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地球村里的行吟诗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7 次 更新时间:2009-02-17 07: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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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  

  

  在中国,最知名的加拿大人肯定是白求恩;在中国学术界,最知名的加拿大学者应该是弗莱,他的“神话—原型批评”曾对不少中国学者产生影响。长期以来, 弗莱的同事麦克卢汉(不知是否出于瑜亮情结,麦克卢汉提及弗莱时,多有些不以为然)属于郭德纲所谓的“非著名”学者,只是进入新千年才名声渐隆。介绍此人,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根据他的职位介绍为“多伦多大学教授”,这很容易被忽略,大学教授受人尊敬,却不可能一一被人记住;可以根据他的影响介绍为“电子 时代的先知”,更有甚者把他称为“20世纪的思想巨人”,这种称呼引人注目,但是这个时代的“先知”和“巨人”不是少数,而且假冒伪劣的比真材实料的多。 所以,我更喜欢以“地球村”、“信息时代”的发明者来介绍他。“地球村”、“信息时代”如今已经进入每一个人的词典,我们甚至以为它们与生俱来。一名学者 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有时不能用论文或者专著来衡量,那些仅仅对同行有参考价值,他对公众所能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在通用的词典里增添几个词语。有可能 他的名字已经隐没,那些词语却会进入每一个人的世界,仿佛现代的仓颉。相比之下,那些单纯在百科全书里留下姓名的更像是“死魂灵”。

  

  学院盔甲

  

  麦克卢汉生于1911年,逝于1980年。他是大器晚成者,40岁才出版第一部著作《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下文简称《机器新娘》),53岁才出版成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下文简称《理解媒介》)。在后者的再版序言里,拉潘姆提及当年的盛况:“只几个 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人,从一个偏远的亭子间突然降临名流的核心圈子。”这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出版之前,麦克卢汉经历了漫长的隐姓埋名的时光。

  我没有专门考察过麦克卢汉最早进入中国是什么时候。诗人钟鸣在《中国杂技:硬椅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的《自序:诗之疏》里提到,1984年 在一次港台书展上买到台湾巨流出版公司的Marshall Mcluhan《传播工具新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钟鸣表示,在自己的阅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本书让人振聋发聩的。他称《中国杂技:硬椅子》在方法上有麦克鲁汉的影子,在故事上受到黄仁宇《万 历十五年》的触发。钟鸣所谓麦克鲁汉就是麦克卢汉,那本书就是《理解媒介》,199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两个版本的译 者都是何道宽先生,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译者在学术界从不张扬,几乎保持沉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麦克卢汉中译本都是由他翻译而成。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相 关的麦克卢汉传记。用20年时间跟踪一位异域学者,在翻译不算学术成果(最多也只是打折扣的学术成果)的中国学院制度里,称得上罕见。虽然当下也有一些学 者从事类似工作,但是他们选择的翻译对象通常是健在的欧美学院领军人物,这样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中国代理人,携“大师”以令诸侯。显然,何道宽不属此列。

  1988年,何道宽在为《理解媒介》写译者后记时曾提到:“中国的知识精英近年著书撰文,频频述及这本奇书,翘首盼望着它的译本早日问世。”想来此话 并非空穴来风,当年许多出版计划“与国际接轨”的速度远远大于中国足球,可惜时代风气陡转直下,很多列入出版计划的书籍到现在还未能翻译。《理解媒介》也 是在译成四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它的台湾版《传播工具新论》出版于1978年。

  由于麦克卢汉的著作未能持续引进,他在中国的影响一直是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这个领域就是传播学。他在北美地区拥有巨大的公共影响,《花花公子》曾做 过专题访谈,但在中国大陆,他仅仅是一个传播学学者,其他学科的人文学者基本对他一无所知。传播学界对他的认知,除了“地球村”的概念,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媒介即讯息,与通常的媒介研究重在内容分析不同,麦克卢汉特别强调媒介的形式本身提供的信息;第二,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媒介延伸着人类的不同功 能;第三,热媒介和冷媒介,前者指高清晰度和低参与度的媒介,后者相反,指低清晰度和高参与度的媒介。

