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锺:与汪荣祖商榷陈寅恪“不古不今之学”的真正涵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0 次 更新时间:2009-08-26 08: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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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锺  

  

  

  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 。汪荣祖还推论陈寅恪所以选择“不古不今之学”,大致是因为古史资料每多残缺,难有定论;而清末民初以来,疑古之风甚炽,学者不免常凭己意臆测武断,“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汪氏断言,此乃“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原因,自不愿在证据较少的古史中,争无谓之胜。至于近现代史,陈寅恪因家世背景之故,于晚清史事知之既稔,自感兴趣,或既因家世之故,有所回避,雅不欲以此为学术研究的主题。此所谓古既不“好”,今又不“成”,只能“不古不今”。

    

  然而细析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却似再有值得阐发之处——将陈寅恪此语置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学术界语境之中,对他所说的“不古不今之学”就会有一种新的体悟——原来陈氏文中所谓古今之学,实为延续晚清经学阵营中古文、今文之学!

    

  俞大维在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中提到,陈寅恪对清代经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熟悉的,而这恰为研究陈寅恪知识结构者所忽视:“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可见他对清代经学所取得的成就极其熟悉。也许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对清代经史之学的评价是如此之低:

  

  夫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类之人,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也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

  

  又说: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赞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

    

  清季咸、同以来,今文之学渐盛。梁启超认定清代总的学术思潮为“以复古为解放”,这种解放古文经学复兴在前,然而以考据为特色的古文经学罕言义理也疏于经世,所以它的成就在学术。

      

  

  今文经学接踵而来,它排斥烦琐学风不遗余力,因经世致用而敢于裁断立说,它勇于疑经疑史,所以它的贡献同古文经学相较,毋宁在于思想。写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康有为,相信孔子的主要学说存在于“微言大义”中,而这种微言大义只存在于今文学家—— 特别是公羊家——的口传之中,凡是与口传不合的一切经义皆属虚伪,虽然孔子的口述传统实在难以确定,然而今文学家却证实刘歆以来的古文经绝大部分是伪造的。本来,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对某些古文经的怀疑还是有限的,康有为却在最大限度的背叛了这一传统。他虽然在晚年极力护孔并无成效,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却一再地为新学术的诞生启示思路。

      

  

  梁启超形象地把他称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梁启超认为,《新学伪经考》这部书对于康有为以后的学术界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1/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

  

  2/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公开发行以来,在全国学人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它们的学术意义也由《新青年》、《新潮》的主将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凸显出来,并成为“疑古”的经典。所以“古史辨派”可以说是在康有为的直接推动下前进的。

    

  至于梁启超,自三十岁以后,已经绝口不谈“伪经”和“改制”,对康有为所设的孔教会也经常加以反驳,因此康、梁逐渐分派。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康有为始终是一个经学家,梁启超已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林志钧深知梁氏此意,因此曾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已。”“居江户,草中国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

      

  随着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对旧有史学大加挞伐——由今文经学而接近进化论,由进化论而使中国史学发生转变,梁启超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仍然显著。

    

  对清代以古文经学为主的经史之学,陈寅恪的批评既已在为陈垣所作序中表露无遗,对今文经学的批评更时时溢于笔下,这实在是与家学渊源有关。在《寒柳堂记梦稿》中,他将前辈学人与当代学人加以联系比较,勾勒出“谨愿之人”与“夸诞之人”两种类型,并着意指出这两种人都与他的先祖先君家风不同。因此陈寅恪对古文经学或“谨愿之人”的危害性并不太担心,却一再地提到今文经学以及由今文经学而来的一些后果。

    

  在陈寅恪看来,由康有为而来的晚清今文经学,直至五四时期的“疑古”思想,乃是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这里陈寅恪不啻已经明白说出他反对今文经学及四十年间的“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因此也明确说出自己的“论学论治,迥异时流”。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多采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观点以反对传统古文经学的见解,更是十分明显。他自我表白说:

      

  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

      

  这里清晰地表明自己由今文经学转变而为“新史学”,即在于以“历史因果”来理解经义的变迁,因此立意即与清朝的经师不同,同时也与康有为不同。

    

  夏曾佑是将中国正在发展的经今文学、西方正在发展的进化论和日本正在发展的东洋史研究的体裁相糅和的第一人。

      

  陈寅恪作《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二诗,其一为: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至于坚守古文立场的章太炎,像乾嘉学者一样坚决地认为治学之路必从小学始,对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一脉相传下来的治学风格即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等学术规范也终生服膺不改。对于章太炎来说,撇开音韵而侈谈通经致用,只能是大言欺世。也是在此意义上,章太炎对不遵守这一“规则”的新进学人口诛笔伐。

