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生的持续变化，总体表现出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推动国际合作、不断走向多边主义的特征。这一转变主要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而这种深刻变化开始于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影响了中国的国内国外议程，推动了中国对自身利益和身份的重新认知。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化进程和国际合作路线的重要干预变量。观念、利益、身份和国内政治的交叉互动，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新发展。
[关键词]观念转变 领导能力 中国外交变化 改革开放
近年来，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不断升温，对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行为的评论增多，对未来中国的走向表示关切，对中国宣示的和平发展道路表示疑虑。一些人认为现阶段中国外交“更精致、更自信、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时常表现得更具有建设性”。但同时表示，力量强大以后的中国是否仍然是一支建设性力量值得怀疑。[1]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主要源于外部结构的压力，一旦羽翼丰满，中国必将称霸地区并进而称霸世界。[2]如何看待中国外交变化的动力来源？变化的核心变量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 如果是国内因素的话，那么，影响国内偏好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什么？
关于中国外交变化的动力来源问题，早有学者从国内政治变化的角度予以解释。颇具代表性的是章百家提出的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影响世界的观点。他认为，相对于世界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来说，中国内部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强烈、更深刻。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3] 中国外交表现出来的不断促进国际合作、日益走向多边主义的新变化，的确如章百家所说主要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但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反应是怎样开始的、从何处开始的，它的解释模式如何，这种模式是否更多体现的是特殊性还是具有普遍意义。关于解释模式问题，国内也已开始研究。时殷弘提出了“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两个概念，作为分析框架用以讨论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原因。[4] 美国学者沈大伟即将发表的探讨中国共产党自身适应性变革的论著，是国外学者关注中共党内改革进而导致中国对外行为变化的重要探索。[5]
本文关注中国国内因素对中国外交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影响路径和模式问题。本文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生的持续变化，主要源自中国国内的深刻变化。它首先开始于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世界观的转变。观念的转变改变了中国的国内国外议程，推动了中国对自身利益和身份的重新认知。其中，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是重要干预变量，它使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始终坚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展开。观念、利益、身份和国内政治的交叉互动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新发展，是中国外交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因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变化”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外交变化动力的解释模式。
本文首先采取进程回溯的方法，以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作为切入点，对在此前后中国外交的变化加以对照和讨论。进而，以1978年为起点，探讨近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阐述中国外交变化的“观念+领导”解释模式。
一、中国外交的新发展
从本质上说，外交是一种政治活动，是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因而必然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外交政策历来是一个国家自身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反映， [6]国家利益、身份和价值追求帮助确定外交政策目标，决定外交政策所需运用的手段。但是，国家利益和国家身份并非是先验给定的，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因素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生演变。[7] 这种演变将导致一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并进而促进外交行为的变化。
近年来，中国外交总体表现出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日益重视多边主义的特征。在国际体系层面，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支持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的最明确行动”。[8]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全面核禁试条约》、《生化武器条约》等，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在人权领域，中国逐渐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是“国际人权体制的积极参与者”。[9] 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0]并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后，首次赞同联合国1718号决议对其实施有限制裁。在地区层面，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地区共同体建设，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机制、六方会谈机制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了促进区域合作，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其他东亚国家积极探索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在周边地区，中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争议，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地区共同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共筑地区安全的障碍。”[11]总之，中国在国际体系层面、地区层面、周边和安全领域开始全面实施新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外交。
中国外交的变化总体上说是外交政策变化的产物，特别体现在中国外交任务与价值追求上的变化。从外交任务来看，新中国建立以后，外交战略几经调整，从“一边倒”到“一条线”，从反美、反帝、反苏修，到反对一切反动派，中国外交体现了较强的斗争性和对抗性。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中国外交开始致力于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同时，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外交任务还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12]要“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13]这个任务的确定，反映了中国外交的深刻变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 中国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 不再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 主张发展与各国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关系。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方面，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伙伴关系政策，积极通过战略对话和谈判协调大国关系。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强调不当头、不扛旗、永不称霸，积极援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于周边邻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持合作，追求共赢，促进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一条轨迹清晰的主线。
从价值追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变化明显。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较多地强调自己与国际社会的不同点，近代历史造就的“悲情情结”导致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敌意和仇视心理，相应地带来“打烂旧世界”的对抗意识和追求。改革开放后，随着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随着自身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关于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两个方面的思考不断深入，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共生意识不断发展。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关于“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以及“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人关于自身国际责任的思考。[14] 在这种思考中，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关照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做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亚洲地区，中国政府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也需要中国”。[15] 中国的发展是亚洲崛起的组成部分，中国追求与亚洲共同发展的大目标。这些都比较清晰地表述了中国的责任和共同发展意识。正是在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思考中，中国从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到提出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明确地体现了和平与和谐的理念。
二、中国外交变化的国内动力
中国外交的变化是深刻的，决非所谓的权宜之计。这里的关键是，这些变化的动力来自何方？ 是外在压力，还是内部动力？ 应该说，区别外交政策的国内和国外因素是困难的，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内外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显而易见。但是，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国外交变化表现出长达28年的持续性，似乎与国际体系结构重大调整之间的关联度不大，却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应该说，中国外交的变化更主要是源于国内动力，即源于国内的深刻变化，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以下几个方面的国内变化，推动了中国外交的变化。
