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良: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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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良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元稹:《行宫》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所说何事?想来不会是什么军国大事。老宫人们多年幽居深宫,隔绝外界,朝廷的文治武功所知无多。闲话的主题怕是宫中琐事、饮食起居、春花秋月,诸如李隆基和妃子们的交往啊,虢国夫人的美艳出众、淡扫娥眉朝至尊啊,玄宗皇帝“亲自”冒着严寒酷暑演奏乐器啊,等等。

现在我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大公报》的一些琐事,类似这种闲话。当时我是一般的编辑,报社高层大事,诸如事业的擘画、人员的升迁,绝少与闻。耳边吹到的一点风声,也不宜形诸笔墨的。因此,本篇所述仅为当时见闻的一些琐事,为喜欢搜罗《大公报》轶闻旧事的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一些谈助而已。

解放前的《大公报》,从1902年到1949年,约经历半个世纪。近年来对其历史功过聚讼纷纭。好在有近五十年的报纸合订本在,可以复案。近读曹聚仁回忆《立报》的文章(见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称《立报》立场坚定,态度公正,评价颇高。文章说,在中国新闻史上,除了天津《大公报》,《立报》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可见这位作家、老报人对《大公报》的充分肯定。又据闻,天津市近年社会上有把“南开(大学)、永利(碱厂)、《大公报》”列为天津市人文三宗宝之说。可见,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人心向背,不可轻忽。我这篇短短的闲话,只叙述解放初期《大公报》的一些琐事,无力涉及如此重大的问题了。

写到这里,有必要插几句话。2002年末,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雨雪霏霏》,叙述我和一些《大公报》人中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三年的流放生活。在书的开头,我简述了《大公报》的历史。出版以后,一些读者来信评论这本书,同时提出了一些涉及《大公报》的问题。有人问,《大公报》现在如何了?有人问,1966年9月14日《大公报》被迫停刊,为谁所迫?又是怎样停刊的?等等。

《大公报》至今还受到社会上的关注,我感到有些意外。前些年,有些大公报人因为常常提及这份报纸,曾被讥讽为阴魂不散。现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被社会所遗忘,阴魂之说未免有伤忠厚。我所能告诉读者的,是《大公报》在大陆上已经消失了三十七年,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还在出版。至于它在大陆被迫停刊的过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它是被红卫兵勒令停刊的。那么红卫兵是个什么东西,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权威?那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只能留给另外的文章了。

  

(一)

  

我这里所说的《大公报》,特指上海《大公报》北迁和天津《进步日报》于1953年合并组成的《大公报》,到2003年,适值五十周年。两报合并,在当时中国新闻界算是一件大事,是经毛泽东批示决定的。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两报合并初期,《大公报》1953年1月1日在天津出版,同时筹划在北京建房,准备搬迁。

据传达,当时报纸接受的任务有十六个字:“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扬保卫世界和平。”经中央宣传部门为《大公报》具体划定的国内联系范围是: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人民银行、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并负担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报道任务。

报社组建初期,领导层人员设三长四总。三长是:社长王芸生,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四总是:总编辑张琴南,副总编辑孔昭恺、李光诒、赵恩源。

合并初期,报社虽然设在天津,但业务领导中心从一开始就在北京,以便于接受中央各部门的指导。王芸生和李纯青两位社长坐镇北京办事处,另一副社长孟秋江则在京津间穿梭奔走。可以说北京办事处是报社的指挥中枢。

1953年夏天,报社购买了北京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二十四号的两所院落,拥有房屋约七八十间,具有相当规模。不久,成立社长办公室,设立国际、贸易合作、工商三个组,负责处理除新华社统发稿件外全部自发稿件,包括评论、论文、自采新闻稿。天津总编辑室负责最后定稿、校对、组版和处理新华社统稿,实际形成大部稿件由北京编辑而在天津出版的极为少见的模式。当时报社内部京津间电话十分忙碌。