  经过传播学教材的压缩,麦克卢汉已经与其他理论家没有根本区别,都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他对热媒介和冷媒介的区分,虽然我曾反复阅读相关论述,依然 不知所云。什么是清晰度,什么又是参与度,在麦克卢汉那里被随心所欲地使用着。他把收音机称作热媒介,把电话称作冷媒介;把电影称作热媒介,把电视称作冷 媒介。难道收音机是高清晰度的,而电视是低清晰度的?对此,拉潘姆也表示:“完全有把握弄清这种区别意义何在的批评家,可真是百里挑一。”就是这么一个几 乎没有意义的区分,居然成了传播学理论的金科玉律。这与其说是麦克卢汉的无能,不如说是对学院制度的嘲笑。

  虽然麦克卢汉具有超出专业的公共影响,但是他在学院体系里一直只有立足之地,并无太多发展空间,在多伦多大学的30多年仅有七名博士生。他中风之后, 校方宣布撤销麦克卢汉主持的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其中是否有恶意成分,难以断言,但这至少说明麦克卢汉的学说在学院里水土不服。不少中国读者读了《机器新 娘》,开始改变传播学教材赋予麦克卢汉的刻板形象。当年这本书历经六年才获出版,出版之后不过销出几百册,以致于麦克卢汉只能自己购买一千册,有点类似于 中国的“自费出书”。在出版之前,麦克卢汉曾感慨:“他们要阉割我的精华,把它搞成古板的教科书式的东西。”《理解媒介》出版之后卖出十万册,或许可以说 麦克卢汉的思想渐趋成熟,可是思想是否成熟与图书销量似乎没有关系。这本书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能更多得益于麦克卢汉披上了一套学院盔甲。在学院垄断知 识传承和知识标准的情况下,只有被纳入学院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最大范围的传播。学院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分析的媒介。麦克卢汉自己也表示“热媒介和冷媒介” 使许多评论该书的学者坠入雾中,但他坚持使用这组词语,这或许是出自他的需要,更有可能是他充分考虑到学院的需要。

  对比《机器新娘》和《理解媒介》,前者蒙太奇式的语法会让习惯于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读者不知所云,后者虽然部分保留了这种语法,却有所妥协。《理解 媒介》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媒介的宏大叙事,提出“媒介即讯息”、“热媒介和冷媒介”等观点,第二部分则是微观叙事,分析照片、报纸、汽车、广告、 电报、电话、电影等。即使如此,这种微观叙事也要比《机器新娘》更为宏大,后者讨论的是报纸头版、盖洛普民意测验、人猿泰山,这对于1951年的读者构成 了根本性的挑战。《理解媒介》的编辑曾经沮丧地说:“你这本书的材料有75%是新的。一本书要成功,就不能冒险去容纳10%以上的新材料。”事情出乎他的 意料,《理解媒介》轰动一时,这恐怕得益于它在75%新的之外还有25%旧的,而《机器新娘》备受冷落,大概因为它是100%新的。

  

  行吟诗人

  

  新千年,麦克卢汉大举进入中国大陆,影响逐渐越出传播学领域,这跟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关。但是在文化研究领域,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远不如法 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更为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在观点上,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更为契合刚刚在文化上“农转非”的中国学者的怀乡心理;伯明翰 学派对于工人阶级的关注,契合了“底层关怀”的学术时尚。前者满足了农业时代的阅读心理,后者则满足了工业时代的阅读心理。而麦克卢汉讨论的是电子时代, 当时“电子”(electronic)的说法还不太通用,《理解媒介》使用的都是“电力”(electric),所以何道宽先生尊重历史原貌,采用“电力 时代”这种译法。对于停留在农业和工业时代的读者来说,电力时代太超前了,完全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外。

  最为挑战读者神经的还不是观点,如前所述,麦克卢汉的几个观点经过教科书思维的整编已经泯然众人。“媒介是人的延伸”,这种论断在几十年前非常新鲜, 现在听来毫不惊奇,因为公众已经看到更为激进的现象——“人是媒介的延伸”。任何一个读者,最初接触麦克卢汉,往往还没有来得及把握具体观点,就被他的语 言电晕,语言的刺激性远远大于观点。《机器新娘》的副标题是“工业人的民俗”,似乎与工农心理有所对接,可是那种电力时代的语言让读者避而远之。比如谈到 报纸头版,麦克卢汉指出它与现代科学艺术的技巧是有关联的,具有量子论和相对论物理学的非连续性,“这是汤因比看文明的方式,也是米德看人类文化的方式; 同时,这也是毕加索绘画的视觉技巧和乔伊斯文 学创作的手法”。这种话语电击,足以让习惯于小桥流水或者铁水奔流的读者晕眩。通过这种电击,那些麻痹的语言重新被激活。他曾经表示自己再也不会说“媒介 即讯息”,而是开始相信“媒介即按摩”。这种“自我革命”不是玩世不恭,而是对“媒介即讯息”被过度使用的抗议。当然,他玩了一个噱头,充分利用了讯息 (message)和按摩(massage)在英语中的相似性。

