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新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7 次 更新时间:2008-10-15 09: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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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马克思通过发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独特性质(即创造能力),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同样地,他通过发现特殊的经验事实(即实践),奠定了新世界观的本体论基础,从而揭开了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谜底。马克思批判了超验性的神学的和思辨哲学的含义,重建其哲学意义。在他的语境中,超验性被诠释为实践本身对世界的实然状态的实际超越。在马克思那里,世界不是在人们将其当作“对象”的直观中,而是在人们将其当作“活动”中“是其所是”的。只有在实践的生成和建构活动中,“现—象”才能在本质与存在的统一中呈显人的本真状态。实践的开启性,既是现象学的(即“现—象”),又是辩证法的(即内在地隐含着“正反合”三一式结构)。它们的内在根据均源自实践这一终极的原初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 实践本体论 超验性 现象学

  

  马克思哲学是不是实践本体论?若作肯定回答,那么实践本体论又意味着什么呢?对此,尽管经过了若干年的讨论,国内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本文试就实践本体论的内涵作出几点新的诠释,这本身亦可看作对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本体论之论断的证明。

  

  一、领会“实践”之作为本体范畴的契机

  

  马克思何以把实践作为本体范畴确立起来呢?因为把实践作为终极的原初性范畴加以确认,其意义非同小可。这样一来,“历史地”“思”就获得了一种可靠的哲学保证,从而不再是思想家或然的偏好,也不再是思想家一时激动的结果,而是哲学意义上不得不如此的致思取向。然而,只有通过重新诠释实践本体论的丰富意蕴,马克思的这一哲学贡献才有可能被充分而深入地发掘出来。

  人们之所以怀疑把马克思哲学诠释为实践本体论的正当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未能领会“实践”作为本体范畴的合法性。我们从海德格尔把“人”作为“此在”这一特殊的“在者”而成为领会“存在”的机缘处,可以得到某种启示,从而理解“实践”作为“事实”乃是经验存在何以有资格成为本体范畴[①]。其实,从马克思思想本身同样可以找到一个有意思的“类比”。这种内证性的契机,似乎更有说服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揭示的劳动力商品化及其表征的独特性所蕴含的深刻历史内涵,乃构成实践这一经验事实之独特性及其对一切存在者之开启的狭义表征和缩影。正像后来海德格尔通过发现特殊的“在者”(即“此在”),找到了敞显在者之在的机缘一样,马克思通过发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独特性质(即创造能力),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与此相类似,马克思通过发现特殊的经验事实(即实践),奠定了新世界观的本体论基础,从而揭开了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谜底。实践的终极原初性、人的在场性,都能够在这种运思中得到顺理成章的说明。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和砂糖一模一样的商品”[②]。因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③]。然而,劳动力又是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作为商品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价值上它与其他商品毫无二致;另一方面,在使用价值上则区别于其他一切商品,劳动力所具有的创造和生成能力作为人的实践能力的表现,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同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指劳动力——引者注)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此所谓“创造”不应囿于经济学语境作狭隘的理解,而应在哲学意义上被广义地理解。马克思说:“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只有劳动产品中包含的价值超过生产该产品时消费的价值总和的那种劳动,才是生产的。”[④]这里所说的“生产”,就带有“创造”的性质,它恰恰是实践的内在本性的要求和表征。“生产”性的“劳动”,就是那种“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劳动能力使用者由于购买劳动能力而取得的剩余价值。”显然,劳动能力的价值与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其根源就在于劳动力本身的创造性。这里体现着“生产”同“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在于发现了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劳动力同别的商品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劳动力在使用中具有创造的性质,而其他商品则不具备这种独特的性质。马克思说:“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现实物质,是劳动本身,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是活的劳动。”[⑤]所谓“活的劳动”,不仅是指它只有在实际的使用中才能实现,而且指它是不断自我超越、自我增殖的过程,是一种有生命的创造过程。这是一切物化劳动所不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此特征归根到底乃是由实践能力决定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力即可变资本。”马克思揭示出“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乃是“创造价值的力”,它在实际的运用中造成“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自行增殖”。劳动力在其执行职能期间,无论是就其“动”的方面而言,还是就其“静”的方面而言,都表现为“创造”活动。它们一个是就“过程”而言,一个是就“结果”而言,但实质是一致的。马克思说:“劳动力在它执行职能期间不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劳动力方面表现为运动,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东西,在劳动力的产品方面,在静止的形式上,表现为已经创造的价值。”劳动时间何以能够成为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准?这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狭隘观点去看待,而必须将其置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高度,即从人的实践的创造性及其真正的时间性(它们归根到底都不过是“生产性”的表达)表征的高度去领会。

  作为经验事实的“实践”之成为本体范畴的秘密,就类似于劳动力作为商品之特殊性的秘密。马克思在把“实践”称作“感性的人的活动”或“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实践”之作为经验事实的性质。但这种“感性的人的活动”或“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又不同于所有非实践的经验事实。对于实践创造或生成一切可能的本真的存在而言,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独特性不过是一个狭义的隐喻;对于劳动力商品而言,实践的创造性和生成性及其对于存在论的奠基作用,则又是一个展开了的广义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揭示剩余价值来源时所说的劳动的创造性,只是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狭隘含义,在一般意义上,劳动的创造性则具有人的存在论的一般意义。马克思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因此,“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乃是“实践”的本性,正是它塑造着我们的存在及历史本身。

