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50 次 更新时间:2009-01-15 10: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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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  

  

  陈伯达这个名字与中共的发展史和“文革”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今40多岁以上者都不会感到陌生。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曾被周恩来誉为“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周称赞陈是“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得到很多好处”的中共理论权威。[1]陈伯达曾是毛泽东长年的“笔杆子”,“文革”之初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位居第四,其个人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然而,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竟然被毛泽东翻手打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随着林彪的倒台,陈伯达又成为“林陈反党集团”的要犯。1972年的[中发]25号文件的说法是:“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陈还伙同林彪“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然而,中共粉碎“四人帮”后,陈伯达却在特别法庭上被当作“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控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陷害罪”,因此被判刑18年。陈伯达的罪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以致于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是耶非耶?陈伯达的人生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曲折跌宕,历史对陈伯达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改革开放迄今已历30余年,国内外有关“文革”的研究也积累颇多,但有关陈伯达在“文革”中角色的研究,似乎仍然没有什么进展,已有的文字无非是重复官定结论,老调重谈。然而,在对陈伯达案的审判上,官定结论几乎可以说是荒谬之极,漏洞百出,完全经不起任何推敲。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对此案作深入的研究,发掘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呢?了解陈伯达在“文革”中的真实角色,不仅可以帮助重新判断此案,而且有助于深入对“文革”的研究。

  

  一、陈伯达与“文革”运动发起之关系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共高层官员,陈伯达无可逃避地卷进这一政治斗争的漩涡。这场斗争之惨烈,时间持续之长,范围波及之广,以及影响之深远,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用“浩劫”一词来形容毫不为过。陈伯达晚年的悲剧也根源于此,值得人们分析思考。

  对于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以及这场运动的前景为何,规模将有多大,陈伯达在“文革”刚开始时并不甚了解。此时的陈伯达还沉浸于他的“电子中心论”之中,希望借发展电子工业提振中国的工业化。“文革”的爆发打断了陈伯达的思考,他被动地卷进了“文革”运动。在这方面,有几件事应予澄清。

  其一,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密谋阶段,陈伯达被排除在外。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时,陈并不知到其来由为何。当时负责《红旗》杂志的陈伯达还“嘱咐过《红旗》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2]于是,《红旗》杂志按照陈的意见始终未转载姚的文章。

  其二,当江青策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陈并不知情。直到该纪要出笼之后,陈伯达才参与作了一些修改。据参加该纪要起草的刘志坚回忆:“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3]这些意见并非陈的发明,不过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陈伯达回忆说:“我按毛主席的意见,做了些文字修改。这个文件毛主席自己改了几次,文件反映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思想”。[4]

  其三,陈伯达虽参与了“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准备,但这是奉命行事。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求陈伯达起草这个文件,陈找了王力,参加人还有康生、吴冷西、姚溱。后来,“通知”实际上是由上海的起草小组负责,由江青主持,陈伯达参与。草稿“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的,也是他加的。”[5]陈伯达自己也说:“这个稿子后来在杭州会议期间大部分被毛主席改写了。”[6]  

  其四,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决定重新组成“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虽担任组长,但该机构的实际权力在江青手中。当时,周恩来几次与陈伯达谈话,要求陈伯达出任“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只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理论家、笔杆子,将毛泽东的话语系统化、理论化乃陈伯达的本行,但陈本人却缺乏组织和行政能力,不适于做这种工作。陈伯达多次推辞,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7]于是,陈伯达不得不服从中共的组织纪律,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个小组名义上在政治局常委管辖之下,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从这个小组的组成即可看出毛泽东的真实用意:“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是江青、张春桥,顾问是康生;“文革小组”的组长既要有一定的地位,又不能喧宾夺主、刚愎自用,搅了毛泽东安排江青施展拳脚的舞台、脚本,所以,陈伯达名为组长,但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副组长江青。也难怪陈伯达后来自嘲,自己不过就是个“小小老百姓”、“刘盆子”而已。

  从“文革”发起过程的实情来看,陈伯达原本并不属于毛泽东和江青特别属意的那个上海文人小圈子,只是受命参与了一些有关文件的后期制作。陈伯达既非“文革”的主导者,也未发挥关键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权威和“笔杆子”,陈伯达实际上是勉为其难地卷进这场运动之中,被毛泽东所利用,由此欲罢不能、越陷越深。

  

