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民:奇怪的战争:浅论老子的军事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4 次 更新时间:2018-10-31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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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民  


摘要: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内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民族以“道”为本的核心,战争的出现是私欲的产物,是中华民族背离“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沉淀,已形成了“天道不可违”的潜意识思维模式,老子的军事思想也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


关键词:地缘,道义,道德经,军事思想,用兵方略


前言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原始思想和宗教文化,包括对战争的理解,无一不是由他们生活和居住环境所决定的。

从地形上看,中国就象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大簸箕,上天为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个天然封闭的保护网,自西北天神之地流来了两条大河,这大河两岸有肥沃多形态的土地,可以产生无数可狩之猎物,又有足够灌溉之水源,于是这两河流域和中间地带就成了最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无数大小部落在这片不太大的地域男耕女织,生息繁衍,安居乐业。

安于自我封闭,专心耕织,不谋拓殖,是华夏民族这个农耕民族的原始文化的特征之一。对土地的绝对依附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意识,孕育了中华最早的文明,这文明从—产生,就带有一种鲜明的特点,即安平温顺、消纳异端、以和合为核心、以平衡(中庸)为标准。无文字时代的《易》的图形及其变化,无不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民族以“道”为本的核心。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种平静与安宁之中渡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以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为依据,以《易》及类似教材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真正对自然崇拜的和谐社会,也形成了直到现在还根深蒂固存在于我们潜意识中的,但被欲望掩埋得很深的“天人合一”的纯真。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后总称之为“道”。

自从掌握了“剡木为楫,服牛乘马”之后,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丰富了,来自动物本能的另一种品质开始出现,这就是“占有欲”。私欲的出现破坏了人类的的和谐,引发了最初的战争。

“重门击析,以待暴客,”是为防守,“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威天下”是为进攻,这一对矛盾的出现,使人类从“天人合一”的和谐跨上了自我毁灭的战车。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大战役。

“涿鹿之战”发生在距今约4600余年前,是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目的是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的生存空间。它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融合中原各氏族部落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从文化上讲,是一种比较激烈的自然融合,从性质上讲,也可算是遵从了自然之道分久必合的理念。“涿鹿之战”过去了千年之后,五帝之末的禹创造了上古三朝的第一朝“夏”开始崩溃。

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是商灭夏的一场大仗, 这就是鸣条之战。后人把这次政权变更称之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一战客观上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

又过了大约700多年,商朝也走到了尽头,最终暴发了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牧野之战”的结果,是华夏文明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统一王朝的确立,为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天命观的进一步淡化和以“德”治国思想的萌发,不仅在当时社会起到了王朝兴替变革的重大作用,还对后世的礼法制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宗教神学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气节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上古这三次大战役,后代史学家都交口称赞, 因其均有“替天行道”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激烈的变革都顺应天道的规律,是自然而然的变化,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是为道义而战之战。

这也许是所有人类的共同规律,但中华民族在为私欲而战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另一种东西,这就是“道”,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从“繻葛之战”开始,长期—统的华夏大地分崩离析,开始了有记载的第一次“合久必分”,也开始了思想的第一次大解放,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孟子总结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只有不义之战才能产生“诡道”,无数大小战争促进了一门新学科的出现,这就是“兵法”,或说“军事理论”。

关于春秋以前的战争技巧,史书有一些记载,《易》中也有提及,据说姜尚还写过一本已失传的《六韬》,但并未形成理论,这是因为上古作战人员少,地域狭,军械不多,战争目的很简单而已。只有春秋战国的大范围的普遍的军事实践,才能造就伟大的军事家,才能有伟大的军事著作问世。“春秋无义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发展。

当众多思想家、军事家对这个血腥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同时,也有一位为挽救“道”而研究军事的思想家,他就是老子。只不过他不是教人如何杀人,而是教人如何少杀人和不杀人。


一、老子军事思想的本质


“道德经”中有不少文字谈到了战争和有关战争的话,很多学者都认为,老子讲“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不该给帝王们讲如何用兵的。

这种指责可以理解,建立任何理论的目的,都应应用于实践,方可知其作用。《道德经》也不例外,它不是空中楼阁,其“玄之又玄”,正是从最具体的事物中才能体现出来,特别是在那个五霸纷争的年代,由战争引起的动乱是最大的变革,是人道与天道最激烈的对抗和冲突,是从蓄积以久的量变到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关键过程,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对自已理论的不自信,所以他必须申明自已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不会被帝王们采用。

老子所有的有关战争的话题,实际都是他的思想在“战争”这个领域的哲学观的体现,但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具体实战,可以说,他的战争观,是以人类最激烈的冲突为舞台,演出的—场最冷静的大戏,只是一场别有目的的演出,与战争并无关联。我们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老子的军事思想。

1、避免用兵的国策

世上大小战事,无非以三种形式出现,一是入侵别国,二是保卫疆土,三是平定“窝里反”。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一个目的,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

这是一种与道相违的手段,特别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荒原遍野,要民不聊生,要血流成河,要人头落地,这是老子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事。