  马克思说:“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⑥]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使人的存在成为一种“积极的存在”。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青年马克思就提出了“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⑦]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的存在是“积极的”“存在”。这种“积极的”特点归根到底源自实践本身所特有的创造性质。说“人”“积极地实现其本质”,同说“人”“积极地实现其存在”,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本质正是在实际地生成(亦即动词性的存在)中展现并完成的。就此而言,二者是内在统一的。这里最为关键的是“积极的”存在。

  严格地说,实践的开启性不在于它“生产”了某种作为结果的经验存在物,而仅仅在于实践所显现的敞开性本身。或者说,作为原初范畴的实践,其本体论性质不在于它是“生产”的,而在于它是“生产性”的。在不那么准确的意义上,可以说,实践乃是作为经验与超验的联结者而现身的。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某种危险之中了,因为它意味着先行地设想有某种此岸与彼岸的分裂。这同实践的原初性是相矛盾的。事实上,当我们把实践作为本体范畴加以确认时,就已经赋予其在终极的原初性意义上所具有的优先性了,而一切可能的分裂都只能从实践这一原初范畴那里内在地引申出来。当然,这一切可能的分裂最终还需要实践的弥合。因为实践一方面生成了、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一切可能的分裂和对立。也正因此,它才有资格充当本体角色,从而作为本体论范畴。

  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实践”的“生产”性就表现为“生产力”。我们应当从哲学的高度领会生产力的意义。作为实践的能力,生产力具有终极的规定性。马克思之所以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哲学上说,归根到底乃是由实践通过生产力所表达的开启性决定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历史观何以把生产力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历史本身的生成了。在谈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时,不少人喜欢进一步追问:生产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似乎能够以此显示自己的追问习惯和彻底精神。其实,过度追问同拒绝追问一样是糟糕的。对于生产力的这种发问,实际上就属于过度追问,毋宁说是一种对于怀疑的误用或滥用。生产力的本根性决定了必须在它那里终止追问。所以,只有从哲学层面亦即本体论意义上去领会生产力及其深刻含义,才能真正彰显其本真性蕴涵。“生产力”概念及其初始性与实践范畴的原初性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的终极决定作用乃是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初范畴的实践之落实。这恰恰意味着生产力范畴的本体论含义、哲学含义。

  实践的原初性究竟是逻辑在先意义上的,还是时间在先意义上的?其实,一般地或抽象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恰当。我们只能说,就实践所生成或生产出来的存在者而言,它是时间在先的。因为这不过是一个经验事实,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⑧]。而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只要正视这个经验事实,“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例如跌入意识形态陷阱而难以自拔的思辨哲学所提出的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就实践同其构成条件的关系而言,它又是逻辑在先的。因为只有逻辑在先式的“思”,才能保证并凸显实践的绝对原初性。偏好经验思维的人喜欢如此追问并设想:只有先有了“人”和“工具”,有了“对象”的先行存在,才会有人的“活动”,从而“实践”才是可以被理解的。由此可见,逻辑在先性的确立,乃是经验地“思”的一副“解毒剂”。

  与马克思的哲学不同,黑格尔哲学所致力于的仅仅是揭示“思想中的东西”之“生产的活动”[⑨]。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本末倒置了,从而跌入了意识形态陷阱,它所“发现”的只是意识形态所导致的遮蔽中、颠倒中的情形,而根本不是历史的真相和本真性规定。因此,马克思为自己确立的哲学使命就是揭露黑格尔思想的虚幻性。他必须致力于揭示“现实中的东西”的“生产的活动”,这就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实践所开启的人的存在世界之本真状态的“敞显”。实践本体论的全部意义归根到底就在这里。马克思对实践之终极原初性的确认,使本体论真正获得了其真实内涵,那就是本体论由此内在地引入了人的存在的立场,从而可以在当之无愧的意义上使用“存在论”的称谓。?

  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使“本体论”真正成为“存在论”,从而使“本体论”获得了真实的意义。因为在哲学上对实践的终极原初性的确认,使本体范畴同人的存在之间获得了内在的和本然的联系。只有实践本体论才能完成马克思所揭示的哲学使命,即“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从而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离开实践的终极原初性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最终都无法逃避把“真理”推向“彼岸世界”的命运。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情况都是如此。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⑩]这段论述极具深意。从“人的根本”到“事物的根本”,到“理论”的“彻底”性,再到“说服人”,及至“掌握群众”,直到“变成物质力量”,这条线索显示的是一种人本学立场,但又不同于以往的人本学,而是实践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本学。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回到“人本身”,是唯一的通过回到人的实践的存在来实现的。所以,按马克思的说法,“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11],也就是建构实践本体论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马克思的肩上。如何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有赖于回到“人本身”,而只有从哲学层面确立实践的终极原初性,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只有揭示并把握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的“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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