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思维-从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70 次 更新时间:2001-12-07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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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敏中  

时间:2001年12月5日(周三)晚上7:00-9:00

地点:三教107

主讲人:韩敏中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主办单位:国际关系学院团委

讲座内容: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文化性思维。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找我来作讲座的时候说,要让全校了解我们,也让我们了解别人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因为最近一两年我个人的思想也在起变化,坦白的说,一两年前我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搞英文的,所以比较傲,现在我慢慢地改变了这种想法,我很想了解其他的语种在干什么。这种变化是和我本人的工作分不开的,我在编写一些本科生的英语教材,另外我还翻译了一本书,是英国的一个叫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作家写的。

阿诺德死了已经有100多年了,他写了很多书,有很多散文、诗歌等,在我们北大图书馆的书库里就有很多。这个人曾经对英美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70年代末以来这种影响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和美国现在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视角、少数族夷、种族肤色及他们的性别倾向等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现在说gender的时候已经不光是指生物学意义上单个的男人和女人,它已经有比较广泛的社会性别含义;人们谈sexuality的时候可能讲的是人对性的不同倾向,大家较能接受的是异性恋,自恋、同性恋或者双性恋则被灌输了很多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在美国人改变看法的过程中,阿诺德无形中就成了更新派、更激进思想的靶子。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言必称希腊”来形容阿诺德一点也不过分,他追求的是普遍主义,而普遍主义往往会沦为某些集团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遭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是最近我了解到最基本的调子还是学术性的,乱打靶子的毕竟是少数人。

国际关系学院的袁明教授以前是我的同学,新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常务副院长龚文祥老师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听说在我们国家入世谈判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现任外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先生本科读的也是贵州大学的英语系。这种事情在国外并不希奇,因为他们要求一个比较好的本科教育,进研究院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但在我们国家,外语主要是作为一种工具,所以才会觉得奇怪。

说到美国人的教育,我想我们可以从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计划(the core curriculum program)开始说起。英美的大学本科一年级一般都没有系的概念,是不分门类的,只要你中学的考试过了某个分数线,有比较好的推荐信(recommendations),就可以申请像哈佛这样的好学校,大概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才稍微有些分科的概念。这是因为所谓的“University”是有一定规矩的,所有的freshman都有一个“核心课程”,“核心课程”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想它的原理应该是不变的。

下面我来给大家念一念介绍“核心课程”的一段文字: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 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the particular academic specialty or concentration.

“设立核心课程是要使每一个哈佛的毕业生不仅在专门的学术系科中受到训练。”这里的“训练”用的是“train”,而且放在“as well as”的后面。熟悉英语的人都知道,“as well as”和“not only…but also”正好是反过来的,它后面往往是不太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大家已经明白的东西。进大学要受到某种专门的系科训练,学生们对此都有心理准备,但“核心课程”要求不光是要有自己的专业,有一技之长是理所当然的,学生也要受到一种“广博的教育”。这里“广博的教育”用的是“broadly educated”,也就是说哈佛专门的系科训练看作是为今后职业做准备的一种“training”,而把大学里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看成是一种“education”。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19世纪时各国整理希腊的教育思想,以适应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科学社会的时候提出的很强烈的一个理念,就是把教育分成“education”和“training”这两个层次。学生不仅要在专业上受到训练,而且应该受到一种广博的教育。

接着是

It assumes that students need some guidance in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that the faculty has an obligation to direct them toward the knowledge, intellectual skills and habits of thought that are the hallmarks of every educated, man and woman.

核心课程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让学生既受到广博教育也受到专门的训练,学生需要一定的指导。现在美国一般的大学都是由学生说了算,他们想要读什么课学校就给他们读什么,老师完全放弃了责任。而哈佛大学的立场则不同,它的立场是:教员、至少是一部分办学的人有责任给学生提供指导,教授有责任和义务引导学生去获得作为受教育标志的那种知识、思辨能力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说学生不光需要良好的计算机(computer science)方面的技术、高深的物力知识或者是国际政治中巧妙的谈判手腕,还要有方法论等方面的训练。

第二段讲的是核心课程和一般的通时教育计划不同,“通时教育”就是“general education ”。这在中国非常混乱,我看到北大教务部也把这两段话挂在网上,然后他们拿“core curriculum program”来比赋北京大学现在的公选课和通选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哈佛大学有核心课程,我们北大也有。实际上,北大的公选课和通选课顶多算是哈佛的通时教育,因为我自己也开过这种课程,一般同学都不看有关方面的书,上课的时候也无法形成讨论。大家对公选课的期望(expectation)就是认为它的分数比较好拿,只要上课听讲就很尊重老师了,刷一半的课也是可能的,到考试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同学我都不认识,所以说很难控制。