但在某种情况下,当你不得不面对这些严酷到关系生死的具体问题时,你该怎么办?老子的战争理论由此而产生。

首先,老子认为,不管是敌是已,引发战争的原因,唯有一个“争”字,争土地也好,争财产也好,争霸主地位也好,尽管说得天花乱坠,无为是一“私”而已,如果天下诸侯都没有这个“争”字,自然也无战事可言。

老子特别郑重声明:想当天下霸主的人,切不可有此妄想,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并非一人或一国之天下,天下兴亡更替,并非人力可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自然规律,如非要打破这种规律,失败的不仅是你自已,还有无数苍生来做陪。

其次,老子认为,当受到别人攻击时,应先想想为什么会受到攻击,那是因为你的政权不稳,国力不足,治国之策不“正”所致,只要在这个方面狠下气力,没人敢来欺负你。

善待人民,有难时人民才会拼死相争,不事奢华,国家才有力量保全自已,不去谋求别人的财产,才不会引起邻国的敌对,执此三宝,方能国泰民安,和平长久,这是唯一不受它国之辱的方法。

2、如何才能自保安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 曰法。”《孙子兵法》是讲用兵之道的,适用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战争,特别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是合乎自然法则。

老子也认为,“兵”对于一个国家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应当是一个国家用来自卫而不是用来侵略的武装力量。“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就是这个意思。国家要有精兵良将,但不用来威胁或侵略别国,这才是真正的保卫自已的实力,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唯一方法。

养一支精锐部队需要大量的财力,让百姓出资养活这样一批只消耗不生产的人或装备,不是什么好事,故称“不祥之器”,但在天下尚有“不义之虎狼”,养兵乃不得以而为之的事。为据敌之千里,就要保持这支武装有强大的战斗力,用老子的话讲,叫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3、以“正”治国,以“奇”卫国

《道德经》中多次提到“正”这个字,“正”就是自然法则,是人为行为要符合自然法则的意思。老子所说的“正”对统治者来讲,就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就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一句话,就是“无为而治”。

但“无为而治”是有前提的,这前提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没有这个保证,“无为”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大从保全国家,小到爱护身体,都是一种“无为”之举,这是必须的,是前提。这种思想,就是老子所说的“正”。

具体到用兵上,老子还用了一个“奇”字,笔者认为不是出奇不意,不是尽量少用,而是“设而不用”。就象现代的核武器,放在那里,其震慑作用就足以使别人不敢来冒犯。

拥有一支让敌人捉摸不透的、具有强大震慑力的军队,是令敌国胆寒而不敢轻举妄动的“国之利器”,是保卫国家的法宝。这就是老子“正道”之下的“奇”兵。

4.以无事取天下

老子对国家武装力量正确使用方法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无事取天下”,具体可分解为以下三个方面:

柔弱胜刚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柔克刚。不主动出击,以逸待劳,在保全实力的原则下方可动武。

鱼不可脱于渊。原则上,军队最远设在边境线以内,不离本土,易于后勤支援和回防,切不可深入敌境,远离基地,那就会有供给上的危险,就象鱼离开了水。要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是保证军队少受损失的关键。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隐避自已的力量,让敌人摸不清底细,从而不敢冒然侵犯。鲁迅先生曾有过一个比喻,说西人把武器库大门敞开,观迎参观,以示国力。中国人则仅开一个小缝儿,向内张去,黑洞洞不辨虚实,更让人心里发毛,这就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意义。

应用此策,能够避免战争,是老子理想的胜利,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捷”。杀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即使打败了对手,自已也消耗殆尽,那就不是“胜利”而是“两败俱伤”。这种战略方针,老子称为“无事”,是不生事之意。


二、什么情况下用兵


上述环境及结果,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往往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时候,必须要主动出击,有些时候,必须要血流成河,在什么情况下用兵,就成了又一个原则。

事物进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是“道”的体现,如恰处这种时期,即使不得已,也不能一味默守陈规,这个时候,即使血流飘杵,也得应对,用老子的话,叫“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国共之争,蒋委员长欲借日寇之刀消灭“异已”,是“以智治国”,反而八百万正规军不敌几十万土八路,终被赶到海岛,其病皆在抗战之初的小聪明,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识大体,着眼于私欲的结果。

用兵就要死人,故称“不详”,是非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君子所为,所以要掌握一个“度”。老子说“恬淡为上”,我意为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兵。即使开战,也要以歼敌于国门之内,退敌于国门之外即可,而不是穷追猛打,以全歼而后快。

毛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乘破竹之势的一种大气魄战略,但也是“追”而不是“歼。”这是主席的过人之处。“追”有网开一面的生路,“歼”则有逼狗跳墙的危险,在自已力量的消耗上,二者大不相同。故老子取其“恬淡”,仍是一种“无为”原则下的“有为”,这与他的战争原则并无冲突。

总之,用兵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要适可而止,以减少自已的消耗、驱敌于国门之外为要。这就是老子“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的道理。


三、老子用兵的原则


老子用兵的原则,核心是“曲则全”,在这个核心指导下,生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具体方法,有些地方与我们正常的理解相去甚远。笔者的理解依前所说,这“只是一场别有目的的演出,与战争并无关联”,是他“无为”论点的佐证,是一个大思路之下的书生式的哲学比喻,故军事专家只可参考,绝不可套用,否则一战即溃。老子用兵的原则如下:

1、不敢为天下先

用兵是一件残酷而又劳民伤财的事,强大的后勤保障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必备条件,需要无数人财物力的消耗,即使仗打胜了,其自损也难计其数,所以没什么可以狂妄自得的。况胜负均人力“有为”的短暂阶段,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己,应头脑清醒,处之泰然才是。

老子历来认为,活着是硬道理,人与天地齐,乃万物之灵,是自然的杰作,万不可毁伤,尤其是为了利益而不顾自身的安危,是最愚蠢的事。特别是君王之流,身先士卒,投入战事,看似英勇,实是最大程度的对“道”之法则的破坏,因为他的行止,不仅大量消耗国力和人的性命,而且给国家带了一个坏头,引起了用暴力获取别人利益的诱导,这对天下的安宁不利,更对自已国民的思维不利,故切不可行。不要去掠夺别国的利益,才是真正保全自已的利益。

为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用兵(侵略),是最大程度伤害国民的行径,故万不可为,这是第一原则。

2、慈以战则胜

老子“三宝”,以“慈”为首,叫做“慈故能勇”,在用兵上,“慈”更成了一件至宝,不但攻守皆赢,而且与天相通。这就需要对这个“慈”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道”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慈”。在自然界,其特征可喻为天降甘霖,泽被众生,不但无所取,而且无所弃。在人类社会,表现为“德”的一种性质,即施予不求回报。上天降雨,广及山川,微至草木,无一不施,绝对公平,这是“道”之性质,又叫“慈德”。

老子之道,本来就“与世反矣”,是一种大范畴的哲学思维方式而非具体“贴士”,如果把“慈”滥用于实战,实是误导,也是对“慈”深刻内涵的不理解。

认定了大趋势,在这大趋势之下行动,这就是“慈”,这是“战则胜,守则固 ”的原因,因其合于“天道”,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称做:“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勇”者,是深悟了“慈”内涵后的一种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思维上,其次才表现在行动上,因其思维方式不同,故“勇”的方式也大异常规。只有为了保全自已,方可有真正的“勇”,如果是为了自已以外的利益(比如侵略别国),你再兵强马壮,大概也内心发虚,“勇”不起来,因为你的行为不合天道之“慈”。

至于你合了天道,是不是会得到神密力量的救助,姑且不论,但你的必胜的信心要超过进犯者,确定无疑,有此差别,自有异举。

攻者以攻为守,守者寸土必争(因其再无退路),这大概才是“以慈卫之”的真正用意。

3、不争之德

“不争之德”是“道”的又一性质,老子在讲这一性质时,引喻了用兵时的一个例子,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从中可看出“不争”在具体战略上的体现。

士者,国之谋臣,应当以“正”佐君王,而不应鼓动君王以武力争天下,这是士之“善”。

战者,国之武装力量的统领,应当以有能力保卫祖国而又不给邻国形成心理上的压力为要,这是战者之“善”。

胜敌者,使用武力战胜对手者,却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不得己才使用而不是为利益而使用),是胜敌者之“善”。

有一个词,叫“技痒”,说得是某人有一技之长或有些比别人强一点儿的地方,就不由得要表现表现,以显示自已比别人高超的部分,这种行为,骨子里就是一个与道大违的“争”字。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有此嗜爱,尚无大事,如果是一个君王,那就是祸事的开端,因为他这个表现,祸及的除了他自已,更多的是无辜。特别是应用于用兵上,一个“争”字,就是一场尸横遍野,在老子看来,这是万不可取的。

自已的长处,优势,特点,总之一切过人之处,都只能应用于对自已的保护,不能成为显示自已的本钱,更不能成为侵略它人的手段,即使在敌人入侵、不得己而迎战时,也要在“不争”的原则下确定具体战略,上述三点,—是完善自身防卫体系,二是不给邻方以戒备侵略的压力,三是绝不搞侵略,老子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长久之道。

三国诸葛先生是个大战略家,未出草庐就定下了三分天下的总方略,根据刘备的本事,他认为他只能在中原之外建一个小朝廷,偏安一方而己,什么吞并江南,问鼎中原,不过是迎合玄德兄的野心,说说而己。这种审时度势,“不与天下争”的策略是合于天下大势的“正”道,所以成功。

入川后他全力整顿内务,加强防务,数年之内,国富民强,使吴、魏不敢轻视,也是成功的,如果这种方略能贯于刘备脑中,成为国策,也许三国的历史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当年的蜀国,很可能是谁也不敢碰的—个“世外”强国,就象三星堆那个年代的神密国家。

蜀国的没落,先从狂妄自大的关羽开始,延至失去理智的刘备,几年积起的一点儿家当,实是当不得一“争”,刘备几乎全军复没,在客死白帝城时,总算明白了这一点,惜大势已去,悔之晚矣。

之后孔明虽励精图治,但对刘备的“鞠躬尽瘁”的承诺却害了他,他六出祁山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本不适合当时的国情,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包括自已的心理压力)不得己的行动。

