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斯基:美学乃伦理之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5 次 更新时间:2004-03-13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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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斯基  

对于一个相当私人化的人而言,对于一个偏爱自己的私事超过任何社会重要角色的人而言,对于一个在这种偏爱方面走得相当远——至少远离祖国的人而言,对于一个宁做民主国家中彻底失败者也不当暴政下烈士的人而言,突然发现自己站在这个讲台上,这是多少有些令人尴尬不安的场面。

……

如果艺术传授什么(首先对艺术家而言),那就是人格的私人性。艺术,作为私人事业最古老、最具字面意义的形式,在一个人心中,有意无意地培育一种独特性、个人性、分离性的意识,使他从一个社会动物,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我”。很多事物可以分享,一张床、一片面包、一些信任、一个情妇,但决非一首诗,例如莱勒·玛莉亚·理尔克的诗。一件艺术品,尤其文学作品,特别一首诗,是向一人私语,将其带入直接交谈,没有任何中介。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艺术就一般而言,尤其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并非完全得宠于争取大善的斗士、教化群众的导师、揭示历史必然的预言家。在艺术涉足之处,在朗诵诗歌的地方,他们发现:漠不关心和多重声调,代替了事先应许和全无异议;疏忽大意和吹毛求疵,代替了行动决心。换句话说,在那些小零的位置上,在那些大善斗士和群众统领们倾向运作的地方,艺术引出了一串“句号、句号、逗号,以及一个负号”,使每个零都变成一张小小的有人性的尽管并非总是漂亮的脸。

伟大的巴拉亭斯基谈到他的缪斯,将她的特征归结为拥有一张“超凡脱俗的面孔”。

正是在取得这“超凡脱俗的面孔”上,显示了人的存在意义,因为我们正如这张面孔一样,在遗传上愿意并且能够超凡脱俗。一个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其首要任务就在于把握自己的人生,不受外来的强制或规范,不管其外表可能有多么高贵。

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生,我们完全明白它将如何终结。把这个机会浪费在他人外表、他人经验上,浪费在同义反复上,那将是令人遗憾的;而更令人遗憾的还在于,历史必然的预言家说服一个人,使他可能愿意赞同这种同义反复,但既不会随他去坟墓,也不会向他致谢意。

语言,大概也可以说文学,比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都更古老、更必然、更持久。通常由文学对国家表达的厌恶、嘲讽或冷淡,本质上是永久抗拒暂时,更确切地说,是无穷抗拒有限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这么说,只要国家允许自己干预文学事务,文学就有权干预国家事务。一个政治制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正如一般的任何制度,在定义上就是一种具有过去意味的形式,但指望将自己强加于现在(往往还有将来)。

一个以语言为职业的人,对此最无法忘却。作家的真实险境,主要并不在于国家进行迫害的可能性(往往是确定性),而更在于发现自己被国家特色所催眠的可能性,这些特色无论是野蛮或正在改善的,总是暂时的。

国家的哲学,它的伦理,更不必说它的美学,总是“昨天”。语言和文学,总是“今天”,而且往往构成“明天”,尤其是在以政治制度为正统的情况下。文学的价值之一,正在于它帮助个人,使其存在的时代更特殊,使其区别于前人和同辈,避免同义反复——那被尊称为“历史牺牲”的命运。艺术尤其文学不同寻常之处、文艺区别于生活之处,正在于厌恶重复。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将同样的笑话讲三次,而且三次都引人发笑可成为聚会的活力,然而,在艺术上,这种作法称之为陈词滥调。

艺术是一种无后座力的武器,其发展并非取决于艺术家的个性,而取决于物质自身的运动和逻辑,取决于每次要求(或建议)一种新颖美学解答方式的以往结局。艺术具有自己的谱系、运动、逻辑和未来,与历史并非同义,而至多平行;艺术存在的方式,在于其美学真实的不断创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发现,艺术“领先于进步”,领先于历史;如果我们不再一次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改善的话,那么历史的主要工具就是陈词滥调。

如今,有一种相当广泛接受的观点主张:作家尤其诗人,在其作品中应该采用街谈巷语,应该采用群众的语言。这种主张虽然有民主外表且明显有利于作家,但非常荒谬,代表了一种使艺术——在此为文学——从属于历史的企图。除非我们已经决定,现代人类到了停止发展的时候,因此文学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否则,正是人民应该使用文学的语言。

总之,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伦理真实更精确。因为美学乃伦理之母。

“好坏”的范畴,首先是美学范畴,至少在词源上先于“善恶”的范畴。如果在伦理上并非“容许一切”,那正是因为在美学上尚未“容许一切”,也正是因为光谱的色素是有限的。敏感的婴儿哭啼拒绝陌生人,或相反伸手接近陌生人,都是出于本能,作出审美选择,而非道德选择。