而哈佛大学的课程则不同。往往有几百个人上一门课,如果说上一门关于“城市与文学”(the citizen and literature)的课,老师至少要求你读五、六本以上很厚的书。这些书很可能都是外国人写的,比如说康德的书,萨特的书,而且对所有的freshman,不管将来你要学地质还是哲学,都有这样的要求。要有相当大的阅读量,作papers的时候也有很多规矩,助教们都具有很非凡的查抄袭能力,想马虎了事是不行的。

核心课程与一般的通时教育计划不同,它并不是以掌握一套伟大的著作、消化指定数量的信息或是某些实习的知识来确定制施的广度。而是在教师认为对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领域内寻求让学生了解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途径,其目的是让学生看到在这些领域内有何种类型的知识以及何种探索知识的形式,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何获得、如何运用,它们的价值又何在。也就是说本科一年级的课程就要求知识的根底,各专业最有名望的教授一下子就把你推到了学科的前沿,让你来规划自己所要学的东西,并且还得有所进展。所以哈佛大学存在的意义是它可能会出一些很奇怪的人,一些现在不被认可的人,因为他们太前沿了,但是将来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会有很多突破(breakthroughs)。这是哈佛大学的目标,我觉得不可能每个大学都能作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的大学,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目标。竖立一个很高的标准,其他的同学也会跟着这个标准,这样出人才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核心课程计划当中的各个领域或者分支的课程是等值的(of the same value),等值的意思就是每个课的主题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在强调某种具体的思想方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不管上什么课,你要得到的都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大学层次的教育,能让你大开眼界的教育。

哈佛课程中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领域主要有六大门类:第一就是外国文化,其中有国别的或者是地区的文明、宗教、神话、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变迁等等,其中还分用英语和外语上课阅读的三种课程。比如说美国有很多人研究西班牙、拉美的有关问题,一般是用英语上课,层次高一点的同学则用阿拉伯语或者西班牙语上课。第二是历史研究。我们知道文史哲在北京大学可以说是看家的本领,但现在也面临着困难,学生厌学,都觉得考到这些系比较倒霉,在1978年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二十年前,钱理群这一波人进大学的时候是从1700多个人里挑了10个,现在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哈佛大学的历史研究包括分国别、地区或者国际性的研究,其中包括“医学与社会”这样的话题,比方说在“美国的医疗与社会”(medicine and society in America)这一课程中,你会学到“experience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to broad culture and political contexts”。

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将医学这类东西和政治挂钩,但是美国人认为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们是有关系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哪些人是正常人,哪些人算是有病的人,这个问题就很难用纯粹的医学事实(scientific fact)来判断,很多东西是跟政治、跟社会相关联的,比如肯定是想造反的人、少数族夷,还有过去的女人,这一类人更容易被判断为精神上有疾病。再比如说“hysterical”(歇斯底里)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要大喊大叫、口吐白沫等等,如果我问,男人和女人谁犯这毛病的几率比较高,肯定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是女人!”那么这个回答背后仅是纯粹的医学事实,还是有很多的定见在里头。所以说美国历史研究方面包括很多话题,这本身就说明各学科之间有相当的关联。

第三点是文学艺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第四点叫做“moral reasoning”(道德权衡),中国也很重视道德伦理,但是我们现在处在比较缺乏道德关怀的阶段,近几年美国人在宗教上的道德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五点就是科学(science),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硬性科学”,即以数学为基础的一些学科,另一类就是二十世纪逐渐确立自己地位的生命科学(life science)。最后还有一类,就是社会分析。

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北京大学,很多的老师认为外语系的同学仅仅是外语练的比较好,而“核心课程”计划认为,不管是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受到一个广博的教育。

现在大学的英语教学都是精读、泛读和听力,我认为有些不合时宜,很多人都觉得这种上法使学生上大学后英语水平急剧下降。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西南联大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就不是上精读和泛读,而是读英美国家大学英语系读的东西,可是那时侯收效要比现在好。即使现在,我们国家的非大陆地区也是提倡阅读跟外国大学同等水平的材料。若干年后,等我们的师资自己从本科到博士都受到了专业而系统的训练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把这种精、泛读的教学方法纠正一下,但当前条件还不太成熟。