要“继先帝大志,重兴汉室”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是他对刘备的承诺,为了这种诚信,他只能放弃闭关锁国,休养生息的长期战略,而不得不为死去的先帝的理想而战。这就背离了“不争”的天理,使国力愈下,实力大减,这种局面又影响到大后方,造成奸臣当道,政局不稳,实际上已经给丧国种下了伏笔,孔明先生累死在五丈原,没有亲历丧国之辱,也算是万幸。这又应了老子另一句话,“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诸葛先生一代人杰,怎么会犯这种低极错误? 笔者以为一味愚忠,不审天时是第一,自恃才高,不度天道是第二,兵道之诈看多了,违背了幼年学过的老子的自然之道是第三,有此三失,不得不败,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不争”是三宝之末,却是三宝之纲,以此治国也罢,用兵也罢,都是第一原则,由此我们知道,“不争”之道,比“抡开大斧一路杀将去”更难,因为它不是图一时之快,而是为长治久安。这是对“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原因的最好解释。

《老子》中两次出现“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是从大的方面对“不争”的反面结果的论断,应用在用兵上,是很快就有结论的,我举三国故事,也是这个意思。

4、上善若水

以水形容道的“低下、柔弱”,在《老子》中屡见,应用在战胜敌人上,又有怎样的形态? 老子用了两个词语,一是“莫之能胜”,—个是“无以易之”,说得是没人能战胜它和没人能代替它的意思。

这般神奇的能力源于老子对“水”的性质的理解和升华。

水是最柔软的东西,却有着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水永远不象树一样向上长,也不象火一样向上升,(那时可能把水的其它形态另当别论),即使是汹涌澎湃、一往无前,他也永远是向低处流,而且“无孔能入”,能渗进看来毫无缝隙的东西里,这两个特性升华到人类社会的“德”中,就有了新的涵义,除了“处众人之所恶,利万物而不争”之外,借喻在用兵上,就是无可取代的、无坚不摧的“阴柔”,这种无声无息的、不显山不露水的、迁移默化的力量,在当时人类的感觉中,无可替代,不可超越、也绝无可以战胜它的任何其它东西。

具体到军队建设上,它化为:

1.“不争”,即不侵略,不图利益,不“为战争而战争”,更不草菅人命。

2.“向下”,即不奢华、不张扬、不特权,他们的地位与种田的农民一样,同是为了国家的和平和富裕,无分彼此。

3.“柔弱”,这是一种不给别国压力的、让人难以捉摸的表象,使别国不产生侵略的念头或有这个念头而不敢冒然进犯。

实际上,在这几个原则之下,隐藏着的是一支有精兵强将的队伍,这支队伍确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能力,但它不会给任何别国造成威胁,也不会给任何别国形成压力,但足以使任何人都不可轻易冒犯,这就是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水的哲学,或说是“建军原则”。

5、祸莫大于轻敌

自古战事,轻敌必败。不但战争,任何事体,如不假深思就去进行,其结果都不会太好。

从现象上看,轻敌是忽视了敌之长,暴露了已之短,在不成熟的时机下、在不明了情况的形势下的冒失之举,结果上了当,中了招儿,是必败无疑。

从理论上看,轻敌违背了“道”之原理,故不得不败。

违背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轻敌就是没有全面深入的调查,没有认真周密的计划,没有事无巨细的布署。

违背二:轻敌就是没有把自已放在最“低下”的位置,不在最下处,就有空子可钻,有空可钻,无以易之的水的性质被“易”了,就有失败的可能。

违背三:轻敌就是小视对手,是有为的表现,有“争”的欲望,就有“失”的可能,就失去了百战百胜的能力。老子说“几丧吾宝”,主要对此而言。

轻敌往往是酿成大祸的序幕,因为它积累了多种不合天道的因素,故千万“不可轻敌”。

自已不轻敌,但让对手轻敌,这是老子“后发制人”战略的特点,后要说到具体方式,故这里先不谈。

6、抗兵相若,哀者胜

两军对垒,兵力、设备、战术相等,谁能赢? 老子说,是“哀”者。

“哀”字,是一个不祥的字,新华字典对此有两个解释,悲痛和悼念。

联想到“哀”字,我们可以有一个感觉,“哀”者,应当有被人冒犯,被人强暴,迫不得己,没有退路,不得不为之的意思,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斗力。

这种力量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是一种最后的拚争,是万不得己的自卫,故其潜能难以预料。后来发展出来的成语,如“置死地而后生”、“背水—战”、“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等等,大概都是要被迫造成或自已主动造成这种“哀”者,因其只有生与死中的—种选择,故未战之时,从心理上就有了压倒不“哀”者的优势,这是“哀者胜矣”的唯一原因。

“慈故能勇”与“哀兵必胜”有差不多的意思,只是前者是长期教育的素质,后者是被逼无奈的超常,其结果一样,这是老子对所用之兵的心理状态的要求。有这种素质的队伍,再加上用“国之利器”,保卫好自已的家园,应当是一件并不难办的事。