北京的机构、人员不断扩大。社长办公室设三位主任,主任为刘克林,副主任为潘静远、姚仲文;三个编辑,为贺善徽、王昊天、吴永良,一个秘书,为廖毓泉。国际组组长张契尼,副组长苏济生。贸易合作组组长蒲希平,副组长萧离。工商组组长姚仲文,副组长戈衍棣。进入1954年,副刊组(组长刘北汜)、资料组(组长张篷舟)也迁到北京。天津编辑部只余下总编辑张琴南和副总编辑孔昭恺、赵恩源主持工作。另一副总编辑李光诒则坐镇上海,兼管上海办事处的工作。

  

(二)

1953年两报合并之初,《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设在王府井大街北口兹府胡同一个小三合院里。北屋一个大通间,记者们集中办公。西间是王、李两位社长的办公室。东间为单身汉的宿舍。

我是1953年3月下旬从天津调到北京的,参加刘北汜领导的婚姻法宣传小组,这个小组里还有王鸿、萧凤等几位。我从这个时候起就得以时承王芸生社长的謦咳了。

王芸生的大名,对于我这个抗战时期在四川读过书的重庆《大公报》读者来讲,可以说是早已如雷贯耳。抗战胜利以后,随学校迁回上海,接着看上海《大公报》,看《大公报》的社论,看王芸生发表的署名文章,诸如《我的人生观》、《我看学潮》、《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统与均权》、《北归杂记》等等(参看周雨著《王芸生》,人民日报出版社),文笔犀利,汪洋恣肆,关注国事,忧心民生。其主要观点是贬斥专制,鼓吹民主,我以为这是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的主导观点。虽事隔多年,我一直记得他在《一统与均权》中,为秦始皇式武力统一的独裁者们所做的精神画像:“集权力于一身,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1947年春,他访日归来,倡导反美扶日,曾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为师生演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闻界名人。他由复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亲自接待,由兼任教授的《大公报》人萧乾陪同,在学校大礼堂演说。敦实的身材,坚毅的面容,讲话语调平缓,措辞坚定有力。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讲话中所作的一个比喻:当他说到要打击左翼必然要靠右翼的力量时,挥动着右臂说:“你们看,要打击左半边,不是要挥动右臂吗?”

从1947年到1953年,六年过去了。王芸生身体敦实如昔,短发漆黑,步履矫健,精力旺盛,依然处于壮年期。

记者临时集中使用的大办公室,由几张桌子拼成两组,条件比较简陋。王芸生几乎每天都踱步到大房间来巡视一下,有时候会问刘北汜:“北汜,这两天工作进展如何?”身材高大、曾任上海市文联副秘书长的刘北汜,这时总是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操着浓厚的东北口音,笑着说:“王先生,您请坐,我给您汇报一下。”然后有条不紊地汇报记者们采访了哪些对象,得到了哪些材料,预计可以写一些什么稿件,讲得十分详细。王芸生常常插几句话,表示可否。

小组的记者后来写成了一些稿件。他听说以后,一天下午,走过来要了几篇稿子,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戴上老花眼镜,全神贯注地修改起来。他改得很仔细,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改后,还要对记者谈谈意见。一次他改完萧凤的稿子,让萧凤坐在一旁交谈。他夸萧凤的字写得好,问是不是练过赵体。然后他夸奖萧凤文字隽永,就是虚字用得多了些,说:“我删了近两百字,都是虚字。”其他人的稿件,他都坦诚地作过指点。

搬到史家胡同以后,房屋宽敞了许多。但他和李纯青二位仍然在西院最后一排北房中各占了一小间,而且是里外间,李占里间,王占外间。社长办公室则占同排房的西边一大间,和他们相隔一间会客室。

社长办公室逢周一有例会,两位社长必来参加。王芸生常常正襟端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全神贯注地听各组汇报。虽然财经报道的业务性强,相当枯燥,但他总是认真听,毫无怠意。

对碰头会上落实下来的重要文章,他常到办公室来询问下落。分到他手上审改的稿件,及时处理,从不拖延。即使是节假日,有稿件需要处理时,他一样到办公室值班。他黾勉奉公,视报社如家,深受大家的尊重。