(一) 实行改革开放，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推动了中国外交目标的根本转变。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由此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小平同志在多次谈话中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第一是落后和贫穷使中国决心改弦更张。小平同志在一次与外国友人的谈话中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16]正是由于太穷，“我们就把工作的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17]第二是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并最终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经济建设搞好”。[18] 这一点是从国内外经验教训的比较中得出来的。第三是，要搞好经济建设必须走一条新路，过去的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已被历史证明不可能带来繁荣。这条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就是不搞闭关自守，对内开放就是改革。[19]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20] 正是基于国内发展缓慢落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自身的规模不相称以及国家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中国必须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重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应该说，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外交目标和任务发生根本转变的基本前提。国内政策的变化要求外交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初就强调的，“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21]正是中国国内政治的根本转变，导致了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根本转变。
(二) 开放带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利益的高度认同，进而带来观念和身份上的转变。观念和身份的转变，稳定了中国同国际社会之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开放密切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带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1979—2005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16% ， GDP总量从1978年的143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2612亿美元，人均GDP从1978年的379元人民币增加到2005年的1490美元。2004年中国的GDP占到全球当年GDP总量的414% ，国力上升到世界第六位。[22] 这一发展成绩表明，正是对外开放才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在与世界市场的密切联系中实现的。1979—2004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额增长约43倍，年均增长1714%。同期中国的进口增长了近51倍。[23]根据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 2004年中国在世界商品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15% ，首次超过日本(612% ) ，居世界第三位。[24] 这表明，中国正在逐步扩大与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改善，导致中国对全球化、国际体系和自身定位认识的深刻变化。199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对全球化的批评意见较多，认为在这一发达国家主导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处于不利境地，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远远大于机遇。科索沃危机之后，特别是中美关系因“炸馆事件”而恶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众传媒和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抵制心理”。[25] 但是，伴随着WTO谈判的成功，中国对全球化的认识越来越朝着如何“趋利避害”、乘势发展的方向转变。认识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认识国际体系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虽重返联合国，但是，“中国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怀疑并没有立即消除。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机制局外者和局内者之间。”[26]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开始全方位参与国际组织，并且逐渐加深了对国际机制的认识。中国认识到，“由于国际机制不仅体现着主导国的利益需求，也同样体现着所有国家一般性的美好愿望，选择置身国际机制之外甚至成为挑战国并非明智的抉择。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充当挑战国的经历证明，采取只斗争而不合作的战略是得不偿失的。”[27]随着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的发展，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逐渐加强。“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中国不断通过认知、学习和反馈，更加了解国际规范，中国的行为也更多地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28]在不断的实践中，中国不仅认识到中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且在不断遵守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身份的认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意识开始增强。这种新的身份和意识使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内在需求，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宗旨。
(三) 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与持续开放，这一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中国现阶段治理模式为社会平稳转型提供了保障。
正是这一治理模式有助于中国外交保持连续性，并在持续进程中创新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型工程，其中充满了风险和困难，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经过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不平衡：一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不平衡，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和投资；二是经济与社会不平衡，包括沿海地区与内地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平衡，过度追求增长，导致环境破坏严重。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国内批评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四起，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上升。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针对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强调在发展问题上，中国没有退路可走，只有“毫不动摇地坚定改革方向”。[29] 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带来发展，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进一步发展只能从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在与外部世界的合作中去寻求。这表明中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同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 实际已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重新返回闭关自守的状态， 中国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将比由于实行改革开放而带来的一时的政治经济问题更为严重； 而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 就不能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对立状态。”[30]
应该说，坚持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体现了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寻求在发展中谋求稳定，在稳定中追求发展。这一政治智慧不仅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基于需要提高13亿人口生活水平的基本现实，也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理解。每当重大关口，特别是每当改革开放政策遭到质疑，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能否妥善化解内外矛盾就成为考验中国政府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志。从国内政治进程看，与改革开放相关的三次大辩论最终所确定的正确政治方向，应该说是这种领导能力的根本体现。从对外关系角度看，冷战结束后维持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不断改善与各大国的关系，化解矛盾争取主动，也是这种领导能力的体现。
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寻求发展，中国才有必要在对外政策领域不断宣示自身发展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中国追求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主要是基于内在寻求发展与平稳转型的需要。正是由于坚定选择了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不断改革的路线，中国外交才得以保持前所未有的连续性，并在连续性中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和平发展观、合作共赢观、和谐世界观和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前后关联的重要思想。