同时我也要说明,划分成精读和泛读的规定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现象,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49年以后中国的海岸等全都被封锁起来了,美国对共产主义有很大的敌意,我们就不得不跟苏联订立同盟条约,俄语受到了重视,而英语则被落下了,这跟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我们引进了苏联人学外语的教学方法,最典型的可能就是现在的“许国璋英语”里头的“复用”等用法。英美人的原著当然也不让读了,所以说从6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中期,英美文学中特别优秀的东西我们是读不到的,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写的英文。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必须读有关无产阶级的东西,后来干脆就读《国际共产主义25点建议》、九评等,就是中国要和苏联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对于苏修的批判,中央编译局把它翻译成很正确的英文。这种英文很单薄,因为它句型太少,不利于英语学习,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民族主义,那时候我们必须读。即使在当今这种开放的环境下,由于教员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定向思维,我们还是很难从精读、泛读的框架中脱离除出来。

今天我为什么要提出文化性思维这个题目呢?文化性思维主要是针对长期以来政治性思维在我们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提出的。我总觉得我们对一般事件的解释都是政治性的,而没有进一步去了解真正的原因,不管是中美撞机事件,还是台湾问题都是如此。实际上,很多事情在某种时候可能会跟政治有关系,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并不完全是政治。如果我们所有的思想方式都变成单纯的政治性思维,那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育就不可能起到所谓“broadly educating young people”的作用。

举例来说,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刚校长前不久到北大来开会,会上我跟他谈过话。我了解到城市大学的前身是理工科性质的,张校长本人也是学生物的。他就问我,如果到街上去作一个调查,问问一般的社会人群眼中的现代化是什么,回答将是怎样的。我想我们一般理解的现代化总是跟物质发展的水平、人民生活等联系在一起的。但他认为,如果到香港去问,大部分香港人会回答说在管理上更加有效、透明。换在大陆,人们可能会说要贪官少一点,腐败少一点,其实这是一个太低的标准,即使所有的官员都是清官,但是政府很无效、低能,这个政府也不好。

当时咱们北大的一位老师就回答说,前几年我们可能会提出很多物质的东西,但现在我们还会说,“我们要好的空气,我们要绿地。”这已经比过去说的“我们要粮食”好多了。现在,在一些偏远地区,可能还会有很多人把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作为一个标准,但是在大多数大城市里人们更多的是关心交通拥挤、生活环境太差这些事情。张信刚就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回答总是有形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不要求心灵的自由,对美、对音乐的享受?”因为张校长曾经留学加拿大,并且经常在法国作研究,就很能体会到外国的那种文化性思维,特别是法国人的高雅文化。张信刚本人也是在各方面都曾涉猎,他除了当校长,还是董建华文化委员会的一分子。张校长每年都会从学校经费里拿出2%-3%用于发展人文,把城市大学办的很有起色,他还和我们讨论了怎样才能使希望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不仅在物质上得到满足,同时获得一种心灵上的自由,一种解放,让我很受鼓舞。我想在中国并不是大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而是社会的整个导向如此。

蔡元培先生曾经两次留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法国,日本他也去过,所以德文、法文、日文和世界语他都懂,并且翻译过、写过很多作品。他是在社会风气非常腐败的情况下担任了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受益于上任后他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北大才可能有今天的声誉,否则大概早就难以维持了。蔡校长的改造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洪堡当年办柏林大学的模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现代型大学,凡是能被称为“University”的,多多少少都含有洪堡的办学模式,也就是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这种大学要求学生都作“disinterested research”,即“脱离实利的研究”,就是指不涉及利益,不是对利益漠不关心,而是说要比较客观地分析事物、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问态度。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受康德哲学,特别是美学的影响很深,康德的美学强调要脱离实利。西方美学史认为,如果能看着维纳斯的裸体像而不产生邪恶的欲念,反而觉得她很美的话,你就产生了一种审美的情绪。受康德等人的影响,蔡元培的思想也十分开放,到了北大后,他提出了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把美学提到跟其它学科相提并论的地步。教育方针上,他提出五项要求:第一项是军国民教育,就是要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第二是实利教育,就是要求各种科学知识都应该能够运用于实际生活中;第三项是道德教育。这三项跟现在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有很大的相似点。蔡先生认为这些东西都是隶属于政治的,要为国家和社稷服务。后两点分别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这两点是超乎政治而新提出的。他认为学生的主业应该是作高深学问,而不应该把学校的事务和街头的事情混为一谈,但同时他又提出所谓的世界观教育,即要求学生要走出国门,放眼世界。