195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组织全民讨论,成为全国当然也是报社的头等大事。王芸生踔厉风发,全神贯注,始终处于昂奋状态。他曾经说,在中国制定一部宪法,是他盼望了一辈子的大事。对宪法宣传,他亲自领导擘画,在一版上开辟专栏,逐日刊登讨论稿。他拟定“胜利的总结,幸福的保证”十个字,作为专栏刊头。从拟订计划,到约稿、改稿,都亲自过问。每天上午必到社长办公室询问:“宪法稿来了多少?”一上班,还常常翻阅稿件,把认为需要亲自处理的拿走。《大公报》老作者的来稿则必亲自处理。

一次,报纸刊登了《大公报》老作者、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家沈尹默的文章,稿费没有及时开付,老教授来函询问。王芸生手持沈的信件,在办公室和大伙说笑话:“沈尹默来信查稿费,先别给他开,等他多来几封信再说,他的字很值钱的。”那段时间,他精神焕发,谈笑风生,对宪法的制定和通过,满怀热望。彼时彼地,他可能已经淡忘了自己对封建专制作过的犀利分析,更没料到其后几十年间宪法的种种际遇吧!

那两年,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平静,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在蓄势待发阶段。报社内部少有大型集会和听政治传达一类事情。195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报社忽然集合全体,在用玻璃隔扇围成的走廊里开会,由王芸生作传达报告,而且事先并未透露内容,令人稍稍感到空气滞重。

会议开始以后,王芸生严肃地站起来,传达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听到的精神,并且宣布纪律:不许外传,不许记录。那一天他传达的内容,即著名的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

他站在那里两手空空,全凭记忆,叙述得却十分详细。他讲了会议开始时,梁怎样站起来发言,陈述农民生活困境,说农民的生活在九天之下。毛泽东立即打断梁的话,予以反驳。梁随即又为他的意见辩护,要求毛泽东有“容人之雅”。这时与会者纷纷起立,高声打断、制止梁的发言。梁开始仍然大声反诉,直至被口号声、呵斥声所压倒。整个过程王芸生传达得有声有色,令人有亲历之感。

不过,那天大会传达的时候,他省略了一个细节。毛泽东在批判梁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时候,有人向我提出不要另起炉灶的话。”这时,王芸生腾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席,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过了片刻,毛泽东让王芸生坐下,然后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一道开伙嘛!”后来听说,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曾宴请毛泽东。酒宴上,毛、王有过这一段对话,至此时隔已经八年之久了(参看王芝琛著《百年沧桑》中《大公报》与重庆谈判部分,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还听说,王芸生当天开会回来向少数大公报老同事转述这件事的时候,流露出内心十分惕息,但不久即平静。真正令他惶惶不安而又幸免于难的是“反右”和“文革”两番暴风雨。在1957年反右以后,他就被通知不再参与报社业务领导,那已是后话了。

1954年秋天,我奉派到重庆采访,半年后回京,已是1955年春夏之交。报社形势丕变。副社长李纯青和总编辑张琴南相继离去。中共上海市委的官员杨永直进社任副社长,主持全面工作。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前院的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王芸生离开了多年桴鼓相应的老友李纯青,茕茕孑立地坐在原来的小屋里,虽然还担任社长职务,但已不大过问编辑业务了。

  

(三)

1953年和王芸生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副社长李纯青,时年四十四岁。上海报社的年轻同事称他为李先生或纯公,年纪相近的则直呼其名。他生于台湾,1934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经考试进入《大公报》,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现身新闻界。

李纯青中等身材,步履安详,衣冠简易,一望而知是书生型的人物。和王芸生同时出入,他总是走在王的后面,从不越雷池一步。

熟悉他的同仁都认为他的工作很有特点。其特点之一,是对经手的稿件常常苦改不已。《大公报》的才子之一刘克林,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有一次,他把王、李二位社长修改稿件的情况加以对比,说:“王先生改稿子,圈圈点点,稍作删削,我喜欢。李先生把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惨不忍睹,令人欲哭无泪。”刘善于夸张,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我确实看到过他所说的改得体无完肤的稿件。

