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的理论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0 次 更新时间:2009-06-14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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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时期,需要加强对一些理论热点问题的研究和引导。要防止各种片面的观点或错误的倾向,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要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讲清楚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选择,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发展;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评判改革开放30年,将其放到“两个100年”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要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既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又有了许多重大的发展。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改革开放 科学发展观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一重大历史时期,加强对一些理论热点问题的研究和舆论引导十分必要。这些理论热点问题,有不少是深层次的问题,是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怎样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历史与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怎样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在评价这两个“30年”历史的时候,必须防止两种片面的观点或错误的倾向。一种观点或倾向,是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30年历史性进步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贬低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和经验;另一种观点或倾向,是在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成就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淡化改革开放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比后30年要好。

怎么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第一,要充分肯定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与旧中国具有质的根本差别,不能把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说成比旧中国都不如。要尊重事实。这是一个大原则。

第二,要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要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60年。这60年,尽管我们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无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中国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第三,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特别是两个方面的成就和进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是新中国成立时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后来建立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我们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第四,还要认识到,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有成就也有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是这样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邓小平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就是指它的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难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第五,同时要认识到,改革开放30多年与这以前近30年不是一般的承继关系,而是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既是对过去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的变革,又是对过去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六,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辉煌成就的30多年。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还有许多难题要破解,但是我们已经破解了许多历史性的难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难以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性局面扭转过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难以经受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考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和这样的国际地位。

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前不久,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要着重讲清楚六个“为什么”,其中有四个“为什么”就是要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一,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选择。

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绝非主观决定的。因为各个国家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

人类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但不能主观随意地选择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胜利后选择的就是多党制和议会制,但是不仅很快就失败了,而且政权落到了北洋军阀手中,连年内战,民不聊生。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反对外敌入侵过程中赢得的第一场全民族的胜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认为建立民主政权的条件成熟了,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而且明确提出可以先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经过协议组成一个临时联合政府,待条件成熟后“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这时,中国国民党逆民主潮流而动,提出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建国方案。结果,不到三年时间,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就在战场上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可能进入新政权,共产党就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方案,在1949年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并且按照“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国人民开始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二,已经建立的基本制度不是十全十美的,还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选择,并不是说这个制度的方方面面都很完美了。事实是,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这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而不是对我们制度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是对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在改革问题上,现在碰到较多的问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它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

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向人家学习,又不能妄自菲薄;既要积极推进,又不能盲目发展、急于求成。

第三,我们的改革决不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但是,我们的改革决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用私有化来取代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用多党制、西方的议会制度来取代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与1949年的革命不一样,不是要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决定的。邓小平对此有大量的论述。概括地说,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具有三重属性:首先,在具体制度层面上,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革命。这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其次,在基本制度层面上,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决不是要否定或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再次,在实践过程中,改革是一场试验。正如邓小平说过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此“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三重属性,既说明了哪一些是要变革的,哪一些是不能变革的,又指出了我们应该怎样大胆而又科学地推进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改革开放这三重属性,从根本性质上规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目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有三大目的:一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二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回顾历史,这30多年,我们经历了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第二次选择,是苏东剧变前后,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这两次选择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通过根本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需要强调的是,这两次选择,不是领导人个人的选择,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参与了的历史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选择。

与此相联系的,是要警惕西方和我们国内个别人提出的“普世价值”,不要陷入他们设置的双重陷阱。

显然,西方和国内个别人提出“普世价值”问题,就是要把反映西方基本政治制度要求和特点的民主、自由等,看作全人类包括我们都适用的“普世价值”。这是一个陷阱。但是,如果我们在批判西方和国内个别人提出“普世价值”时,采取简单化的态度,认为在民主、自由等问题上不存在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就会授人以柄,认为我们是反民主、反自由的。这是一个“双重陷阱”,我们要高度警惕。要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进行科学分析。首先要明确指出西方和国内个别人提出“普世价值”,实质是要推行西方基本政治制度,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同时要指出民主、自由等决不是西方的专利品,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历来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致力于探索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那一套。

怎样评价改革开放30年

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回到老路子上去?

这需要从大处着眼,用历史的眼光来评判改革开放30年,把这30年放到“两个100年”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

“两个100年”,就是1840—1949年这100多年和1949—2050年这100年。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历史向我们这个民族、向我们民族的所有人,包括向所有的阶级、所有的政党及其领袖们,提出了两个历史性课题: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简而言之,就是:一要救亡,一要发展。这不是任何人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历史向我们出的两道大考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治夷”,来解答这两大考题,没有成功。农民领袖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发动金田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也没有成功。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试图通过政治体制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来解决这两大问题,百日维新,一事无成。要说有作为的,就是孙中山先生,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不彻底性,中国的救亡和发展两大课题,他们一个也没有解决。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这个使命。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历史性的大考中,以她获得的优异成绩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这就是第一个“100年”。

这“100年”为我们发展中国,解决第二个历史性课题,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但是,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不能改变过去那种落后的情况,不能赶上那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这就是说,只有进一步解决了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我们才能彻底解决民族危亡问题,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同时以新的实践为基础进行新的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探索和开辟这条新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族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从1949年算起,没有100年时间不行。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要持续奋斗到2050年,才能最终解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提出的历史性课题,而且中间不能再折腾。放到这“两个100年”的背景下来看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改变我们民族悲惨命运,让我们民族不仅能够抬起头来,而且能够大踏步走进世界、与各大民族齐头并进的一个壮举。用这样的历史眼光来看改革开放30年,就可以避免因一些具体问题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了。

怎样认识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里讲的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

首先,科学发展观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形成和提出的理论依据。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发展理论。特别是,他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一方面强调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培育“四有”新人,等等。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是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的发展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和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提出的发展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直接的思想来源。江泽民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不断从新的实践出发提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特别是,江泽民提出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知识创新体系,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从中不难发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内容,都是来自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科学思想。

同时,科学发展观又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第一,科学发展观把发展这个第一要义与以人为本的原则统一起来,明确地阐明我们党的发展理念;第二,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提到战略地位,并且提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反哺理论,把解决“三农”问题和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放到了战略的重要位置;第三,科学发展观把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到战略地位,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社会建设放到突出位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新的阶段;第四,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提到战略地位,把中国的现代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一切都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

综合上述两方面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同时又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思想的重大发展。

作者: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来源:前线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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