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全:这只狐狸看到了些什么?(上)——以赛亚·伯林思想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6 次 更新时间:2009-07-08 13: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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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  

  

  从以赛亚·伯林在中国传播伊始我就陆陆续续读他的书,也早想写一点读后感之类的东西;但由于缺乏研究,不敢贸然下笔,终于什么也没做。前不久浏览“博客中国”上的留言,有一位读者希望我谈谈伯林和阿伦特,又勾起了我谈论伯林的念头(阿伦特我暂时不想触及)。因为,在我看来,伯林的思想的确是值得中国学者好好琢磨一番的。

  就伯林其人而言,最让我惊奇的是他学术上的巨大成功。看过伯林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伯林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哲学家,甚至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学者,他更像克尔凯郭尔、尼采而不是康德、黑格尔。他不仅没有严密的思想体系,连稍微严谨一点的“专著”也没有。但是,这个不循常轨的伯林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由此,我不得不叹服伯林所在学术界的水准之高。联想到今日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天上地下之感。

  事实上,要准确理解伯林,首先就要理解他的学术风格。如果你用思辨哲学玩积木一样或分析哲学解数学题一样的方式要求伯林,你就只能得出伯林是个蹩脚哲学家的结论,因为伯林的论述非常散漫,很多基本论点乃至基本术语都明显缺乏精确性,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挑出毛病来。你必须换一种方式来理解伯林。我越来越相信,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并非分析思辨,而是直觉感悟。一种哲学思想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它的现实感悟而不是概念思辨。概念思辨当然很重要,它是准确传达现实感悟的必要手段,但手段终归只是手段,不能代替目的本身。现实情况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二者兼顾,总有一些人只能擅长其中之一。于是就会有这样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领悟到某种东西,却没能准确把它表述出来。但没有准确的表述并不等于没有模糊的传达,因此也就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哲学家的价值。伯林就是这样的哲学家,他的悟性高于他的分析能力,他的文字没有充分传达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但这无损于他思想的深刻性。

  不过,既然伯林没能准确传达自己想要传达的意思,那么,理解伯林就不能完全按照字面,必须透过字面进行同情式的揣摩乃至进行适当的引申(当然界限是不能把伯林没有的硬塞给他)。本文正是试图以这种方式去“阅读伯林”。

  

  上篇 伯林的自由观

  

  一 伯林的自由意志论

  

  首先想说的是伯林的自由观。

  众所周知,伯林自由观主要体现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自由论”。不过,很多人经常忘了一点,即伯林自由观是以肯定和重释 “自由意志论”为前提的。

  稍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自由意志论”主要是根据其对立面“决定论”来界定的。伯林也一样。伯林与众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以现代思想为背景引导我们更深入地领会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对立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强调了自由与必然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特性,坚决拒斥任何形式的伪自由意志论(比如,驳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之类广为流行的观点)。我认为,伯林完全正确地指出,自由意志论的准确含义是:不管人在世界上受到多少限制,他毕竟是可以选择的。古往今来,无论何时何地,人类总是有意无意的谈论个人或群体对其行为的“责任”,这便最突出表明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如果人是石头或老虎,即便对他人造成危害,也无从谈论“责任”。说一块石头有责任或一只老虎有责任显然是荒谬的。为什么呢?因为无选择即无责任。因此,就自由等于选择能力(注意:不是创造能力)而言,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自由意志论”是完全正确的。

  这就是说,我认为伯林重申自由意志论最合理的地方在于,他强调,人并非完全被外力决定的生物,人总保有自己作出决定的空间,选择余地永远对人敞开着。我认为,在这点上,伯林类似于萨特,讲的是人类本体论层面的一个“事实”:人是自由的,人不得不自由,不自由也是自由的一种表现。和萨特一样,伯林也深知,人的实际行为很多时候并未体现自由,反而是被外力所决定的;但也和萨特一样,伯林显然认为这样的“事实”并不证明自由的不存在,因为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同样的情境下,人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行为。只要人行动的可能性不仅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以上,即便人实际上没有作出选择而是遵从了诸如上级命令、风俗习惯之类外力的指引,意志自由仍然是不容置疑地存在着的。这就是我(注意:不是伯林)称之为本体论层面的自由的东西。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是说,人与别的自然物不同,别的自然物或许完全受制于铁一般的规律,人却至少在超越自然层面的社会层面上不受规律的约束。只要你同意对人来说不存在“道德规律”、“历史规律”(就“规律”指铁的必然性而言)之类的东西,你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即自由意志论所说的自由。(由此,我认为如今很多人信奉的一个说法“历史没有如果”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实际上历史是有如果的:同样情况下当事人如果作出另外的选择历史将会朝另外的方向“发展”。)

  我还想替伯林引申一下。正因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即使人不想要自由他也是自由的,才会出现否定自由、逃避自由之类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很多自由主义者的著作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自由是一种可爱的东西,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想要自由。但实际上,自由未必是可爱的,自由还可能是可恶的,因为自由很可能是一种有害的和不堪忍受的东西。比如,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就不是必然为善的,他还可以作恶,这就对人类的基本秩序构成了根本的威胁,于是,迄今为止很少有道德家是肯定自由的(注意我说的是在实质上,基督教口头上也肯定“自由意志”),否定自由往往是道德家们导人向善不可缺少的策略,因为他们必须证明人为善而不是作恶是必然的(而我说过,必然是自由的天敌)。又如,因为人是自由的,像伯林说的那样总有两种以上的可能性向他敞开,他不得不作出选择,此时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人变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可能会渴望别人替他作出选择,自由成了一种负担。这样一来便出现了所谓“逃避自由”的情形,把选择的任务交给别人,自己只需遵照别人指令执行就可以了。当然,“责任”的重负也相应地卸掉了。[①]但是,否定自由、逃避自由正好说明人本质上不是被决定的生物,而是自由的生物;而且只有承认人本质上是自由的,才能正确解释那些否定自由、逃避自由的社会文化现象。(比如,按照儒家性善论本身,是无法真正看清这种宋明以来儒家的核心道德观的,只有从否定自由的角度才能真正看出性善论本质上是一种出于道德关怀的狂热信仰而不是对人性的真实描述。)