      

  章太炎对近世史学也极有贡献。因为他发现,除了经学之外,历史是最能激发民族主义情感的工具,他像晚明遗民一样也相信历史与民族兴亡密切相关,一国与他国之区别的根本就在历史,只要历史还在,国亡还可以再兴,而一旦历史消亡,国家则必不可复,所以他将历史用来培养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

      

  在章太炎那里,历史的意义在于包括了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种种事实。在这种历史观念里,六经也只是它的组成部分而已——— 章太炎可能意识不到的是,如果“经”变成了“史”,“经”就不再是“道”的载体而只是记事之书。当章太炎告诉胡适“经多陈事实”时,他的意思也是明确的———“经”只是历史的陈迹。也许清代学者最后既想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据以安身立命的以经学为中心的学术会在世变中变得毫无用处。在章太炎逝世后,马裕藻曾写过一幅挽联:

  

    “治古音,兼有晓征、东原、若膺之长,继往开来,伟绩尤推转注说;

    尊历史,迈子玄、渔仲、实斋而上,外夷内夏,微言远绍春秋经。”

    

  胡适在年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认为,章太炎与现代学风的关系有三项

  

    1/明确标出“整理国故”的旗帜;

    2/集音韵学之大成,促注音字母的进行;

    3/对于今文学派的狂妄的攻击,也极好地概括了章氏的终生志业之所在。

      

  其实除此三者之外,章太炎对于现代学术的影响,更在于章门弟子对于他的学术的传播。受业于章太炎门下而对民国初年学术界产生深刻影响的有: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等人。后来任教于北京大学文、预科的太炎门生如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与刘文典。其中除了黄侃是湖北人、刘文典是安徽人、康宝忠是陕西人之外,其余诸人都是清一色的浙江人。他们在确立中国现代学科领域和学术规范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贡献。从陈寅恪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也能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学界风气。

    

  章太炎曾将自己学术成就颇高的弟子排了座次,并戏称为“四大金刚”。这四大金刚是:黄侃、吴承仕、汪东以及钱玄同。章氏在自述学术次第时也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出身晚清名宦家庭的陈寅恪,其交游多为晚清名宿或后代,对于具有革命倾向的章太炎,显然不像对待世家前辈或世家子弟那样倾心。王国维、梁启超逝世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骤失其二,另一导师赵元任常在外地调查各地方言,讲师李济又忙于田野考古工作,唯有陈寅恪常川驻校,于是陈寅恪提出拟增聘章太炎、罗振玉和陈垣为导师,马衡为讲师,校方虽一一致聘,然而章太炎不屑继王、梁之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姜亮夫,后来又从师于章太炎与黄侃,成为章太炎后期重要的弟子。

    

  不相信甲骨文且注重家法与师承的章太炎知道姜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因此对他说,治小学当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准。但是在《致潘景郑书三》中,还是对姜亮夫痛加批评:“……如姜亮夫之论龟甲文,直以《周易》出孔、墨后,谓为庄周所作,此等凭虚不根之论,虽旧时今文学家亦不肯道,涂污楮墨甚矣!”

      

  有一次,姜亮夫在黄侃面前说,陈寅恪懂八九国的语言,自己跟陈无法比。黄侃则不屑地说:我们过去的古人,谁又能通七八国外语呢?王念孙虽然一种外语也不懂,难道他不是一位大学者吗?难道他们没有成就吗?很显然,黄侃的经学、文字学、音韵学研究,综合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章太炎诸家学说,与新一代学人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其实不仅是陈寅恪,就是梁启超与王国维也被黄侃一再地嘲讽,《黄侃日记》就保留了这样的看法。

      

  “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

      

  又云“:昨伯弢先生言:王国维说《顾命》庙非殡宫路寝,而为大庙。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其专己遂非有如此者。今阅刘盼遂所记国维说《尚书》语,果如伯弢言。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县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

    

  较之章、黄一派,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当时在治学上当然算是趋新学者,虽然黄侃嘲笑梁、王等人的矛头所指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梁、王二人。五四运动后,胡适在北京大学大出风头,黄侃鄙其为人,遂愤而离开北京大学。

  

  在章门弟子中,以史学见长的人为朱希祖。他是太炎弟子中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反映了他对历史教学的眼光和见识,他说“希望我们中国也有史的发展”。

      

  朱希祖广为延聘学有所长的著名史家来史学系任教,积极在教学中引进西方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授课内容。他请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请刚从美国回国的何炳松以鲁滨逊《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历史研究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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