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这些东西仍然觉得很合时宜,中国现在就是要加入WTO,要举办奥运会,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表现,都要求世界观教育,不能用很狭隘的民族主义来看待这些问题,而必须用某种超越现行政治范畴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它们。蔡元培认为,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世界观教育,以达到“对实体世界的追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进行美育教育,这也体现了他留学德国是所受的影响。这种提法应该算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很大的革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追求实利的风气很盛行,他的教育思想很难为大众所接受,即使提倡改革的教育家也不太赞同。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了解到自己很落后,因此就很着急,要赶紧改革,于是就积极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民主科学背后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及社会背景。现在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培养文化底蕴是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的任务。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我们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要理清其背后可能会有的及其错综复杂的本质,需要丰富的社会、历史经验,需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西方有一个叫John Henry Newman的人,他后来被罗马教廷封为红衣主教,是英国19世纪宗教斗争时代的一个教父。他任爱尔兰某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作过一个演讲,题目叫“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就是他提倡“knowledge for knowledge’s own say”,就是“纯粹知识”。蔡元培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得有少数人专门来作纯粹的学问,这个责任理所当然要由我们北大这种学校来承担了。

我前不久刚刚翻译了阿诺德写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阿诺德这个人的经历很丰富,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比方说他把资产阶级叫“菲利士坦人”(Philistines)。《圣经》里头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叫森孙的力大无比的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菲陕靡特族是他的敌人。他们为了对付森孙,就对他使了美人计,结果“英雄难过美人关”,森孙上当了,他被敌人整的很惨,变得软弱无力,而且也眼睛瞎了。但是最后他作出了一个非常英勇的壮举,在Philistines庆功的时候,他使出所有的力气把柱子拔倒了、和敌人同归于尽了。后来Philistines就逐渐演变成了对那种只知道赚钱、头脑狭隘、追求实利,而不懂欣赏音乐和艺术的人的形容词,它也曾经被用来形容英国最热衷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那一批中产阶级。

有趣的是,阿诺德本人也是个自由党,他从自己的阵营中冲出来反对那些整天只知道向人民吹嘘自己政绩的议员。他认为这种作法把手段当成目的,政绩、宗教都只是手段,其目的无非是“自由的思想”,这个目的也正好是古希腊所一直追求、并且后来被西方奉为正宗的目标。“自由的思想”并不是自由主义,阿诺德批判英国人的自由观,认为他们把自由当成了一切,其实自由只是达到某种境界——人类完美的一种手段。人类的完美就是人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应该是均衡而和谐的,以人类自身的完美为唯一正宗目标。在民主的体制下,还要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社会成果。

人们对阿诺德的评价也很有意思。19世纪的时候对他骂的很厉害,可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就是在骂声中逐渐得到的大家的认可,并且在英美的大学被奉为“正宗”。他代表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永远对社会采取一种审视的态度,总对世人敲警钟,而且他们的言论是公开的和负责任的。

现在中国的教员总会想,我如果有钱的话,就可以买房子、买汽车,这些物质的东西都可以计算出来,却很少有人会扪心自问,我的心灵是自由了,还是受到束缚的,很少有人有这种思想习惯,觉得心灵不自由也是一种欠缺。实际上这一百多年来我们都不大这样想,我们几乎不会自觉地检查自己是不是在道德方面有所缺失、在礼仪方面有待加强,或者说自己在修养上比别人差了一点。也许我们的古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日省三次”,经常自省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是不是符合标准,但现在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个习惯(We have lost the habit of thinking this way)。在中学时期我们少读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优秀的东西,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贫乏,更不会有人像张信刚先生说的那样,把艺术修养的进步当作实现现代化的标准。

如果对比上面我所说到的几个人的思想,你会发现这些言论的理论依据都是相通的,其源头都是古希腊人所追求的理想。蔡元培先生的文化功底很好,他经常跟学生们讲孔子、墨子、老子等人的思想,我觉得这就比较符合哈佛大学所提倡的每一个受到教育的男女都应该“broadly educated”这一原则。因为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相对客观的、不大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对社会高度负责任的发言,以及思想的互相砥砺。这曾经是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它可能没有被很好地奉行,而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像阿诺德所说的“human perfection”一样,成为我们的理想。

Newman认为,读文科当然需要很多专业内部的训练,但是更应该看到各科之间的联系,不管是历史,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都要重视学科间的沟通与交流并尽量在二者间取得平衡,以达到均衡的发展。这是作为对一般的智力训练(intellectual training)的要求而言的,

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来作general work也能干好,无论是领导一个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因为实际上你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老师教的具体知识不久就会被忘却,但是经过训练后能力的提高是抹不掉的。我们应该争取这样的水平训练,作学生的应该有这种自觉,希望北大的老师也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样我们肯定会取得一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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