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核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8 次 更新时间:2009-06-14 09: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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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于这个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承认的,有的还把这个时期我国的发展道路,称之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我们并不认为我国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别国照搬的模式,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尤其是研究其中基本经验的核心问题,确实有助于人们准确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从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真实可靠的借鉴;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客观事实出发不难看到,这个基本经验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序幕,并在三中全会路线(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因此,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与四项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看,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在经济上,一方面对原有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运行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落实国有企业和农民对企业和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允许搞私有化,更不允许出现私人垄断资本、买办集团、金融和产业寡头,加强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不放弃计划手段。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可能做到既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提高工作效率,增强经济活力,又没有出现两极分化、阶级压迫和经济、金融失控的局面;既使我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又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更没有走上历史上某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靠发动战争掠夺别国资源和市场的老路,从而为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

   其次,在政治上,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改进党的领导,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确保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对权力制约与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坚持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职能 ,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三权鼎立。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才可能既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完善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又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留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像一些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内战连绵的局面,从而为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再次,在意识形态上,一方面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纠正新中国成立后所犯的历史错误;另一方面,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相区别,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以发展,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从总体上正面评价建国后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可能既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又维护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又没有重蹈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否定革命领袖和社会主义历史而导致的信仰危机、政权崩溃的覆辙,从而为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和舆论环境。

   我们党在对改革开放进行的历次经验总结中,始终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这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放在所有经验的核心位置,称它为改革开放“最可宝贵的经验”,“最可靠的保证”。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总结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提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等“十个结合”,并且指出:这些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会后不久,他又对这“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其中“前三条是管总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8日)

   目前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二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8亿人一直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主导着国际经济之外,余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50多亿人口,要么早就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要么也是在向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过渡。为什么在这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呢?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人口负担重、经济基础弱、气候条件差、人均耕地和各种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等不利因素,就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知道,中国近代以来虽曾丧失过很多发展机遇,但也有两次机遇被我们抓住了,实现了自身跨跃式的大发展。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如果说第一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话,第二次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改革开放,而在于改革开放是否脱离本国国情。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由于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经济、政治制度,而是立足本国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有选择地学习和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才可能获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成功。而这正是我国的发展道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对于我国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取得改革成功、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个“奥妙”,许多发展中国家渐渐看明白了,西方敌对势力自然也很清楚。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遏制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了消除我国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的影响,与我国国内各种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把攻击的矛头都对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他们在经济上竭力兜售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竭力贩卖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制度,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意识形态上竭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妖魔化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他们有时甚至显得比我们更加关心改革开放,一有风吹草动就造谣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要变了。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他还告诫人们:“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同上,第217页)

   不久前,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欧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是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得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相反,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于一个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一个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还相当普遍。现实地说,这种担忧甚至恐惧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也很可能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13日)他的话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敌对势力最害怕的,恰恰是我们最成功的地方。

   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从反面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如果放弃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导致失败。当年戈尔巴乔夫搞的改革,正是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30页)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错用了新自由主义药方,搞“500天计划”、“休克疗法”,推进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造成生产下降、物价飞涨、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的局面;在政治改革方面错用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药方,搞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逐渐使苏共失去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错用了多元化、公开性的药方,发动全民对苏共和苏联历史进行清算,由大反斯大林发展到反列宁,反十月革命,反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苏共威信扫地,使人民对革命领袖的崇敬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彻底动摇。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苏共怎么可能不下台,苏联又怎么可能不解体呢?

   近些年来,俄罗斯执政者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并逐渐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等方面,调整苏联解体初期的政策。不久前,苏联最后一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作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报告,说苏联是靠苏联共产党凝聚的,没有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使改革有稳固和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作保证,千万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使这个党具有凝聚力,千万不要搞私有化。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曾对《光明日报》的记者说:“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我对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在这些方面,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出色的。”(摘自2006年9月3日人民网)他们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俄罗斯思想界对上世纪80年代那场改革的新认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要获得成功,就决不能让改革开放离开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3位,但按人均计算,尚处在世界第100位左右。因此,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仍然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仍然要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不改革不开放,生产力发展不了,社会也不可能稳定;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生产力不仅要遭受破坏,社会还会分崩离析。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践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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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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