让自已的将士都有“哀兵”的心态,而不是狂妄的勇武,是必须,也不易,古时有许多军事家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点,大有效果,“破釜沉舟”就是一例,可见其言不谬。

7、不敢为主而为客

老子纸上谈兵,说得是一种他之“道”在战争中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实际行为中如何具体表现,他是没有经验的,所以他借用了一位有战场经历的将军的话,把他的理念具体化,成为一种可应用的战术。

这就是“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的“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并形象地描述了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自已的军队会给敌方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保卫国土的战争,自已自然是主,为什么不敢为主而为客呢? 主者,是首先发起战争、首先发动攻击的一方,而客者,则是不得已应对的另一方,老子认为只有不主动出击、从容应对来犯,才有在自身损失最小的前提下获得胜利的把握。这就是“以静制动”的优势。居主之地而以客自许,加之下句“不敢进寸,而退尺”也都是这个意思。不过下句之中,又增加了“后发制人”的内容,从而全面表现了老子“不争”的思想核心。

“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一直是我不明白的话,队列混乱,士气低落(喊口号连手都不举),从不发起攻击,更见不到什么千军万马的压倒气势,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 能打胜仗吗? 为什么要把自已的队伍搞成这个样子?这种表象正是要给对手留下的印象,是一种精心制造出来的假象,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战术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造成对手思想上的麻痹,从而犯兵家“轻敌”之大忌,以利自已的“哀”兵一发而全胜。这大概就是老子的“国之利器”。


四、用兵的危害性


老子是反对用兵的,从道义上讲,用兵违背了“道”在人间的作用,从现实上看,它破坏了国家的安宁,造成了百姓的灾难,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故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有这种冲突发生,他用了几个比喻来说明战争的威害性,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故—译以记之。

在古代,人们饲养马的主要用途,大概就是为了打仗。因其与牛相比,力量不足,耐劳不足,饮食要求又高,其长处是能跑且快,所以为战争之必须品。

天下太平的时候,养马不如养牛,因牛能适应农田中一切活计而马却不能,故马价很低且少人饲养。

战争爆发后,马的优势突显,荒僻之地的马也被征用,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同小可。

军营在田间,毁坏了农人辛苦种植的庄稼,战争之后,粮食不足,不但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而且造成了心理的混乱,动摇了国本的基础,会形成长期的动荡,是谓“凶年”。百姓成为最终的受害者,百姓是支撑国家的唯一基础,这个基础的动摇,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不得不应对的自卫战争,应以付出最小的代价,有效地保全自已为要,特别是不要过分损害本国的百姓,因为那是国之基础。

一定不要有侵略战争。这是《老子》论用兵的根本理念。


五、对“用兵的人”的态度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内,都有气盛好战的“鹰派”和相对温和的“鸽派”,君王的决策取决于某派的实力,如果好战份子占据了上风,这个国家的末路也就开始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军人的势力膨胀,最终把它拖入了战争的深渊,从而永远蒙上战败国的耻辱,就是一例。

如果君王是一个狂热的好战者,就更不得了,会有亡党亡国、生灵涂炭的必然结局,先前的希特勒先生,眼前的萨达姆先生,今后的小布什先生,都逃不过这个结局。

所以,老子认为,永远不能让这种倾向成为国策的主流,从国家的礼法上,应有严格的约束,从臣子的等级上,应有亲疏的区分,用来限制以战争为乐(如巴顿将军)的狂人。

东周未年,周王朝虽然大不如前,后几位君王又实在荒淫得可以,但老子生存的环境还算是相对安宁,以他自然无为、不仁不义之心态,自是对发动战争的人恨之入骨,这也应是无可置疑的人之常情。

安宁形成的腐败使王朝的基础出现了无数裂痕,各路诸侯羽翼已丰,不但不把帝国放在眼里,反而时时窥之,先是问鼎中原,想挟天子令诸侯,后来竟有取而代之的念头,这种国之将亡前夕的动乱,使早已失去主导地位的武官们有了施展的空间。侯王们为了不失落政权的宝座,不得不把用兵提上了日程,鹰派们开始占上风。

这就出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全力保卫残存的国土,还是大肆教训背主的奴才,在用兵问题上又形成了新的鹰派和鸽派。

老子的地位并不太高,大概无权直接参予重大决策,但他的经历和他的研究项目决定他必然是温和份子,因为他看到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的不可逆的趋势,为了使自已的王朝再苟延残喘几年,他把自已的理论应用在用兵上,提出了笔者称之为“奇怪的战争”,的理论。

笔者之所以用“奇怪”二字,一是因其太“理论化”,不能具体应用于实战,二是要求已有条件太苛刻,无法达到,三是对诸侯们的目的抱有幻想。有此三条,足见其所出的点子有些书生气味,是典型的“秀才用兵”,幸未被采纳,不然大周王朝死得更快。

不得已的仗还是要打,但要遵守他理解的“道”的规则,战争永远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即使是战绩辉煌的将军元帅,也永远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大计的主流。所以,他认为军人应当永远从属于文官,只能在“右”的位置。

从《易》开始,主人的左边就被定为最尊贵的位置,发展到现代,请客吃饭,都泛殇为以左为“上”,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传统。