  传播学学者对麦克卢汉的评价是“文风晦涩”。30年前,朦胧诗在中国出现时,“晦涩”也是它的主要污点。现在看来,它们还没有后来的流行歌曲“朦胧”,之所以被认为晦涩,主要是因为此前词语被净化得一穷二白。同样被称之为晦涩的还有本雅明,他同时又以文体具有魔力而著称。新的文体就像闪电,习惯于程序化阅读的读者觉得不可捉摸,甚至充满危险;在排斥陈词滥调的读者看来,它照亮了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

  比如“地球村”的说法,追根溯源并非麦克卢汉的创意,而是来自他的师友刘易斯,后者曾经写道:“地球成了一个大村落,电话线横跨东西南北,飞行又快又 安全。”麦克卢汉把这句略显臃肿的话精简成“地球村”,从而使得这个词语风靡全世界。刘易斯并不冤枉,在“地球成了一个大村落”和“地球村”面前,谁都会 选择“地球村”这个说法。麦克卢汉的造词特技,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花招或者游戏,实则在每一个新发明的词语背后都有着他的纵深思考。“地球村”这个词语, 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是与他的“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三段论相关。在麦克卢汉看来,部落时代人们的各种感官是平衡的,在随后的非部落化时 代,拼音文字以及机械印刷搅乱了感官之间的平衡,但是电力时代使得重新部落化成为可能。这样复述可能有些简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具体场景:打猎、耕种、纺 织的生活,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并用;文字尤其是印刷术发明之后,推崇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它导致的结果是四体不勤,只有眼睛处在过劳状 态,近视眼的出现标志着感官平衡被打破;电力时代对这种状况有所纠正,声色并重的多媒体虽然不能使近视眼们恢复视力,却调动了各种感官。“地球村”与重新 部落化是相关的,“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只会产生咫尺天涯的感觉,通过E-Mail、MSN才能感受到“天涯若比邻”。

  钟鸣遭遇台湾版《传播工具新论》,可能是个偶然;诗人而非学者最早认识到麦克卢汉的价值,这却是必然。麦克卢汉的文字不像论文,更像写作。论文本来属 于写作,只是文化分工之后,两者行同路人。很多学者不知麦克卢汉所云,正如他们读不懂诗歌,即使部分接受者,也是把诗歌概括为段落大意,才勉强接受最后的 理论标本,恰恰损失了其中最重要的汁液。麦克卢汉创造了地球村时代的诗学,这一点鲜有学者论及,钟鸣以他诗人的触觉有所觉察,属于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 第六感觉。卸去学院盔甲,麦克卢汉的真身是一位行吟诗人,他是诗歌专家,并与诗人庞德等保持着固定联系。关键是,诗歌已经成为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行吟诗人可以没日没夜地吟唱,却没法在纸上写出一行诗句。同样,麦克卢汉对撰写专著没有兴趣,更习惯于演说,尤其是对话。何道宽先生曾经提及,麦克卢 汉一生都喜欢对话而不是写作,他的洞见常常诞生在电话交谈、饭后闲聊、研讨会、午餐上的争论、访谈录中,除了三部代表作,其余绝大多数著作、书信、文章都 是由他口授而成。麦克卢汉自己也表示“会话的活力超过书本的活力”。这种偏好不仅简单归结为能力问题,而是与麦克卢汉对口头传统和文字传统的不同态度有关 (两者的区别,多伦多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伊尼斯有具体论述)——工业人的民俗麦克卢汉对口语的热爱,是在重新部落化时代恢复感官平衡的尝试。在学科分工 日益细碎的学院制度里,麦克卢汉坚持行吟诗人的风格,受到忽略几乎是一种宿命,正如行吟诗人的姓氏总是被人遗忘,诗歌却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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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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