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进化认识论》中译本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7 次 更新时间:2008-10-23 17: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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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认识论专家格哈特·福尔迈(Gehard Vollmer)博士、教授的《进化认识论》一书(1973年初版)的问世,标志着在现代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进化认识论思潮的诞生。这样一部开山之作,现在由舒远招博士翻译正式出版了。这是我国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研究中一件值得重视和欢迎的事。

  福尔迈这部著作的名称“进化认识论”本身就表明了它的主旨是把人类认识能力放在生物进化论的框架,更具体点说,就是放在人类种系进化的框架内来研究、理解和说明。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究人的天赋认识结构”,一方面表明了它的中心课题是探究人的认识结构的进化的起源及其适应客观现实的可能性的进化的机制;另方面表明它的这种探究决不是限于任何一门个别科学的单一研究,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换句话说,进化认识论实质上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进化认识论》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涉及到了逻辑学、先验哲学、行为研究、生物进化论、神经生理学、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科学理论等等方面。这些方面既可以看作是由各门具体的学科进入进化认识论的通道,又可以看作是进化认识论在各个专门知识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从而《进化认识论》一书就不仅可以看作是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成分的系统的结合,而且可以看作是运用进化认识论对于各个知识领域中长期悬而未决或始终没有得到恰当说明的问题的系统的回答。这部著作在力图克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和把认识的主体性方面的研究纳入到进化的和客观化的轨道上来做出了极其可贵的创造性的尝试。它的主题的重大,见解的新颖和内容的丰富,读者自有体会并会作出自己的评价。关于这些就不用我来罗唆了。在这里,我只想就进化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和意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在说到生物进化论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它对于辩证唯物论哲学的重大意义或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哲学世界观早在1847年(通过《共产党宣言》)就已公诸于世了,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却明确地把1859年(通过《物种起源》)才面世的达尔文进化论规定为辩证唯物论哲学、特别是其辩证自然观产生和形成的自然科学前提之一。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年)还未被应用于生活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先公诸社会(1847年),而后被应用于人类(1859年)。”①列宁在这里指出了近代辩证法发展途程中的三座里程碑:1812—1813年发表的黑格尔的《逻辑学》、1847年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59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断里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在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列宁提到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不谈)的意义在于二点:一方面它是后者的自然科学前提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后者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一种具体运用和光辉证实。

  从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和意义,我们可以类推到进化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和意义。

  我们知道,在近代哲学史上,康德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人的认识结构在建构科学知识及其对象中的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哲学和认识论领域中从“知识依照对象”到“对象依照知识”的哥白尼式的变革。但是,康德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只满足于“独断地”宣称这些认识结构是“先天的”,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先天结构”就完了,而没有、甚至极力回避提出这些认识结构的起源、即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和它们为什么对一切认识主体都同样有效的问题,正是这种情况使康德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主观唯心论和怀疑论或不可知论。

  为了摆脱康德认识论的困境,康德哲学的后继者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就不能不正面地提出和回答人的认识结构的起源问题和它们对于一切认识主体的同等有效性的根据或机制的问题。黑格尔作为这一哲学运动的集大成者,他明确地认识到了,认识论如不摆脱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限制而成为辩证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认识论和辩证法不就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无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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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 版,第147-148页。

  

  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认识结构(作为“纯粹理念”)本身就是一个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为从自然的最低的阶段(无机物)到最高阶段(从植物、动物到人),再依次经过人类意识、人类社会历史、人类精神生活等领域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直到人类哲学这个最高、最后的阶段,正是在这里作为“纯粹理念”的认识结构对自己的起源、发展和本质达到了完全的“自我认识”。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黑格尔关于这个宏伟发展过程的论述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和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我们也可说,表明了认识的结构同自然事物的结构和社会历史事物的结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思维与存在的一致采取了唯心主义的颠倒的形式,他的整个论述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唯心主义的虚构和臆造,从而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科学分析出发,把他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使之站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这个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且摆脱了各式各样的虚构和臆造,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在马克思这里也和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对于人的认识结构的起源和它们对一切认识主体的同等有效性问题的回答依然需要从各个实证科学中获得进一步的充实和确证。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为恩格斯首先注意到了,这表现在他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又明确地提出了要运用作为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的原理,从认识的种系进化的角度出发,对认识结构的各种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回答。他说:现代自然科学,“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例如,那些似乎不言而喻、无需用经验来证明的“数学公理”(我们也可以说,那些对一切认识主体都同样有效的“先天认识结构”)“只是‘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①

  不仅如此,列宁也不依赖于思格斯而注意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同恩格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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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年第1版,第244页。

  

  于数学公理的上述论断相类似,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① 但是,列宁也同样不满足于这个正确论断的抽象性,因而又提出了一种从经验上、从实证科学中来研究和回答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在列宁这里,当然也和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一样,是同一个东西)的诸如此类的根本问题的设想。他在《哲学笔记》中列举了“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而形成的那些认识领域”: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以及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等,同时还注明,这些领域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史”,甚至应该是“全部知识领域”。②从这些文字,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列宁这时的确设想过:应当有一门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以认识的种系进化为纲的、综合性的科学。

  现在,如果把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那些思想同福尔迈博士关于其“进化认识论”的框架、主题和跨学科的综合性质的规定作一比较,我们就不禁要说,不管福尔迈和进化认识论思潮的其他代表人物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实际上是在实现或完成着恩格斯和列宁早巳提出来的认识论研究的设想或任务。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恩格斯和列宁所表述的无非是他们所觉察到的认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这种客观需要也当然是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而为这个领域的专门家所觉察到并通过他们的科学研究而得到某种满足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不能忽视生物进化论一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不应当忽视作为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的进化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家们应当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待生物进化论那样来对待进化认识论:一方面把它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自然科学的前提之一,看作是它的普遍性原理之在某一或某些知识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和证实,从中汲取一切有益的科学的东西,以确认、修正、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认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看出它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生物学

  的进化认识论本身所应有的界限,和由于对自身界限的不自觉而必然带来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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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

  ②《列宁全集》第38郑,第399页。

  

  局限或缺陷,如偏重于认识的生物学方面因而忽视了认识的社会属性,过分强调了认识能力的遗传性而忽视了遗传的可变性等等,并且善于探索出纠正、克服和避免这些局限和缺陷的途径和方法。

  由于对进化认识论的这种认识,因此,当舒远招在攻博期间向我提出翻译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一书的打算时,我当即予以肯定和极力支持。接着,他又和福尔迈博士直接通信,得到了他的热情的赞许和惠赠的该书新版本(现已出到第5版!)。在翻译过程中,他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遇到的最大困难也许是书中所涉及的大量专门学科的内容和术语,为此他不断地向有关学科的专家和朋友们请教,仔细推敲,四处搜寻恰当的译法,还特别购置了一部难得的《德汉科技词汇大全》。我在校阅时因其译文的忠实可靠和流畅易读而深感欣慰。虽然译稿早已完成,可是迟至今日译者才积攒起足够的资金使之得以问世。我想,在认真研读了这本译著之后,人们定会由衷地认为,这部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是译者对于我国的学术事业,特别是对于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和发展作出韵一项有价值的贡献。

  

  原载 〔德〕福尔迈 著,舒远招 译 杨祖陶校:《进化认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1版,第Ⅰ-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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