《老子》中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说正常时期,君子居左,一旦动武,即使还是“君子”,也当退居右侧,失去最尊贵的位置,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在干不祥的事。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不吉祥的事,当然不能占主导位置,即使打了胜仗,庆祝的方式也要是丧礼的规格,因为这胜利的代价是死了好多人才换来的,不应当显示出欢乐的样子。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则更是离谱,即使是在战场的军帐之中,冲锋陷阵的上将军也不能是主导位置,而显贵的左边,仍要让给出谋划策和处理后勤工作的人,(三国中,军营的文人多有偏将军的头衔,决定着战役的策划,真正外出玩儿命的,则都是上将军、大将军之辈,不知是否从此古传统而来)。

古时真正的情景是不是这样,还要多找一些根据,但亲临前线保家卫国的军人们永远要在远在后方的“君子、偏将军”们的遥控之下行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现代军事历史来看,中国外国,皆是如此,可见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

古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概除了通常的解释外,还有些这些受到利用的将军们的抗争之意,也未可知。

除了他们的位置决定不给他们独断杀伐的权力之外,还有种种的限制条款,集中起来,大约是以下三点:

1.不到万不得己,坚决不得用兵。

2.即使不得不用兵,也要以平定事件为要,不能以建功立业为目的,大肆杀伐。

3.战事结束,首先要为伤亡的将士(包括对方乎?)举行隆重的丧礼(统计损失),然后再说庆贺之事。

老子认为,即使是不得已的战争,也不合天道,非君子之举,为了让这种伤害性命的事的损失降到最小,他创造了“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保守战术,又引经据典,详细解说,劝说君王不要重用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的将军,因为他深知,在人类中,有这么一批家伙,有天生的暴力倾向,草菅人命,杀人不眨眼,不但是他们获取名利的途径,而且是他们的一种爱好,这些人一旦重权在握,对人类就是一次全面的浩劫,对理性思维就是一次彻底的破坏,对“向道”的进程就是一次大大的倒退,这是老子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事。

为了充实自已的论点,他还对这类人发出了警告式的劝诫,用俗语讲,叫做“玩刀者刀下死,玩火者火中亡”,说为别人(哪怕是君王)去厮杀,伤及自已是迟早的事,因为你从事的这个行当太危险,就象替坐在家中的木匠上山砍树的人,希有不伤其手。

上天有好生之德,而人为利益则生好杀之心,集中体现在战争中的一线人物上,是人道与天道最激烈冲突的焦点,老子以此为例,本质还是对他“三宝”的反证。


六、用兵的不可知性


即使是完全按照老子的设计行事,也未必每战必胜,即使是每战必胜,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一味排开大斧砍人的,未必会死,而胆小怯懦不敢向前,却未必能保住小命。这番话用在这里,是掩饰失败的伏笔,是推卸责任的托词,还是狡黠文人的圆滑?

都不是,这是老子指出的天道与人道的差距,是从两种角度对人类行为的判断,是自然之道与非自然之道对同一种具体现象的不同结论。

主动用兵自然是不合天道,不得不用兵却又是天道之驱使,对于人类所掌握的那一点儿可怜的智慧来讲,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原因,当然更不会知道最终的结果,若仅以阶段的现象就要下最终的定论,往往会陷入迷途,觉得难以理解,这其实是未能融于“道理”的表现,对用兵是这样,对其它事也是这样。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

后人说这是“朴素的辨证法”,虽然有些贴边儿,其实还是皮毛,因为老子暗示的东西有着更为深奥的涵义,是语言表达不清的东西。

借用兵的事假说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是笔者的一种推论。

笔者是这样理解的:天地及其间一切,都是依“道之法则”而生,自是依“道之法则”而变,这叫“自然”发展的规律,没有设定,没有结果,因而是“顺其势”的变化,这个“顺其势”,就是老子所谓的“无为之举”。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个“不自生”,就是“顺其势”的意思,也就是“无为之举”。如果非要给这种变化设一个结局,唯有“长生”二字可以搪塞。

天地间的相互转化,无奇不有,无所不在,无一不尊从于某种规律,有循环的特征但绝不是循环,有性质的变化但绝无定律,有生有灭,有消有长,但无目的,无终点。但无一不是尊从于某种规律,这就是“无为”动力下的“长生”,唯—不变而起作用的,就是那个无所不在的自然法则,就是老子说不清的“道”,我称之为“天道”。

在这依“天道”而行的大千世界中,出现了一种叫“人”的玩艺儿,他们虽然是“天道”的产物,却偏偏要创造—种违背“天道”的法则,以满足自已本能以外的欲望,这种由人自造的法则,我称其为“人道”或“霸道”,在这个可因人而变的法则指导下,人类有了阶段性的追求,似乎也有了最终的设定,并为此展开了无序但有目的的争夺,这种争夺的最激烈表现方式,就是战争。

依“天道”的转换和依“人道”的转换结果是不相同的,也许有时会有意义完全不同的相似,什么时候相同,什么时候不同,天尚不知,况人否? 这就是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的真正涵义。

古人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对老子“孰知论”的一种形象引伸,我觉得比较准确,其中“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不要太计较结果,正是对“道”的深刻理解。

自然法则作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纵观几千年世界史,无一处不如此,这绝不是“上帝”之类的神设计好的,同样使猴子变成会玩儿计算机的人或别的什么,也绝非有一定之规。因而数个小国的统一或一个大国的纷崩也毫不为奇,这也许是我们认为的“进步”,但也许是别的什么,自然法则之下的具体物质的变化本无定形,又有谁能做出准确判断呢?

