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洲:试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8 次 更新时间:2009-06-30 16: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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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洲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可以体现在精神与制度两个层面。在精神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平等,前者局限于政治而后者侧重于社会。在制度上,现代民主的实践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主义的政策,而社会主义模式又需要民主制加以平衡。

  关键词 民主社会主义 平等国家干涉 经济自由主义

  

  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似乎不可抗拒的国际潮流。如果说各国在政治制度与操作层面的实践尚有很大差异,那么在政治思想或曰意识形态领域中,民主主义的优势则是压倒性的:它已成为众善之首,成为排他性的终极真理,成为人类政治思想史的终结。民主政体当然不总是尽善尽美,“但这些问题是因构建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的原理——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所造成的,并非原理本身的缺陷。”一句话,我们“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是:颇有人在理论上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将它们解释为两种互不相容、无法调和的流派。哈耶克就曾明确指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因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在他看来,不仅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就连瑞典、英国实行的一些社会福利政策,也会将人们带上“通往奴役之路”。福山在宣告民主终结了人类历史时,也总是将自由主义与民主相提并论,而否认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可能联系。他认为:“在我们的祖父母时代里,许多有理智的人竟然可以预见出一种辉煌的社会主义前景..然而,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在民主思想已经取得如此大的合法性的今天,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切割性指责当然是很严重的。

  针对这种意见,本文的主旨在于论证:在当代社会中,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不仅没有结构上、逻辑上的必然冲突,反而可以向人们显示出内在的、有机的联系。需要事先郑重说明的是,这种分析势必涉及对这两个概念的讨论。但这只是一种严格限于学术意义上的梳理与探讨。笔者绝无订正对这两个概念的各种权威性定义的企图,尤其无意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左”、“右”之争。

  

  一

  

  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当一个概念只为少数人接受时,它的定义是清楚的,大家对它的理解也不易产生歧义。赞同它的人与反对它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理由何在。但当这个概念得到大多数人乃至所有人的认同后,它的定义反而容易模糊,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与发挥。

  因此,为了讨论的方便与准确,我们还是需要对本文中如何应用民主这个概念做一些说明,尽管有关民主的理论著作早已汗牛充栋。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政治实践,民主在人类历史中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众所周知,民主最早起源于城邦时代的希腊。公元前五世纪末,以雅典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城邦实行了民主制度,而当时的大师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根据自己的观察对其特点与得失进行了经典的分析。概括来说,雅典民主的主要特征是:城邦的重大事务在全体公民均可参加的公民大会中依多数原则决定;绝大多数官职由抓阄产生,且任期很短,有些机构如陪审法庭还特别强调了人人有份的轮换原则;出任官职者均可得到一定薪水,以保证政治不成为富人的专利;对这种民主制构成威胁的人——经常是那些出身高贵、家产丰厚、有影响力的“精英”——有可能遭到放逐。

  我们可以从中勾画出这种民主实践的基本原则:政治的平民化,即公民无论出身贵贱、家世贫富,皆有机会直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政治的业余化,即不强

  调从政者的教育程度、经验、才干,而简单地以多数原则作为决策的依据。那些占公民人口多数的素质平平的穷人第一次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地位与重要性。这也应该是智者汇集雅典,向希望从政的富家子弟教授讲演术的原因所在:谁能说服公众,谁才真正掌握了权力。他们在斯巴达没有市场:那里的民众在政治中没有发言权,因此也不值得蛊惑。

  这些原则的背后,隐含着民主的真正精神:平等,或更加确切地说,公民在政治机会、政治权利方面的平等。人们的出身、财富当然不同,在智力、教育程度、才干、经验等方面更是参差不齐。但在雅典的民主制下,这些不平等在政治中失去了大部分意义。一个出身望族、广有资财、受过良好教育、天分出众的人,如果不能利用这些优势去说服大众支持自己,则并不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权力。虽然这种精神没有经过当时思想家的明确论述,但我们的分析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上述制度。

  这种实践、特别是这种精神受到了当时几乎所有希腊著名思想家的讽刺与批评,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也找不到多少拥护者。人类政治史中常见的政治制度,无论是君主制,是贵族制,还是官僚制,在本质上都是某种精英政治,其区别仅在于确定精英的标准不同。这与强调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根本冲突。

  雅典民主制随马其顿的崛起而逐渐式微,并未在历史上留下太大的影响。在欧洲继之而来的是帝国、封建制、绝对主义。民主的再次兴起,一般来说已经是17世纪以后的事(当然瑞士人一直骄傲地宣称他们的民主已有近700年的历史) 。

  洛克、孟德斯鸠为现代民主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而卢梭则沿另一条思路将其发展到一个高峰。

  但这不是对雅典民主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新的民主理念、新的民主实践。如果说雅典民主是直接制民主的话,现代民主在实质上是一种代议制民主。在直接制民主中,公民直接对国家的重大事务发表意见并做出决定,同时可能亲自出任某种公职。而在代议制民主中,他们实际是将这些任务委托给了自己的代表。洛克心目中最重要的,其实根本不是政体的形式,而只是确保国家的政治权力来源于“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之所以不坚持直接制民主,倒不仅是因为技术原因:相对于城邦制的希腊,现代民族国家基本都可称为“巨型”国家,而“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更深层的考虑恐怕还是基于精英主义的对民众政治能力的不信任:“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重大困难之一。”“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代议制民主于是成为可行的选择。