一次,一位同事写了一篇私营企业纳税问题的评论,经李纯青修改后,交给我们发往天津。我们发现,稿子经他修改后面目全非。写在稿纸格子里的文字,大部分被划掉,只留下“四马分肥,一马当先”等几句简单的句子,稿纸空行处是他另写的密密麻麻的文字。稿子被改成名副其实的“大花脸”。我们只好重新誊录一遍。另外,当时在私营商业改造中,关闭了大量网点,市民生活感到不便。一位记者写了一篇街头排队购物即景,开头近百字,写寒风瑟缩中人们排队的情景,他修改后剩下八个字:“人们在街头战东风。”后来,记者们有时候互相开玩笑说,稿子“战东风”了,意思是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当然,他修改稿件不一定每篇都十分妥帖,但绝大多数稿件是改得好的,大家都很钦佩,因为他对新闻写作确有真知灼见。他在和同事接触中,常常谈些对写作的意见,他往往站在年轻同事的座位一旁,有时三言两语,有时即兴发挥,擘肌分理,娓娓道来。无论谈工作还是谈写作,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使大家既易于接受,又受益匪浅。

他认为新闻必须写事实,“没有事实则不知所云”。他反对新闻套话,说那是无病呻吟。他强调文章要有思想,要有自己的见解。报纸不要反复讲人所共知的事情,总要有点新意。他如果活到今天,看看报纸上充斥着套话连篇的文章,不知作何感想。

他主张写文章要注意结构,要像图画一样清晰。辞藻要力求清新,唯陈言之务去。文章要有感情,反对写无情的文章,做无情的宣传。他认为最好的新闻具有最大的偶然性,报纸要寻找、追逐和及时报道偶然事件。

1988年岁尾,他因肝病住入北京医院,在那里写成《读书与写作》一文,归纳平生对读书和写作的意见,思路十分清晰,弥足珍贵。此文后来被收入《笔耕五十年》中(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1953年,报社资料组迁到北京。我因单身在京工作,晚上常常去翻看报刊,因而和组长张篷舟相熟。这位年纪和王芸生相近、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中名噪一世的战地记者,性情梗直,但稍有“目无余子”的毛病。他是一位老单身汉,经常日夜兼程地工作。有一次我去时,正逢他整理《恩格斯军事论文集》上书架,我说了一句:“恩格斯还写过这么多军事论文?!”他说:“没想到吧,这套书只有李纯青借去读过。”然后,操着浓郁的四川腔感叹地说:“纯青算得上是个书生噢!”

后来,听同事们介绍,李纯青阅读范围涉及我国的经史子集、外国的社科人文书籍,甚至包括佛学典籍《法华》四部、《净土》四部和《华严经》等。

李纯青博览群籍,但绝非食古不化,而是勤于分析和独立思考。1938年开始,他在《大公报》撰写关于日本问题的论文。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以为日本的军阀顽固不化,不能打交道。日本财阀的态度比较温和,可以和他们打交道,寻找妥协之路。李纯青从研究日本的经济着手,研究日本的工业生产,研究日本的金融业,进而研究日本财阀集团,财阀和军阀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财阀是站在军阀背后的势力,整个金融资本大财阀,是真正的战争的大老板。他们决不是温和派。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大公报》上,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后来传说,李纯青一举成名。

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1941年德国又进攻苏联,欧战爆发。日本介入世界大战势成骑虎,只是面临南进和北进的选择。所谓南进,即开辟太平洋战场,进军南洋群岛。北进即从远东进攻苏联,和德国形成东西夹击之势。1940年间李纯青在《大公报》发表四篇社评,力持南进之说。他指出日本当时处于贸易亏空、原料缺乏、生产低落的状态。日本的美梦在南方,占领了南洋,外贸可以出超,并将得到最需要的石油、橡胶、锡、棉花和羊毛,因此日本必然南进。事变的发展,果如所料。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1990年8月李纯青逝世。曾任《大公报》编辑的出版家戴文葆作《悼念李纯青先生》一文,被认为是怀念人物文章中的精品(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李纯青所著《笔耕五十年》一书)。文中,他以罗丹雕刻的《思想者》和《思》的蕴涵,又以“沉潜思辨,标新立异”八个字来勾画李纯青的精神风貌,十分贴切。可以说,李纯青一生中沉潜思辨的脚步从未停止过,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李纯青在一篇文章中说:“僵硬的教条理论,并没有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也不能解释数十年来不断发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背诵大多数人都难做到的教条,人们便口是心非,养成一种言伪而辩的社会风气。证之当今社会状况,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预见性吧!