天道消长,本无目的,但人却非要使其有目的,并为此大费其力,其自然有不同设定的结果,这种不可知是永远的,而似乎达到了的目的定然是“另有蹊因”,这“蹊因”是什么,无人能说清,总之是另一转化的开端,另一转化是否仍合人类之所愿,就更是渺茫不可知。

转换是必然的,非人力可以阻止,老子战争理论的出笼,唯—的目的是教人在这个正常的转换过程中少些伤亡损失,是“无为”“不生”思想在“人道”中不得己的勉强使用。

在用兵之外的其它地方,他也有这种使用,看似违背了“无为”的信条,句句都是“有为之举”,其实是“无为”在“人道”中的渗透,是无奈又无奈之举,切不可以此就将他定为心口不一的“势利”之人。


七、外交是避免战争的最好手段


老子认为,战争是一种不合天道的祸事,一旦暴发,于国于民均不利,万不得已才不得不干。

挑起战争的原凶,不管是敌方还是已方,其实都是对物欲的—种追求形式,这根本的原因,一是“不知足”,二是“欲得”,是产生“祸、咎”的根源,所以他劝人们“知足之足,常足”。意思是满足于你现有的环境、把它弄得完完美美,就足够了,而且会很稳定,自丛不会有“祸、咎(过失)”的发生。

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思维准则,是老子理想中的生存环境,他之论道的目的,就是以此为本的。

也许上古真的有过这种历史,那是一个安宁的年代,大概延续了千万年,惜时无文字,故无迹可查,其情景只能从老子的想象中感觉到一点儿,仅此—点儿,就足以让我们想入非非。

这大概就是后人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其无高深的指导理论,仅一“知足之足,常足”就足够了,用在与其它部族的外交上,也不过“相安无事”四个字或俗语“尽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但是,“人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有序的安宁,从此部落偷了彼部落一只鸡开始,就有了战事,从此愈演愈烈,直到今天,人们不但把大部的国力投入其中,而且创造了无数杀人的理论、方法和设备,培养出一批专以此为业(为乐)的人,上古的和平居然成了不可思议的神话!

如何不让人类继续坠落下去,以至最终毁灭了自已,老子在创造自守为基础的战争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了“如何才能不通过战争手段避免战争”的方法,我称其为“外交方略”。这些方法仍是以“上德”为理论依据,在“无为”原则指导下的具体的“有为”之举,从深处想,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外交方略之一:静


“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在人欲横流的社会变得不可能,因为人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符合天道变化的规律,不可逆转。如何用一种不通过战争的思维方式使之“和平过渡”呢? 老子认为,唯“静、下”二字可取。

“牝常以静胜牡”,是古时人类对万物观察的总结,从植物的雄雌,从动物的公母,人们看到,凡属“牝”(雌、母)的,都以静为主,万物之“后代”皆由此出,而属“牡”(雄,公)以动为主,却无任何具体延续,牡以动而行之,牝以静而受之,所得唯牝,所出唯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正如毛泽东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通过外因而起变化。”正是这个原理最好的俗释。

“牝”的特征是“静、下”,引伸开来,“静、下”就成了万物之母,持“静、下”以受、以待,就成了发展的根本,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上,持此原则,则可达到新形势下的平安过渡,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一个国家大也罢,小也罢,实力强也罢,弱也罢,都要对其它国家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现代称之为“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互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原理即是“静、下”二字。干好你自已的事,为“静”,尊重别国,为“下”,大国别老想着吞并小国,小国也别破罐子破摔,老想占大国的便宜,这个世界就会很安静。

政治清明,发展经济,搞好防务,是每一个国君的本职工作,有困难,但不困难。放下一国之君的架子,与每一个国家都平等相待,甚至把自已的地位谦虚地放得更低,却不容易,这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力,更是一种魄力,一种老子之“道”提倡的兼容天下的思维境界。


外交方略之二: 下


老子说,大国吞并小国,是为了扩大自已的势力,小国从顺大国,是为了依靠山而正常生存,这都是最终目的,相对之下,大国如能善待小国(而不是用武力去强夺),其目的也可达到,所以,大国当更应礼下于人,其所得要比大动干戈便宜,也不至陷入泥潭,让后人耻笑。

新中国建国之初,基本上确定了一条传统的外交方针,后来虽有变化,只属调整,没有大的改动,这个以“五项基本原则”为中心的外交方略,本质上就是依据老子的外交原理,不同的是,初时尚有自负的刚性,继之逐渐走向成熟。

毛泽东是一个大家,他的思想旗帜鲜明,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任何人不得指染,除此之外,什么都好说,他也从未想过要去图别国的什么利益,故心宽胆壮。