  二、“文革”前期陈伯达的一些主要活动

  

  究竟陈伯达在“文革”前期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后来对他政治定罪所使用的理由是否都正当,这是官史学者往往竭力回避的问题,而本文则试图通过回顾“文革”前期一系列事件中陈伯达的所作所为,来分析究竟应当如何客观地认识陈伯达的“罪责”。

  1.“文革”初期的《人民日报》夺权事件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文革”早期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而掌握舆论工具更是“夺权”的重中之重。1980年底“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两案”审判中,陈伯达的一项重要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指的就是“文革”初期陈伯达于1966年5月31日率领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夺权和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发表的余焕椿的“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一文,依然重复官方老调,将陈伯达当时的作为视为陈的个人行动,声称“一夜之间《人民日报》便落入陈伯达之手,成为中央文革呼风唤雨、制造混乱和草菅人命的工具”。这一说法显然是背离历史事实、有失公正的。

  事实上,“夺权”的精神来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而派人到《人民日报》夺权则源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个政治局常委的决定。5月30日,刘、周、邓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说明向《人民日报》派遣工作组的必要性。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的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毛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8]

  5月3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工作组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话,批评《人民日报》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解放军报》先报道云云。然后,邓宣布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由陈伯达负责,并对该报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9]显然,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的所为,不过就是执行刘、周、邓三人的决策而已。后来官方评介这段历史时,居然置历史事实和因果关系于不顾,将所谓的“夺权”罪责栽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

  至于《人民日报》被夺权后发表的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事前虽来不及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过目,但都送给在京的几位政治局常委审阅,他们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这表明,刘、周、邓等人对此社论都持赞同态度。实际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早被中共领导人们多次使用,并非陈伯达的独创。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在评论此事时指出:“周恩来还在公众场合两次以肯定的语气提到这篇社论。”[10]如果说安排《人民日报》的夺权和发表这篇社论属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那么,毛、刘、周、邓等几人决定夺权,刘、周、邓批准发表此社论,难道不更应被追究此罪?当然了,中共的喉舌们和当年负责“两案”的特别法庭审案者,也不过是奉命患“选择性失忆症”罢了。

  2.“文革”初期撤销“工作组”

  “文革”初期,由于大专院校的学生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按中共惯用的办法,派出工作组,试图把“文革”运动纳入自己能够控制的轨道。然而,派驻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收效并不明显,工作组成员们自己也难以掌握复杂多变的运动走向,往往无所适从,结果导致了工作组与学生之间的严重冲突。如何对运动加以引导,中央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6月11日胡克实传达刘少奇的指示时说:“在北京以2个月左右时间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政策还是要注意,对问题较少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至掉进3类,内外有别要注意。”[11]但陈伯达却在7月13日、19日和22日的中央会议上3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组。[12]现在没有证据证实陈伯达的这一主张是否出自毛泽东的授意。陈伯达垮台后,他的这个主张被解释成试图挑起“文革”初期的动乱。事实上,派出工作组和撤销工作组都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并非陈伯达一人所能左右。陈后来回忆说,“那时,如果不撤消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为‘右派’、‘反革命’。不撤消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为‘右派’、‘反革命’。”[13]

  3.对各地“造反派”夺权的态度

  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庆贺自己73岁生日时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毛要在党内开展全面夺权的信号。事后,王力、关锋等几位“秀才”仔细琢磨了毛的意图,起草了1967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文号召“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以王洪文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随即掀起了“上海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然而,陈伯达却“擅自在北京庆祝中央给上海贺电的大会上讲了不同的提法”,“陈伯达说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组织只能监督,不能夺权”;“毛主席马上知道了,马上开了个会批评陈伯达,支持上海。毛主席明确地批评了陈伯达。”[14]然后,王力和关锋起草了1月1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号召夺权,但陈伯达却未参与该文的写作,而是自己起草了另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群众里面去”。在王力看来,陈伯达此文“不痛不痒”。由此可见,陈伯达在“造反”夺权问题上与毛泽东等人在认识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陈伯达也明确反对“造反派”冲击《解放军报》和新华社。1月20日,陈伯达指示说:“《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闹革命,外单位都不得冲,违犯者就会犯错误。”同一天,他还指示:“新华社是党中央重点保护单位,不能冲,谁冲后果由他负责。已进驻的社外人员,请他们先退出去,以后再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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