晚年,他继续思考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他研究诺伯特·维纳的著作。他感到:“必然论曾给我们以巨大的力量,也给我们葬送了活力和生机。”他认可维纳所说的“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结构的基本要素”。在宇宙中“秩序是最小可能的,而混乱是最大可能的”。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颇符合道德面貌,因而形成一种正义战争一定胜利的概念。我对此抱有怀疑。正义战争可以胜利,但也可以失败……战争不是道德考试,而是武力的竞技。”(见《四十而不惑》一文,收入《笔耕五十年》)

1954年落叶纷飞之际,李纯青被调离《大公报》。这是否出于贯彻计划经济办报方针的需要,不得而知。在不久以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他虽然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却被控制使用,从此封笔达二十年之久。然而,他在最后十年著述中,常有卓尔不群的见解,为世所重,继续着他的沉潜思辨、标新立异的特色。

  

(四)

李纯青调离报社不久,总编辑张琴南也调往天津市民政局担任局长。这位两报合并前《进步日报》的总编辑,是《大公报》元老级的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进入新闻界不久即参加了《大公报》。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任教迁校成都的北京燕京大学。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大公报》任总编,仍兼燕大教授。

1950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到《进步日报》当编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见到这位满头银发的总编辑。他要我坐到他的桌旁,然后拿出一张便条,一笔一笔给我计算工资。当时天津市的工资是以小米计算的。他告诉我,工资小米若干斤,洗理补助若干斤,交通补助若干斤……总计为四百多斤小米,合人民币四十余元。然后,他仔细地向我交代编辑工作的职责、工作运行程序,应注意的要点,比如字迹不能潦草,以便排字工人辨认等等。这时候,同事们陆续来上班了,他又一一给我介绍,简直像是把着手教小孩一样,时至今日我仍有如坐春风之感。我记得当时环绕编辑桌旁办公的同仁,有朱文浦、朱沛人、杨零沧、钱家骏、雷特、赵明洁诸兄,今已作古。健在的有萧荻、胡邦定和刘树烈三位。

同事们都很尊敬张琴南,即使私下谈起,也称之为琴老或张先生,说他是恂恂然惟恐伤人的谦谦君子。他给同事们留个便条,上款一律写为某某兄,下款分两种,对一般同事写作“弟琴”,对教过的学生则写为“琴”,以示区别。

他当总编辑,是长年上夜班的。他坐在一组大桌子的一端,审查和修改编辑们编过的稿件和制作的标题,对标题和稿件有大的改动,往往要征求同事的意见。每天要等第一版稿件发完,和大家一道确定头条,最后在大样上签名。有时候还开玩笑说:“天天缺头条,天天有头条。”

发稿间隙或者夜餐桌上,他喜欢和大家谈古论今,偶尔说点笑话,大家哄堂时,他却只是莞尔一笑。记得他讲到抗战时成都某小报,某日头条新闻的标题,原作“衡阳大捷,我军歼敌”。排字房工人端着铅版去轧版时,不小心手一松,标题字错落,用手整理了一下,没仔细看,付印了。第二天印出来成为“衡阳大捷,敌歼我军”,被勒令停刊三天。他一边是讲笑话,一边也是提醒大家严防出错。每逢看大样,他总是全神贯注,凡标题必用一枝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点一遍。

他很佩服张季鸾,讲过一些张的工作习惯和作风,还讲过一个张季鸾果断处理稿件的故事。1936年张季鸾在上海馆主持编务。一天,天津馆传过一份电报,是范长江写的战地通讯,洋洋数千言,需要删短,请张指示从何着手。张季鸾看罢电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片刻坐下来,给津馆回电,电文仅四个字:“议论全删。”

