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成:论科技法学的法理学基础及其二元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9 次 更新时间:2009-06-18 1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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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成 (进入专栏)  

  

  科技法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科技的法理学意义是什么?作为科技法的核心问题,可能暂且难以找到确切的、能够实现逻辑自足的答案。但是,循着这个思路,笔者试图就科技法学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进而为找到答案提供思考的材料。

  

  一、何谓科技法学?

  

  科技法学首先要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科技法律学,二是科学技术的法理学意义。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法学形态上看,科技法律学可以只是把有关科技的法律法规进行归纳,并进行研究的学问。科技法律学可以只注重法律的表面联系和其表面的法律属性。而所谓科技的法理学意义则是指,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具有的法律理论或者法律哲学意义。科学技术的法理学意义是寻求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在法制领域中的特殊规律,并以这样的特殊规律贯穿科技法学的始终,从而使科技法本身具有自足的逻辑结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仍未见深入。

  所谓科技法律学,乃是指作为一种法律研究的学科门类,以某种形式统摄有关科技的法律以及具有科技发展、规范等意义的法律而形成的具有尽管并不严密、但仍然有某种体系化特征的法律研究对象。我国目前的科技法学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科技法学,主要是以有关科技的法律作为研究对象,其基础是把法律作为“界定产权、促进某种领域的进步”的工具,其研究乃是通过充分应用法律的内在规律,完善有关法律,进而促进科技进步这一作为合理的价值判断的认识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我国法律部门化,部门法律学科化的直接反映。例如,《中国科学技术指南》认为:“所谓科技法,是指国家调整因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法规的总称。” [1] 王家福认为:“所谓科技法,是指国家调整因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 尽管这样的划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学者或者与法律相关的人对于科技法律的理解和把握,但是,一旦深入到具体法律和法学问题,就很难按照这样的部门化方式来对之进行合理的界定,因此,作为一个学科,无法真正确定其外延。其原因在于,部门化的划分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法律表面的一致性进行了归纳,但这种划分缺乏对法律实质内容和内在联系的把握,难免出现严重的、影响判断的交叉和形式内容的不一致。在法律学科划分史上,学界有关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划分的论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以及国际经济法都有“国际”这一共同属性,都研究涉及多国的法律问题,但是,将三者根据这样的表面现象联系在一起,笼而统之曰“国际法”却是可笑的 [3] 。因此,所有有关科技的法律条文都属于科技法律的研究对象也是荒谬的。再例如,对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各国一般都有刑事罪名,但是,知识产权的刑事犯罪一般纳入刑法学研究范畴,而不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主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科技法作为部门法应当有其边界。尽管这样的边界可能不是十分清晰,但有关什么样的与科技有关的法律问题才是科技法学的研究对象确实是一个问题。

  学者认为:“科技领域是专门从事科技研究、开发、管理等活动的特殊领域,科技活动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有其特殊的活动规律,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也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社会关系。因此,调整这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便自然地结成一个新的家族,即科技法部门。” [4] 针对这样的观点,又有学者认为:“事实上,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可能产生对法律的需求,并进而对立法和司法产生某种影响。例如,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旅游法,甚至旅游中出现“三陪”现象也需要法律规制,但是,我们不可能因此在法理学教科书中增加“旅游与法律”或“‘三陪’与法律”的章节。当然,人们会反驳说,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中无法同科学相比。我完全同意。科技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科技重要并不因此就使得法律与科技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法理学的问题。” [5]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科技行为是否是一类社会生活,问题在于,科技行为作为一类社会生活,其所谓的“特殊的活动规律”是否成立?只有其确实存在“特殊的规律”,我们才有必要、也才有可能将科技法作为一个部门法而独立出来。

  朱苏力认为:“科技重要并不因此就使得法律与科技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法理学的问题。” [6] 尽管他企图就总体的科学技术对于作为总体的法律制度的影响提炼出法理学的命题,但其论仍然没有逃脱“公式化的辩证法的影响”,即:“教义学式地平行于经济基础分析,去构建其法律理论”。[7] 并没能就科学技术的法理学意义给出更深刻的解说。

  尽管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确实密切,但是,科学技术的法理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对于法律的影响和科学技术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密切,而是在于科技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因此需要特殊的法律来规范。

  从总体上讲,由于科学技术反映了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人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可以看作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讲,科学是人的思维自由,而技术则是人的行动自由。传统的说法就是:“科技活动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8]人对客观物质世界规律的认识行为是人的客观需求,不因物质条件、历史条件和其他条件而丧失。而认识行为的结果就表现为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伴随着人性的发展,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人性的发展,进而,基于人性而衍生出的法律也必然在受制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马克思也对技术对社会进化的作用有着更为深刻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也就是技术,笔者注)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力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9]按照这一观点,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包括表现社会现实状态的法律关系。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常常用“技术至上”的思想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10]也有西方哲学家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地解释历史”。[11]科学技术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主要概念,科学技术乃是社会进步的客观动力。当然,这并等于说,所有的法律就是科技法,也不等于说,科技法能够规范所有的社会关系。这只是表明,从抽象的层面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推动社会法律关系变革的客观物质力量。而只有具体的社会现象——科学技术本身的发生、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的法律才能被称作科技法。我们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其发生发展有没有特殊的规律?

