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的博弈

——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主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7 次 更新时间:2009-04-15 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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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民主,对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中国人来说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它闪耀着奇特的光芒,牵引着人们驻足仰望;在近代中国,人们对于民主的追求,犹如夸父追日一般的不计辛劳艰险,一往无前;但是,它又像是黑夜中虽可遥见光环却无法找到一叶扁舟以登陆彼岸的灯塔,使人在可望而不可及的窘态中苦闷惆怅。民主之对于中国所具有的这种感情和理性之间的两难困境,是很多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的必然的历程,反映了民主理念的超前性、纯洁性、直线性与民主实践的守安性、复杂性、曲线性之间的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各自都希望获得最优化的结果,种种的矛盾、挫折就是在这种博弈过程中产生的。对于这个过程中的种种痛苦、磨难,甚至卑鄙龌龊的现象,人们产生埋怨、愤怒、甚至玩世不恭的情绪,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绪化的成分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 妥协是博弈结果最优化的必要因素,民主理念的先进性与民主实践(手段、方式、方法)的时效性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有机的吻合,“就民主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说来,真正的民主是从未有过,而且将永远不会有” [1]因为在卢梭看来,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这其实涉及到哲学领域里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关系的认识问题,无法用简单的话语就能解决,甚至是现有的人类认知方式还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从人类已有的民主化实践效果来看,从人类爱好个性自由的天性来看,我们无法否定民主理念的美好希望不能最终在人类生存的地方都能结出鲜艳夺目、香甜可口的果实来。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主问题不是最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但却是争议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问题,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论我们的先人,还是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找到一种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博弈过程中的有效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也许不是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而是压根它就还没有生长出来,它还有待于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们持续不断的探索。所以研究这个博弈过程中涉及到的若干问题是一个很有实在意义的课题。

  

  一、民主理念的中国解读

  

  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对于这个问题,在政治学界早已是个常识了。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它不是我们的本土语汇。虽然中国古代典籍《尚书》中早就有同样的文字“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意思是老天爷在适当的时候替老百姓求得真命天子,民主者,民之主家也。此一含义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内涵不啻差别千万里,而且实际上是完全的对立。所以,西方的“Democracy”自翻译到中国起,就已经发生了中国化问题,很有点与民作主的味道,而需要重新解释。

  众所周知,民主(Dmocracy)的原意就是人民主权,特制雅典的平民政体。从发生学来看,民主是围绕着公共权力的产生、管理而展开它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运作的,它体现了古希腊雅典社会对待公共权力所有权、运用权的特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不是首先作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虽然从广义上讲它也是一种工具,但它的这种工具性更多的属于人文精神的意义范畴。有人认为“西方自近代以来民主一词的所指大致具有三层含义,即依法办事、‘群众的力量’、人民的统治”[2],这几种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确都能找到相应的实例,但一般人对其内涵的理解绝不止这三种。

  汉语语境里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具有维新改革意识的上层官僚和少数文化精英出于表达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诉求开始使用的,其使用的语境是相对于君主而言的,即以君为主还是以民为主的意思,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挥,借以获得正当地宣扬西方价值理念的本土文化资源,以达到其改变当时中国与列强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严重落后状态。郭嵩焘所言 “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黄遵宪所言“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3];王韬向国人所介绍的西方的三种政体:君主国,民主国,君主立宪国,都是属于此种情景。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君、民之间关系如何协调得更符合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谈论民主问题,潜意识里是为中国现代化之注重器物层次而招致的不成功所进行的深层次的探索,因此从一开始这些人谈论民主就带有非常明显的功利目的——如何更有效地保皇、保国、保家。这种取向一直影响到21世纪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那就是很多人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而忽视了它本身的价值性,这也是造成中国民主进程何以独特、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的初始阶段,普通国人多不知晓这场屈辱的战争,仅在上层官僚士大夫圈子里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和思索。但他们所反思的这场战争的历史教训最高水平也基本限于船坚炮利不如人、需要在这方面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层面。