  在古典政治学家中,密尔对代议制民主做了最为简单明确的定义:“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我们看到,它实际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理论上讲,国家的权力或主权应属于人民,因为“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 二是人民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直接行使它,于是将它委托给了自己选出的代表,同时保留了最后的控制权。

  这种制度实际上不同于传统政体分类——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中的任何一种。与古典民主制相比,它没有全体公民决定国家事务的制度设计,更不主张公民轮流出任公职(二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全民公决制度在欧洲国家的应用范围扩大且频率提高。许多人将其描述为直接制民主因素的某种回归。但是,除了内容仍十分有限、题目经过设计外,全民公决与雅典式民主的区别还在于它最多只保证公民的决策权,而没有给他们直接行使权力即人人出任某种公职提供机会) 。

  它当然是民主制,因为它强调主权在民;但又是某种精英制,因为行使权力的人是公民选出的精英分子(如果我们承认选举的题中之意在于选优——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优秀——的话) 。因此,它应该是一种为波利比阿或西塞罗所称道的混合制政体——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的混合。这些哲人睿智地指出,任何一种单一的政体都同时包含着优缺点,因此在政体形式问题上强调纯粹毫无意义。更可取的方式是尝试将不同政体的优点结合起来,而避免每一种单一形式的必然缺陷,即建立一种混合制政体。正如西塞罗所说:“我认为它们三者结合的形式优于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讲,代议制民主非但不是低于直接制民主的第二选择或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更为明智、更为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温和派如洛克、孟德斯鸠固然主张如此,激进派如卢梭其实也未对其提出质疑。我们经常认为卢梭强调人民主权,因而主张直接民主。但读一下他的《社会契约论》便可发现,他实际上将主权与治权、主权者与政府明确区别开来。主权当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并且不可分割、不可代表。但在具体应用上,人民还是将它委托给了政府。在政体形式即政府层面上,“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去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只有认清此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可以同时受到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影响。

  进入20世纪后,代议制民主在基本原则、核心精神上并没有多少理论发展。使研究者无法忽视的,首先是这些原则、精神在政治中的逐渐落实,即选举权的不断扩大及普选制的最终实现。这种判断的理由何在? 为什么普选制被赋予了如此大的重要性?

  如果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 le, by the peop le, for the people来诠释现代民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三个因素有不同的现实价值:所谓民有,主权在民,当然是民主制的根本特征,但它更多是一种理论宣示,不具直接的操作意义。所谓民享,其实几乎所有时代的大部分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权力运用的目的是人民的福祉,因此最多具有民本主义价值,未必是民主制的独有标志。或者说,民有是权力性质,民享是权力目的,二者都很重要,都很原则、很形而上。但如何体现民有、民享,使民主不至于成为“运用权力的人民”对“权力所加的人民”的压迫,使“自治政府”不至于成为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使“人民意志”不至于成为只是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 需要依靠“民治”的制度设计、制度保障。离开了民治的技术性程序,民有、民享的原则也就无从谈起。我们知道,代议制民主对“民治”的设计是人民委托自己的代表行使自己的主权,是“人民批准的治理”, 而这种委托或批准是通过选举进行的、体现的。因此国家权力机构的选举便成为代议制民主的主要特征与民治的核心内容。

  从这个角度上讲,法国大革命在民主进程中的意义也许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大:虽然《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公布是一个划时代事件,但公民的普遍选举权并未引入政治之中。而代议制民主在欧美的真正实现是与普选制的确立、扩大、完善同步进行的:从英国民众要求扩大选举权的斗争,到法国1848年革命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男性的普选权,到二战结束后各国终于将普选制扩大到了妇女并陆续调低选民的年龄下限..人们逐渐去除了加在选举权上的种族、出身、宗教信仰、财富、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限制,使它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代议制民主因此有了真正的意义:虽然人们仍可对它的不足提出种种批评,但公民毕竟通过选举实现了自己对政治的普遍、持续、有效、制度性的参与。当代学界对民主的定义充分考虑到了这种变化。例如,熊彼特的理解是:“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达尔则认为民主是:“1. 选举产生的官员。2. 自由、公正、定期的选举。3. 表达意见的自由。4. 多种信息来源。5. 社团的自治。6. 包含广泛的公民身份。”不难看出,虽然学者们在民主这个概念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内容, 但选举与普选权始终是这些定义中的核心部分。本文对民主概念的分析与应用也限定在上述代议制民主的定义之内。

  即使民主派阵营之内,对代议制民主也绝非一片赞同之声。当代比较突出的批评是认为它的精英色彩过于浓厚,甚至是一种“没有人民的民主”。理论上拥有主权的人民只是在选举时才能行使它,平均每4年或5年才轮到一次。行使的范围也仅限于选择代表,而无法与闻决策。作为补救之道,全民公决制度受到了更大的注意,“参与式民主”、“协商式民主”的概念也被提了出来。但如果我们做一些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新思路还不足以成为代议制民主的替代物。全民公决除受条件限制,不能成为处理国家事务的常规手段外,本身也未必无可置疑。即使我们不像苏格拉底或勒庞那样根本否定群众的政治智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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