审美选择是高度个人化的事务,审美经验总是私人经验。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经验更为私人化,而这种私人性时常以文学(或其它)品位的面貌出现,能够自身成为一种抵抗奴役的形式,即使不能作为保证。一个有品位的人,尤其有文学品位的人,较少受惑于那些用作政治煽动的伴唱和有韵律的咒语。善,并不构成产生杰作的保证;这个观点倒不如说,恶,尤其政治之恶,总是一个糟糕的文体家。个人的审美经验越丰富,其品位就越健全,其道德视点就越清晰,也就越自由,尽管不一定更幸福。

只是在这种实用的而非柏拉图哲学的意义上,我们应该理解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名言:美将拯救世界;或者马修斯·阿诺德的信念:我们将由诗获救。这对于世界很可能太晚了,但对于个人总还有机会。人的审美本能发展很快,因为即使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是什么、实际上要什么,一个人本能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不适合自己的是什么。就人类学的观点而言,让我重申,一个人首先是美学人,然后才是伦理人。

因此,艺术尤其文学并非我们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如果言论使我们区别于动物王国的其它成员,那么文学尤其诗作为言论的最高形式,明白地说,就是我们人类的目的。

我远非提倡必修韵律作文的设想;尽管如此,将社会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所有其他人”,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就道德而言,这种情形可以比作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不过,如果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仍然可能找到一些纯粹体力或物质的基础,那么对于智力不平等而言,这些基础是不可思议的。并不像在其它方面,这方面的平等,已经由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保证。我不是在讲教育,而是讲言论修养。言论上最轻微的不精确,都可能引发错误选择,而侵入人的生活。文学的存在,预示著文学舞台之上的相关存在,不仅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词汇的意义上。 如果一段音乐仍然允许一个人有选择角色可能性,即选择担当被动的倾听者或主动的演奏者,文学作品——用孟泰尔的话说,无可救药地成为语义学的艺术品——注定使人只选择演奏者的角色。

在我看来,一个人正是应该以演奏者的角色,比以其他角色出现得更经常。此外,在我看来,作为人口爆炸及其伴随的社会更加原子化(即个人更加孤立化)的结果,这个角色对一个人而言,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我并不认为,我比自己的同龄人对生活了解得更多;不过在我看来,就对话者的能力而言,书比朋友或爱人更可靠。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并非自言自语,而是一个作者与一个读者之间的交谈,我再重复一遍,这是非常私人的交谈,把所有其他人都排除在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彼此都是厌世的。而且,在这交谈的时刻,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而无论作者是否伟大。这种平等是意识上的平等,它以记忆的形式留存,模糊或清晰,伴随著一个人的余生;而且,或早或晚,当或不当,它调整一个人的行动。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我讲到演奏者的角色,对于一个人来说要自然的多,因为一部小说或一首诗,是一个作者和一个读者彼此孤独的产物。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在现代人类的历史上,书籍是人类学的发展,本质上类似于车轮的发明。一本书产生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提供某种观念,较少涉及我们的本原,而更多涉及人类力所能及的一切,它构成一种运输方式,以翻动书页的速度通过经验的空间。这个运动,像每个运动一样,成为从公分母中逃亡,从企图提升以前从未高于腰部的分母线的尝试中逃亡,逃向我们的心,逃向我们的意识,逃向我们的想象。这种逃亡,是向超凡脱俗的面孔逃亡,向分子逃亡,向自主性逃亡,向私人性逃亡。无论我们是按谁的相貌塑造的,我们已有五十亿人,而对于一个人而言,除了艺术所勾画的未来,我们没有别的未来。否则,前途即过去——政治的过去,那首先是所有大众警察的乐趣。

在任何情况下,就一般而言的艺术,尤其文学,作为少数人的财产或特权的社会状态,在我看来是不健康并且危险的。我并非在呼吁以图书馆代替国家,尽管这种想法不时走访我;不过,我毫无疑问的想法是,如果我们选择领导人,是根据他们的阅读经历,而非政治计划,地球上的悲哀就会少得多。在我看来,我们命运的潜在主人应该被问到的问题,首先不是关于他如何设想其外交政策的过程,而是关于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如果只因文学的缺欠确实使人异样反常,那么文学就变成一种可靠的解毒剂,以对付无论是熟悉的还是有待发明的任何企图——一揽子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至少作为一种道德保险形式,文学比信仰体系或哲学教义要可靠得多。

既然没有法律能够保护我们不受自己的伤害,因此也没有刑法能防止对文学的真正犯罪;尽管我们能谴责对文学的物质压迫——迫害作家、审查行动、焚书,但是当它达到最糟的破坏——不读书时,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这个罪过,一个人得付出一生的代价,一个民族得付出其历史的代价。在我生活的国度里,我本来最愿意相信,在一个人的物质优越及其文学无知之间,存在一系列依赖关系。但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国家的历史,使我没有这么轻信。这是因为,根据一个最小的因果关系或粗糙的公式,俄罗斯的悲剧恰恰是社会悲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即著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权。