  中体西用派对西方文化、制度方面的重视就是在意识到中国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不太顺当感到困惑欲觅新路时而被迫拉到历史的舞台的。冯桂芬写于1860-1861年间的《校邠庐抗议》首次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作了初步的判断: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事实上,他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已归咎于制度不善了。尤其是对“君民不隔”的赞扬,直接的指明了民主的使用价值。 郭嵩焘1875年也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4]郑观应在1892年刊行的《盛世危言》更是认为西国“富强之源,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虽认为当时 “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但也承认“民权不可僭,公权不可无”,中国之所以不能开议院,乃因为条件不成熟:“今非其时也”“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民主的词汇,但其意向很明显,那就是中国的振兴必须要借鉴、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在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将民主视为一种价值追求。

  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派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康有为意识到政治变革的重要性,他从日本维新的成功直接寻找参照系,从欧美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寻找灵感,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寻找本土的合法性资源,提出君与民应当分享权力,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治模式就是 “君民共主”制。他所提出的君主立宪具体措施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是下诏求言,一是开门集议,三是辟馆顾问,四是设报达聪,五是开府辟士。从康的这些具体政治主张来看,它的民主认识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古代开明帝王的做法相当,即力求做到开放言路、上下通情。不过从我们今天的民主制度的广义范畴来看,他们也是属于民主派的,但在当时他们的语境里,民主一词显然不是褒义的,不合他们的政治理想。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以《立宪法议》为题的文章中,更加阐释了民权与民主之不同,梁说:“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也就是说,民主之国,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这种民主多少还有点君主赏赐的味道,但由于他们主张立宪,由皇帝赐予的这种民权在理论上就可以获得法律上的保障。

  作为革命派的鼻祖孙中山,主要是从民权的角度谈论民主问题的。他强调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国民,国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直接民权,但具体的管理应该由政府来负责。在具体实现民主的形式和手段上,他主张民主立宪,实行议会政治和五权分立。当然,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极力提倡以党治国,由训政而过渡到宪政。这个事实反映了孙中山在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博弈出现困局的情况下的理性抉择,代表了近代许多倾向民主化的人们在面临同样的博弈困境时的无奈心境。

  袁世凯的称帝、各地军阀的弄权破灭了孙中山迅速实现民权的希望,但却更加激起了一批崇尚民主的西学派知识分子们对民主知识启蒙的欲望,他们想用他们对民主、科学的呐喊来唤醒全中国国民,将这些对于民主理念陌生的亿万民众发动起来,共同抵制独裁专制。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落后状态,毅然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将民主口号喊得惊天动地 :“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 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5]“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五四时期陈独秀把个性的自由看作是民主的真谛,在这一点上他和胡适的见解基本一致,只不过胡适一生始终追求自由民主主义,而陈独秀后来转到了列宁主义,到晚年又重归自由民主主义。相对于陈独秀愤世妒俗式的追求民主,胡适则要理性得多,他说:“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6]他对民主的理解主要是实施宪政、保障人权、人人自由,包含了从理念到实践操作的全方面,反映了他对美国式民主问题认识上的全面、深刻、执着。

  李大钊在对待民主问题的态度上,始终是积极的,但在具体的理解上又是很谨慎的,他说过:“Democracy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Democracy 底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7]起初,他希望从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里来理解西方的民主,于是提出了民彝这个概念:“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然则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虚之则为心理之澄,实之则为之逻辑之用也。” “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民彝者,民宪之基础”;“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缚民彝”,这种独特的民彝在李大钊看来是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价值文化基础,是民主可以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土壤。这种思维趋向反映了他从骨子里是崇尚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相信它是可以在中国找到相同的基因的,是完全可以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的。在他看来,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因为民主代表了时代了趋势:“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糜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

  在关于民主的具体内容上,李大钊认为,第一,要崇尚自由、个性,“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第二, 实行“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是Democracy在当时世界的真正任务;第三,平民主义的真精神是“自由政治” “ ‘自由政治’(Free government)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8] 第四,纯正的平民政治的实现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这种平民政治,就是“纯正的‘平民主义’”,“这时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这种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而由工人执行的事物管理。这里所谓工人,当然没有男女的差别。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9]当然,如果简单地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的标准来明确地分析李大钊民主思想发展轨迹,那当然是很复杂的,但是李大钊反对专制、追求自由却是他在民国后的一贯思想。

  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一方面崇拜英美式的自由民主,一方面又重视国家形式的至上,希图在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结合点,他后来所提出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其一是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国民的自由人格上,其二是要建立健全选举制度。其三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政府权力机构应有相应的设置)就是这种思路的反映;张东荪所说:“民主政治只能在由同胞而组成的'族国'(National State)方得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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