有时候兴之所至,他还讲一点写作的掌故。有一次说到文句的顺序十分重要时,举例说,旧时官府就案件向上司写的公文,如果最后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明显地侧重在后面四个字,倾向于把案件了结了。如果把两句颠倒过来,写作“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侧重点则变成“事出有因”,就明显倾向于把案子查下去。他还举曾国藩所写奏折为例,说曾和太平军作战初期,连打败仗。曾给皇帝的奏折,不敢不说实话,又不敢说泄气话,于是在奏折上写道:“臣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既说了实话,又表明了斗志。如果这两句颠倒过来,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熟悉他的老同事,说他满腹经笥,文章写得琅琅上口。有的同事还能背诵他1948年底所写社论《送教授南飞》中的一些段落。可惜的是,他和王芸生、李纯青二位一样,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所担负的工作关系,那些年几乎已经不大动笔了。

1956年春夏之交,张琴南病逝于天津,终年五十六岁。我当时在重庆,只在报纸上读到消息,却没有读到所希望的纪念性文章。对于一位笔耕几十年的卓有成就的老报人,似乎冷清了一点吧!

关于三长中的孟秋江副社长,我动笔时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对他知之甚少。孟秋江的经历比较复杂。抗日战争初期,他和范长江、杨纪(即张篷舟)是《大公报》同享盛名的战地记者,以后仍然奔波于各个战场。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文汇报》担任过采访主任。他多年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如在上海领导办《文萃》等刊物,其业绩为外界所不详。

《进步日报》创刊后,他担任经理,虽然兼管编辑部门的业务,不过日常工作都是在楼下经理部,楼上编辑部只是上来坐一坐,并无专职业务,和大家接触不多。

孟秋江当时四十岁出头,身体结实,动作敏捷,作风明快,处事果断。1954年前后,他亲自督办北京永安路《大公报》办公楼的基建,从拨地、住户搬迁到抓施工材料、抓进度,日夜操劳,整个基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56年报社就从天津搬迁到北京。隔着一条马路、和《大公报》同时兴建的另一座办公楼,却迟至两年之后才建成。报社建楼之快,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但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是有很大作用的。

在天津《进步日报》任职期间,他还兼任着民主同盟天津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职务,并且在民盟中央任职,工作比较繁重。但人们每次见到他,都感觉他精神奕奕。

1951年天津新港开港,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天津市市长黄敬等参加典礼并讲话。为了抢时间,我当场赶写了章的讲话摘要,送去审查。章不看稿子,笑了笑说:“文责自负吧!”我告诉他是他的发言稿。他说:“那就送给你们秋江看吧。”我找到秋江,说明情况。他爽快地说:“文责自负吧,我也不看了。”

当年,天津市民盟委员会为一位名医因医疗事故受到处分问题,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意在平息医务界对处理的不平。我整理了座谈记录,送给他看。他翻阅以后,拿起笔把他作的总结发言全部抹掉,果断地说:“既然开座谈会,就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说的,就算了。”

遇事果断有其有利的一面,然而有时候失之急躁,也给他带来一些烦恼。他曾经几次和同事发生过激烈争辩,甚至互拍桌子。但事过之后,他表现得心胸开阔,有时候还和争吵过的同事开玩笑说:“你的嗓门真够大”,相互一笑了之。

他约于1956年调离报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调往香港担任《文汇报》社长,不久“文革”发作,1967年奉调回京途中,自杀身亡。究竟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他那倔强的性格,怕是禁不住强加的许多恶名的吧!

1954年秋,我被派往重庆任驻地记者,半年多之后返回北京时,已经是杨永直主持工作了。他在一间有套房的办公室里办公,办公室的门常常关着,正忙于领导反胡风运动。他很少和大家接触,施政方针采取逐级贯彻的办法。他有一条意见使人稍感意外,即:对于领导同志要称职务,不要称名道姓。比如刘克林,要叫刘主任。不管什么人都“克林、克林”地叫,成何体统?但是,积重难返,《大公报》不以职务相称的老习惯,并未因此而改变。他主持工作不到一年,还没来得及大展才略,又被上海市委调回去了。

1956年9月,《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次年,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洗礼,王芸生社长被通知不再主持编辑业务,而专心做研究工作。划为右派分子的大部分人被流放各地,接着又下放了一批批的干部。《大公报》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

原载《书屋》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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