(四) 中国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使外交决策环境日益复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外交的悄然转型。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1980年中国的城镇居民仅为119亿， 25年后这个数字已达到514亿，增长了180%。[31] 伴随着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社会阶级也处在不断分化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2005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149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产阶级在不断扩大， [32]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拥有了休闲度假时光。200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高达3102 万人次，远高于日本的1700万。其中因私出境2514万人次，占出境总人数的81%。[33] 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导致公民权利和参与意识大幅度提高，民间日益凝聚自己的诉求。各种利益团体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互联网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保护自身利益，参与公共决策。公民社会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层化的发展开始逐渐形成。[34] 尽管目前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还不大，但他们代表了一种民间力量，对中国外交决策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外交必须越来越多地听取民众的声音，反映民众的愿望，保护民众的利益，并使这种利益得到发展。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加大了领事保护力度，外交领域不断延伸。除传统的政治外交之外，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近些年来快速拓展。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也使中国外交决策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局面，全国上下一致的外交决策环境已不复存在。中国外交在决策过程中，一方面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学术界的声音，注意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重视职能部门的协调，避免出现相互制约、自说自话的不利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加大了公共外交的力度，通过各种积极手段宣传外交政策，寻求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对各种非理性的呼声和舆论加以引导。尽管如此，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和日益多元化，如何保持外交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实现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任务，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政府提出的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追求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目标，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转型过程中多元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一内在需求必将对中国外交的进一步转型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三、变化模式：观念+领导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外交的确展现出了新面貌、新姿态和新理念。这既非外部压力的产物，也非权宜之计，它更主要的是源于国内需求，来自于中国的深刻转型。如果对中国外交的国内动力进行模式总结，至少在现阶段可以概括为“观念+领导”模式。时殷弘提出的“经济第一”与“愈益并入国际体系”的解释模式，提供了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经济性质”动机， [35]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第一”采取的是一种开放的形式，而不是一种自力更生的形式。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尽管“不是观念，而是物质的和观念上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的行为”，“然而，常常是观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印象’———如同铁路岔道上的扳道工一样———决定着行动在利益动力的推动下运行的轨道。”[36]从根本上说，中国的转型始于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世界观的转变。观念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议程，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化进程。改革开放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体系，不仅在利益层面与国际社会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在身份上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利益攸关方”。
中国人观念转变的起点，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对时代特征的重新认识和思考。重新认识时代特征的变化，用“和平与发展”取代“革命与战争”，标志着中国人世界观的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70年代初期，中国深挖洞，广积粮，曾全力以赴准备应对迫在眉睫的全面战争。这种相对严峻的认识，主要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内政治密切关联。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转变关于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与革命时代的认识。[37] 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38] 这不仅是因为核武器制约了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因为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社会改良和二次分配，保证了其战后的稳定发展，促使西方社会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战争迫近的看法被改变了，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认识“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局限，跳出了以阶级观点为分析国际问题出发点的传统思维”。[39] 这个观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扳道工”的作用。
观念不仅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在某一时间点上一种观念可以向政治讨论和政策结果投上长期的阴影。”[40]关于时代特征认识的转变，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经济议程。中国对国家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的认识，从刚性极强的要为战争时刻准备，转向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种转变为“经济第一”、追求发展提供了前提。另外，对待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再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维框架去看待，就为对外开放做好了心理准备。正是在世界观转变的基础上，才有了一切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才有了外交为建设中国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服务的目标转变。中国对自身核心国家利益的认识，才有了从抓革命到谋发展的转变。为了发展，内外稳定的和平环境才成了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任务所在。
其次，在时代特征问题上的观念转变，还影响了中国对利益实现方式的重新认识。如果说追求现代化的理想塑造了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其实现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前与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试图在国际体系之外实现其根本利益，之后则主要是通过融入体系的合作方式来实现。融入现存体系，就要改变行为模式，遵守现有规范，发展合作关系。正是在这个融入的过程中，中国的身份发生了悄然转变，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对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再认识。随着中国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区域秩序的现状国家，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关系，维护国际体系的现有秩序，就成为中国自身的内在需求和国际战略任务。
必须承认，观念发挥作用不仅需要与特定的时间和背景相联系， 也需要一定的干预变量。时代特征认识上的转变之所以发生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是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心思变成为一种社会整体的共有知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有效的领导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没有有效的领导，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国际化、进而在国际化进程中改变自己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外交的创新发展。此后，国内在改革开放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三次大辩论，也都有高层干预。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相信，“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41] 在长达28年的发展历程中，正是由于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关于世界大势的基本判断、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关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关于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做法以及争取发展同一切国家平等互利合作关系的方针，都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性。在许多方面，中国外交还表现出了复杂学习的特征。学习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机制，学习多边主义，学习用新的安全观念看待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学习地区主义观念和参与地区合作进程，学习用新的主权观念处理棘手的香港、澳门等问题。正是这种持续学习和不断积累，使得近些年来中国外交不断表现出创新思维和创新政策，并且这种持续的创新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开放性。有效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保障，也是中国有条不紊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外交不断学习创新的基础所在。
中国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观念变化的过程，或者说观念的变化在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观念+领导”与中国外交变化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持续变化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当然，中国外交的继承与创新还可以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挖掘，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进一步讨论。展望未来，中国外交仍然面临众多挑战。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变化中，如何进一步推动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如何塑造一个更加和谐发展的国内和国际社会，以及在动荡不定的世界中如何以和平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寻求与国际社会共同和平发展。更进一步，我们要回答，中国能够给21世纪的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理想和追求？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互动和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必将持续发生变化，其进一步演变的轨迹毫无疑问仍将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身份和价值追求。
注释：
1. Evens S. Medeiros and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 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182, No16, Nov. /Dec. 2003.