  理解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将更有助于理解伯林著名的两种自由说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说。“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不是就人的固有本质(可理解为可能性)而言的,而是就人的现实存在(可理解为现实性)来说的。人本质上是自由的并不意味着人实际上也是自由的。因为人并非原子式的孤立的存在物,人不得不和他人一起生活。人的这种“社会性存在”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由一定遭到否定,因为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仍然存在选择的空间;但是,这种“社会性的存在”使得自由常常显得非常危险,比如出现伯林所谓“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或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情形。于是限制自由乃至否定自由往往成了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代、绝大多数地区的常态。卢梭的名言“人是自由的,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可借用来说明人的本质与其现实表现的巨大反差。肯定自由乃至推崇自由只不过是人类对待自由的诸多态度中的一种而已,而且在我看来还不是最常见、最有历史影响力的一种。就此而言,“自由主义”作为肯定和推崇自由(不一定把自由奉为唯一之上之物)的一种思潮,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和现实选择而非人类本质的必然显现(对自由本身的实际表现也应该本着自由意志论而非决定论的观点)。伯林的自由主义也是如此,他的“消极自由”说和“积极自由”说都是针对自由的现实表现而言的。伯林有时称之为“政治自由”,而我宁愿称之为“现实自由”,即在人类社会现实中实际体现出来的自由。[②]

  

  二 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

  

  正是从自由在社会历史中的实际体现而言,我基本认同伯林的“消极自由”说以及“消极自由”较“积极自由”更为重要的观点。

  先谈一下翻译问题。中国学者如今习惯把“Negative Liberty”、“Positive Liberty”译作“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但我认为更准确的译法也许应为“否定性自由”、“肯定性自由”或“反面自由”、“正面自由”。因为“消极”、“积极”在汉语中主要分别是“被动”、“主动”之意,表面看来伯林关于“Negative Liberty”、“Positive Liberty”的说法也的确符合这个意思,比如他明确说过“Negative Liberty”是“免于……”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是“去做……”的自由[③],隐含了被动性自由与主动性自由的意思。但是,稍加审视不难发现,“Negative Liberty”、“Positive Liberty”绝不是被动性自由和主动性自由的意思,至少不是按“消极”、“积极”在汉语中的常规意思所指的被动性自由和主动性自由。因为“消极自由”与消极、被动毫无关系,“积极自由”也与积极、主动也关系甚微。“消极自由”不是被动接受式的自由,“积极自由”也不是主动争取式的自由[④]。

  事实上,伯林用“Negative Liberty”、“Positive Liberty”只是想说,这两种自由,一种是从反面理解的自由,一种是从正面理解的自由;一是从否定的角度理解的自由,一是从肯定的角度理解的自由。当然,此处所谓“反面”、“正面”和“否定”、“肯定”也与汉语日常的含义略有不同,它们不包含任何价值上的负与正的评价,“反面”、“否定”与坏的、无益的无关,“正面”、“肯定”与好的、有益的无关。最典型的证据是,众所周知,伯林更偏爱“Negative Liberty”而不是 “Positive Liberty”。我认为,伯林用“Negative Liberty”、“Positive Liberty”是想说存在两种自由,一种是从“不是什么”的角度来理解的,一种是从“是什么”的角度来理解的。这样的理解方式常见于西方学者的著作。理解一种东西有两种基本角度,一是从它“是什么”的角度,一是从它“不是什么”的角度;或者,一是从肯定方面一是从否定的方面,一是从正面一是从反面。我确信,伯林遵循的正是这种思路。所以,我才主张,“Negative Liberty”、“Positive Liberty”最好译为“反面自由”、“正面自由”或“否定性自由”、“肯定性自由”。这样才最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两个关键术语的含义。

  不过,既然中国学术界已经习惯译作“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而我也觉得这种译法尚可接受,我现在还是照例叫做“消极自由”、“积极自由”。

  现在再来具体谈“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含义。坦率地说,我认为,“消极自由”( Negative Liberty)、“积极自由”( Positive Liberty)这对概念的构造本身就体现了伯林思想散漫而欠严谨的特色。按西方学者常规的做法,从反面、否定方面和从正面、肯定方面界定概念一定是就同一种东西而言的,绝不是就两种东西而言的。比如,你可以从“自由”的反面、否定方面即“自由不是什么”的方面理解“自由”,也可以从“自由”的正面、肯定方面即“自由是什么”的方面理解自由,但都是针对同一种东西即“自由”而言的。伯林却把反面、否定方面用来理解一种自由,而把正面、肯定方面用来理解另一种自由,这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做法。我认为,他所谓“Negative Liberty”本身就不只包含反面、否定性方面也包含了正面、肯定性方面,他所谓“Positive Liberty”本身也不只包含正面、肯定性方面也包含反面、否定性方面。当然,伯林自己似乎认为,“Negative Liberty”没有正面、肯定性方面,“Positive Liberty”没有反面、否定性方面。但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既然是两种东西,怎么会一种只有反面、否定性方面,另一种只有正面、肯定性方面呢?我相信,伯林对这两个关键概念的解释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种“单面式”理解的损害。所以,“Negative Liberty”、“Positive Liberty”在伯林那里本质上就是一对不太恰当的术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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