  从思想史来看,有人认为:“技术的发展不依赖于外部的因素,技术逐步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决定着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状况。”[12]这也是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个社会确实在许多方面深受其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第一,技术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力量,在许多方面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规范的形成 [13],第二,技术是一种人类极为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而基于人自身为主体和中心的哲学,人类就需要对这种客观物质力量进行控制,避免受到物质技术力量滥用所导致的自我伤害。因此,科技法学的特殊规律乃是对于人生产技术手段以提高自己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力(做到什么)以及对于技术手段进行控制、使技术手段的利用和后果控制在人类自身能够接受以及与人类生存本身密切相关的诸如环境因素、其他物种因素等相关的因素能够容纳的范围内(不能做什么)的法律规范。这也就是科学技术法的特殊规律。

  那么,为什么技术会成为一种需要?在人类漫长的数千年文明史中,尽管有无数充满了智慧的创造发明,也有无数有益的发现,但似乎从来没有产生相应的法律规范,这又是为什么?

  历史表明,技术作为一种需要,是从来就有的。这首先决定于人对物质的客观需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历来主张的。只要人还存在物质需求,那么就需要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力必然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但是,这样的客观需求仍然解释不了社会对科技法的需求。科技法之所以成为需求还决定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是市场经济成为经济常态后,市场竞争主体对于技术的需求反映到国家层面,因此,使科技法成为客观需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它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可以看作是一定的。”[14]而利润率差别一方面决定于资本周转时间,另一方面就决定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市场经济模式下,对于特定的个体而言,追求高技术从而改善资本的技术构成进而追求较高的利润是必然规律。因此,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15] 。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特征,“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才能维持自己。”[16] 这样的规律就使技术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从国际上看,技术同样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手段。例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认为:“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表现为科技和经济力量的竞争,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17]学者提出关于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论”、“科技短缺论”和“市场失灵论”等观点[18],其意义不外乎为科技发展的国家干预提出理由,但事实上,在非市场经济状态下,科技从来就不“短缺”,人的需求和技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技术生产是需求引导,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发展则决定于竞争地位的需要,人的需求退而居其次。正是这样的“竞争”需要,才使国家干预科技生产成为必须,原因是,在全球化的局势下,国内范围基于市场竞争产生出的技术产品不足以应对国际层面的竞争,因此,国家需要集中力量促进科技产品的生产。

  但是,这样的技术生产必然产生一个弊端。那就是,许多科技产品是基于竞争需求而生产的,与人的现实客观需求并不相干,因此,相对于人的客观需求而言,生产的许多技术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所谓“多余”,乃是指与人的客观物质需求和人性的发展不相匹配,仅仅是为了竞争而生产出的技术产品。这些“多余”的技术与人的需要之间、与人类社会的容纳和吸收能力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这样的紧张关系的来源是:科学技术本身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它要求伴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而发展,超越了人性发展阶段和社会伦理变迁的技术和科学,虽然具有经济上的竞争意义,但往往带来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杜威认为,“科学的特殊结果总是要回朔到日常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加以改变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物理科学对于工厂中工人的影响;在一天的几小时之内工人只是机器的一种附属品。”[19]人作为机器的附属品,异化为制造利润的工具,成为技术的奴隶,这显然是技术所带来的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曾经出现过工人毁坏机器的反抗,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技术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如何规制这样的“多余”技术就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科技法从而成为必要。

  科技法成为必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人生产出技术和科学产品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人本身,对人性进行了改造,使人更深刻地反思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和角色,以及人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主动对自我所掌握的力量进行规置。尽管科学本身只有真理和谬误之分,而没有价值衡量尺度[20],但是,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体现,既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制约,也受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制约[21],因此,科学力量总体上必然要反映这二者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仅及一点,不顾其余。在哲学发展史上,这一点表现为科技决定论的逐步消退和包括环境伦理在内的新的人——自然新型关系的建构。

  

  二、科技法的二元结构

  

  基于对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现行有关科技的法律一般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为宗旨或者最高目标。原因是,一般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必然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国际、国内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竞争极大地依赖对技术的掌握,因此,科技法律导向以促进科技进步就不奇怪了。例如,《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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