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善: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9 次 更新时间:2009-08-26 07: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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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钦善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在这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以汉语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典籍一直流传不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一般所说的中国古文献,实际指汉语古文献,本文论及的古文献,亦沿用此含义。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着不断整理、研究和利用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产生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古文献学。中国古文献包括传世古文献和出土古文献,但以前者为主体,因此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涵盖两方面,并且产生了两方面结合、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但历来侧重于前者。两者在古文献学上的内涵基本相同,而出土古文献有其特殊性,即在文字考释和材料拼合上,难度更大。古文献学内涵的不断完善以及人们对古文献学的完整、系统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早在西汉,刘向校理群书有所谓“校雠”之说(《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别录》),本指校勘。后来演为校雠学,指校理群书、进行编目,已包括校勘学和目录学两方面的内容,见郑樵《通志·校雠略》及章学诚《校雠通义》。

  

  汉代又有“文章”或“章句”与义理相对之说,如刘向《晏子叙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王充《论衡·谢短》:“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可见汉代考据学与义理学已有分野。宋代对此有进一步认识,如本时期古文献学集大成者朱熹考据与义理兼重,言论甚多,如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答孙季和》)又说:“才老(吴械)于考究上极有工夫,只是义理上看得不仔细。”(《朱子语类》卷七八)至清代。

  

  学术史已发展到更自觉的阶段,学者们非常注意总结学术的类别和经验,对于古文献学的全面内容以及考据学与义理学的区别与联系认识得更加明确。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认为治经与治史之法“小异而大同”,均有义理和考据两方面的问题,应以考据为重,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考据又包括校勘和考释的内容,他说:“经以明道,而求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又如戴震,更明确地指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以及考据的具体内容和义理的探讨方法,他说:“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日:‘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龊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氏)》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记)》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乘。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这,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屡已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究,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檠,毫厘不可有差。”(《与是仲明论学书》)这里虽就经书而言,但对古文献有普遍意义。文中所谓的道,属于义理,他认为只有从通晓语言文字人手,并且考清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乐律等具体内容,加以会通,才能求得义理。戴震对古文献的语言文字载体以及内容中的实体部分与抽象义理的认识,可谓已达到科学水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与发展古文献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人对古文献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有关古文献学的著作书名和内容看得出来。从书名看,有的称“文献学”,但内容仅包括古文献学,文献有古有今,单称“文献学”,界说不清;有的称“古籍整理学”,而古籍整理学仅是古文献学的一部分,涵盖不了古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因此称“古籍整理学”,如果专讲古籍整理的内容未

  尝不可,如果用以称古文献学,有以偏概全之嫌;有的称“历史文献学”,内涵有歧义,有的“历史”与“古”字相当,“历史文献学”即指古文献学,有的则指所讲对象仅限于历史方面的文献,属于专科文献学,同一名称既然产生歧义,则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容易产生混乱;有的称“文学文献学”,专讲文献仅限于文学方面,而且涵盖古今,亦属于专科文献学。从各书的内容看,一般都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标点、注释等内容,个别著作还把文献检索或抄纂(编纂)包括在内,其共同特点是皆未脱离古籍整理的框架。

  

  我本人对古文献学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在长期的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逐步完成的。仅就近2O年来说,也曾有过变化与进展。如1988年完稿、1994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绪言中说:“概括言之,古文献学是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又说:“古文献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同时古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古文献学不仅为研究整理古典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一般需要阅读古书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这里虽然讲的较全面,不局限于古籍整理方面,但仍未摆脱以古籍整理的环节为主干考虑问题。后来我的认识有了进展,在《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文章中(1996年4月在台北“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宣读,收入《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江苏古今出版社出版)又专从古籍(概指古文献)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按古文献的内在规律,更完整地分析了古文献学的内涵:“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个交叉、兼综的学科。古籍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之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之学。”这样对古文献学内涵的分析与阐述,就更加完整和系统了。此后在讲课中还从古文献利用的角度作了补充分析:古文献的利用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今年5月出版的拙著《中国古文献学》的内容和章节就是根据上述1996年以来新的认识编排的,如第一章绪论(古文献与古文献学),第二章目录,第三章版本,第四章校勘,第五章辨伪,第六章辑佚,第七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上)——总说·文字,第八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中)——音韵,第九章古文献的语文解读(下)——训诂,第十章古文献的内容考实,第十一章古文献的义理辨析。这样的结构反映了古文献学内涵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无论对古文献的阅读、整理、研究还是利用,都是适用的。

  

  

  二

  

  前面分析了古文献学的内涵,现在来探讨古文献学的意义。

  

  总的来说,古文献学不仅与古文献整理、研究有关,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与全部古代学科(即传统所说的“国学”,包括古代文、史、哲、经济、法律、科技等)的研究有关,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古代学科的研究必须以相关的古文献为主要材料依据,而凡是涉及古文献,就存在准确利用的问题。如前所述,古文献的准确利用涉及古文献的全面搜集、科学甄辨和正确理解。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古文献学。因此古文献学实为古代学科的基础。

  

  关于古文献学对古文献整理、研究的指导意义不难理解,前人对不重视古文献学,对古文献乱加整理情况和后果多有论述。如明代科举和王阳明心学酿成的空疏学风,古文献深受其害。顾炎武对此痛心疾首,说:“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日知录》卷十八“科场禁约”)又说:“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他鄙弃八股文和抄袭元人’沣而成的科举读本《五经大全》,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卷一八《书传会选》)。他一再指斥与空疏学风相伴的臆改古书之风,说:“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又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日‘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自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日周)。其时废中宗为卢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日‘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日:‘圣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日知录》卷一八“改书”)又同卷“勘书”一条说:“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日‘环绪倚组’,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作琨;‘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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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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