在强国面前,他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不可冒犯,一种视天下为无物的狂放,在小国面前,他宽容得就象孩子的父母,有求必应、不讲代价。须知建国之初,一穷二白,与大国抗衡,他心里不是不虚,大把地援助穷国,他心里不是不痛,但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视天下为无物的博大气魄,撑起了一个人口最多的但最穷的国家,口不言王却被公认为“第三世界的领袖”,这种真正“天下为公”的人在人类社会中,大概几百年不会有了。

做为一个政治家,对老子之道的领悟如此之深,又有信手拈来,皆合天理的行为,几千年来,毛泽东是第一人。


外交方略之三: 把握“微明”


“静、下”是外交的基本原则,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孺弱和无止的宽容,针对不同的形势,不同的对手,有其不同的变化,这表现在对其的全面、细致的观察之后,不动声色的“诱导”,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以使其达到与“我”不发生激烈冲突,从而达到保全自已的目的,老子称这种早期的预兆为“微明”。

“微明”是一种先兆,一种事物将发生变化前的表现,只有准确看到这种先兆,制订出相应的对策以备,方可使自已免除动乱的损害,这种相应对策的制订和实施,是一件需要把握准确,配套完备,精密详尽,随时可以启用的复杂工程,这自不待说,老子只提出了两条应十分注意的事,一是不可脱离国情,二是要不动声色的进行,以保证不为外人所知为要。这就是“柔弱胜刚强”的具体行为。

老子针对“微明”,举了几个例子,展开来理解,可以明白好多事,故要多说几句。

“势极则返”、“泰极否来”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发展的必然性的认识和总结,不可谓不经典,但人类对“势”变化的“苗头”的认识,就要迟钝得多。其实不论自然现象,不论人类社会,每一个行为都会导致一种相应的结果,每一个“有为”的设计都是某种目的的手段,能从动机看到结果,不算是聪明人,能从“微”处看到动机,才叫聪明绝项。

老子的例子是“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

自然变化本无目的,而人的动机,有明确的目的性,故切不可等同相看。

政客给乞丐一文钱,是为了买名声;老太太给乞丐一文钱,是为了发慈悲;和尚给乞丐一文钱,是因为相信缘份;醉鬼给乞丐一文钱,则是因为喝多了,结果一样,动机各不相同。倘真的天上掉下一文钱,现代人的理解,也许是自然现象中龙卷风的作用,钱落在乞丐头上还是落在国家主席头上,并非风的设定。

任何事物发展到顶点,都会有回落,这是必然现象,后人用“盛极则衰”来总结这个规律,已一语道破。

《老子》中,两次用“物壮则老”来说明“不道早已”已是罕见了,为什么还要详例呢? 笔者感觉到他另有深意,这个深意为:不是被动地观察,而是主动地引导,这才是他真正的“国之利器”。

对于周边国家可能侵犯我的危险因素,当区别对待:

对蓄集力量准备犯我者,要诱始他条件未成熟时进攻,碰了硬钉子后,他自会打消这个念头;

强大难敌的对手,要诱始他内部大量自耗,形不成进攻的能力(郑国渠即为“疲秦”而施,),从而无法冒犯自己;

要让危险的国家消亡,就要激化它内部的矛盾,(扶植在野派),让它忙于“窝里反”而自顾不暇;

要“下”小国,就要诱以利益,从经济上、文化上进行控制,使其离开你就完旦,从而无条件顺服于你。

把老子与这种形象联系起来,实在是不应该,从此段也可看出,其理论的延伸,不但可以“向道”,而且可以“背道”,不管“向、背”都有巨大威力,就象爱因斯坦的原子理论,造福和屠杀,都是超一流,千年来的君王们是没看到这一点,还是不敢用这一点,真是不得而知。


八、结语


现代社会是电子时代、信息时代,战争的形式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各国以军事技术为基础、作战需求为牵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变革,信息战、电子战、网络战、联合作战等新型作战概念层出不穷。无论如何变化,其战争的本质与内涵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内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文化背景。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沉淀,已形成了“天道不可违”的潜意识思维模式,老子的军事思想也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

老子不是军事家,他在《道德经》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思想仅仅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方面,是用来论证“道”在现实社会中应有的作用,没有多少具体的可操作性。

有人认为《孙子兵法》含有老子的军事思想,所以把《老子》也划入了先秦军事著作中,这是不太恰当的,笔者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二者一个是抽象的思想,一个是具体的手册,相同的地方不多,不能对比而论。

老子的军事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他是在构思一个模式,试图用不通过战争的手段解决当时非要用战争的手段解决的问题。其原则就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再抽象一步,就是“无为”。

当今世界,资源之争,利益之争逾演逾烈,各路诸侯无一不在虎视眈眈,窥视它国的利益。做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验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该从老子的军事思想中汲取其有益的内涵,即一是“慈”:善待百姓,搞好和谐,同心同德;二是“俭”:不该花的钱别乱花,别搞形象工程,有钱用在刀刃上;三是“不敢为天下先”: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审时度势,冷静处理国际争纷。


郝建民,男,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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