌动了;这种机构和制度的产儿、专门把人变成白痴的《禁书目录》,则在16世纪末才正式问世,而且一出世就遇上了由文艺复兴释放出来的抗衡力量,一百年后又被启蒙运动弄得声名狼藉,最终,连同产生它的机构和制度都落为笑柄。纵然,在一些地方,类似的机构和制度还在肆虐,竭力要维持一种精神上的沉闷或者千腔一调的原始统一性。但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思想及其现代后裔给置身于精神枷锁下的人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尊重人的理性,符合人的尊严的可能性。受到它的激励而正到处勃兴的精神自由运动已然预示了那些为绞杀思想自由、侮辱人的理性、冒犯人的尊严而发明出来的东西在任何地方都不得善终。

  

  199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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