2. LarryM. Wortzel, “China’s Strategic Intentions and Goals”,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U. S. House of Rep resentatives, June 21, 2000; Peter Brookes, “The Chinese Age?”N ew York Post, June 14, 2004, http: / /www. taiwansecurity. org/News/2004 /NYP2140604. htm; 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 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 7.
3.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1期。另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还以“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为题进行了主题讨论,其中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一主题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变化动力的深入思考。
4. 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1—44页。
5. 沈大伟教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他的相关著作即将出版。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 trophy and Adaptation, coming soon in 2007.
6. G. R. Berridge, D iplom acy: Theory and Practice ( Third Edition) , Macmilian, 2005, p. 1.
7.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27, No14, Sp ring 2003, pp. 5—56.
9. 〔美〕安德鲁·内森:《中国与国际人权体制》,载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10. 自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已先后向13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362人次。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2004年12月27日,“第九章:国际安全合作”。
11. “和平、发展、合作———李肇星外长谈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 2005 年8 月22 日, http: / /www.mfa. gov. cn / chn / zxxx/ t208030. htm。
12.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2002年11月8日。
13. “和平、发展、合作———李肇星外长谈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 2005年8月22日。
14. 关于中国国际责任意识的讨论,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 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1 期;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6年第5 期;王逸舟:《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版,第1—12页;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李宝俊、徐正源:《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1期;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王海运:《中国现阶段宜定位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环球时报》2006年2月24日,第11版;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郑必坚:《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在亚洲的新角色》, 2005博鳌论坛, http: / /www. tecn. cn /data /detail. php? id = 6863。
15. 胡锦涛:《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18. 同上书,第240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1页。
21. 同上书,第241页。
22.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6 年2 月, http: / /www. stats. gov. cn /tjgb /ndtjgb /qgndtjgb / t20060227_402307796. htm。
23. 商务部副部长廖晓琪在博鳌亚洲论坛2005 年年会上的讲话, http: / /news3. xinhuanet. com / fortune /2005204 /23 / content_2869786. htm。
24.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 tatistics, 2005, http / /www. wto. org/English / res_e / statis_e / its2005_e / its05_overview_e. pdf.
25.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6.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21世纪的中国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82页。
27. 同上文,第183页。
28.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9页。
29. 钟轩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人民日报》2006年6月5日第二版。
30.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1期,第16页。
31. 陈淮:《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回顾与反思》, http: / /www. ctaxnews. com. cn /news/xwmjiazl / ch / t20060216_1228186. htm, 2006年1月11日。
32. 在中国,由于关于中产阶级的界定多种多样,对这一阶层的人数估计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如果按照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指标来估计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按其中任何一个单一指标划分的中产阶级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按职业标准划分,中产阶级占全国适龄人口(16—70岁非学生人口)的1519%;按收入标准划分,占2416%;按消费标准占35%;按主观认同占4618%。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标准而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则比较少,仅占411%。见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33. 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数字, http: / /www. cnta. com /222zcfg/ tj. asp。
34.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达289476个。据有关研究认为,由于分工变化,导致大量非政府组织因找不到相关的挂靠单位而难以注册,致使所谓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大量存在。因此, 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是不完全的。http: / /www. chinanpo. gov. cn /web / showBulltetin. do? id =20153&dictionid = 2202。
35. 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4页。
36. MaxWeb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 From Max Web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80. 转引自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4—106页。
38. 同上书,第82、105、127、233页。
39.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40. 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13、16页。
41. 钟轩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人民日报》2006年6月5日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