我不希望详谈这个话题,我不希望使今天晚上那么暗淡,去回想千百万人的生命被其他数百万人毁灭。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在引进自动武器之前,是在一种政治学说胜利的名义下,实现那个学说需要人牺牲的事实,早已证明了它的不正常。我只是要说,不是从经验上,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读过许多狄更斯作品的人,以某种理念的名义枪毙他的同类,比起没有读过狄更斯的人,问题要大得多。

我正在谈的是关于阅读狄更斯、斯特恩、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等,即关于文学,而非文化教育。一个受过教育的文人,在读了这种那种政治论文或小册子以后,当然有足够的能力去杀害他的同类,而且会充满坚信的狂喜去做。列宁是文人,斯大林是文人,希特勒也是文人,至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写诗。然而,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打击名单比书单长。

……

(1987年12月8日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

张裕:译后记:极权下逃生的诺奖得主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斯基(1940——1996)是美籍俄国流亡作家,创作以诗为主,其次是散文、政论、演说,此外还有剧本传世。他是在俄国(前苏联)出生、主要用俄语写作的最近一位文学奖得主,其得奖所引起的争议比其四位前辈少得多。

法籍中国流亡作家高行健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出于中、俄两国社会制度相似,倾向于将他与俄国作家相类比。有俄国报纸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获奖”为标题,有西方报纸将高喻为“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但也有中国人认为高不够格与苏俄得主相提并论。

据笔者的初步考查,高行健与索、帕等前四位苏俄得主相比,除了个人经历和创作环境有些“形似”之外,从文学创作倾向到价值观念的确并无多少“神似”,但他与布罗斯基倒颇有些形神相似之处。

在创作倾向上,前四位得主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托尔斯泰,继承了以他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价值观念上,他们都是传统的爱国主义者,将俄罗斯(或前苏联)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文学及个人价值相对次要。

萧洛霍夫(1905——1984)作为“爱国者”走得最远,一生都为前苏联统治当局效劳,担任过全苏作家协会主席和苏共中央委员,是前苏联官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作品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1965年又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唯一能左右逢源的苏俄得主。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则是“第二种忠诚”的典型,一生极力靠拢前苏联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生活中却对当局逆来顺受;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当局的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郁郁而终。

索尔仁尼琴(1918——)曾是异议作家的典范,在斯大林时期就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20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1994年回国后更以大俄罗斯主义为荣,近年来还公开支持俄罗斯当局在车臣的战争镇压政策。

蒲宁(1870——1953)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1920年因厌恶俄共当局而移民国外,定居法国,但仍留恋具有贵族文化传统的旧俄国;1933年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无国籍得主;在国外居住30多年间的作品仍是有关俄国的题材,二战后对苏联斯大林当局的态度甚至有所缓和。

布罗斯基和高行健显然都不认同以上几位前辈的爱国价值观,分别在流亡五年和十年后就加入居住国国籍,都愿意用双语写作,热爱祖国文化但不刻意表现“爱国”。

两人恰好都是1940年出生,前者之所以能早13年获奖,除了他本人的天分以外,恐怕最主要还是两人创作环境变化的“时间差”所致。1953年斯大林死时,布罗斯基才13岁;而毛泽东在23年后才追随而去,高已36岁了。布罗斯基18岁发表诗作时,前苏联已“解冻”;而高38岁发表处女作时,中国才开始“思想解放”。布罗斯基诗作的“形而上学倾向”令当局反感,24岁被加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遭判流放劳改5年(实际服刑一年半),32岁时终被驱逐出境;高早期作品(主要是剧作)的“现代主义倾向”也令当局不满,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相继遭批被禁,47岁出国自我放逐。

布罗斯基正巧在高去国的当年获诺奖,是文学奖得主中第三年轻者(最年轻为44岁的法国作家加缪,其次是46岁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但从他开始发表文学创作算起则用了29年,从他流亡后可以自由创作起也有15年;高行健今年获奖,似乎“大器晚成”,但从他发表创作和出国流亡算起,倒只分别用了22年和13年。布罗斯基于56岁早逝,又给高行健留下了“来者可追”的时间差。

由此可见,除去两人的创作环境变化的“时间差”,两人确实颇有许多“形似”。

至于两人之间的“神似”比较,当然不是上面几句话就可概括的。在此先将布罗斯基13年前的获奖演说摘译出来供参考,有心者不妨与高行健今年在同一地方的演说及其它相关论说对照,应该不难看出两人的某些“神似”。布罗斯基演讲共分三大部分,这里摘译的是开场白和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到“文学的理由”,正好可以高行健的演讲主题对照,但标题是笔者根据布罗斯基的演讲而添加的。遗憾的是,笔者不懂俄文,只好从英译本(注)转译,再加上文学水平有限,只能力求英译汉的“信”与“达”,却无力兼顾其“雅”,更无法体现作者原作的诗意和文采,还望行家批评指正。■

(200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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