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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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一

  

  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中一个最重要也最富特色的时期。在半个多世纪里,各种哲学思潮风起云涌,极不同色彩的哲学学说如雨后春笋,它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无情的批判,刚建立起来的一种哲学体系瞬息之间就为另一种哲学体系所代替,而等待着这另一种哲学体系的也同样是被取代的命运。在这样的斗争和更替中,近代哲学的发展达到了其“古典的”高度,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哲学的本性和规律也逐渐地显示出来而为人们所意识到了。为了理解和把握人类哲学史上这一宏伟壮观和扑朔迷离的景象,需要对它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和描述,而其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个课题,就是从辩证思维的高度出发,探索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

  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就是要把它作为人类思维自身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矛盾进展来研究,或者更确切、更仔细点说,就是通过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具体材料的研究,将各种哲学学说整理成为不同的哲学发展形态或发展阶段,寻找出这些形态或阶段的内在联系和将它们按一定的顺序贯穿起来的内在规律,从而使它们作为人类哲学思维由于内在矛盾而向前推进的,必然的、活生生的自己运动的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因此,所谓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实际上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的历史进程,只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外在性和偶然性,它是现实的历史进程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修正过的和在纯粹的、典型的、逻辑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简言之,它是现实的历史进程之辩证逻辑的再现。

  当然,提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的任务,并不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可以脱离它由之产生出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条件,而只是意味着,在这些基础和条件下,思想的历史仍然呈现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自身规律性的过程,它是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加以把握的,而不是随意的、偶然出现的现象。一个历史阶段上的哲学思想即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乃至于物质生活总体趋势的反映,同时又不能跳出其思想发展的历史前提,这个前提乃是过去多少代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思想劳动所造就的,因而是后来哲学思想得以进行的最直接的思想前提或思想基础。每一个想要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的哲学家都只能在这个前提或基础上继续发展,哪怕是对过去的成就加以否定,也仍然只是从这些已有的成果中吸取经验教训和否定的力量,而不能置之不顾。这就形成了人类思想发展的连贯性和可理解性,从而为探索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提供了根据和可能。

  

  二

  

  德国古典哲学以它先前的近代哲学为其思想发展的历史前提。近代哲学的发展及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为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所要解决的任务,而且以萌芽的形式提供了解决任务所必需的条件或手段。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哲学发展之历史的、必然的继续。

  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把认识论的研究逐渐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从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经过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复较量,也就日益取得了它的明确的形式和核心的地位。早期各派的哲学家仅仅意识到思维和存在这对基本哲学范畴之间的表面的外在差异,而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或对立和互不相容的矛盾性。因此,他们都朴素地、率直地相信人可以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即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只在于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获得这样的真理性认识的,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是如何达到同一的。理性派在论证只有通过理性从天赋的观念、原则或真理出发进行正确的推理才能得到真理性知识的过程中,他们既把思维确定为主体,又把思维实体化了,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实体本身具有主体能动性的思想萌芽(从笛卡尔的“我思”原则到莱布尼茨的作为力或灵魂的“单子”)。但是,他们都还未能摆脱通过那个时代特有的占支配地位的机械论将能动的思维固定起来,僵化起来的局限性,从而使思维的能动性大打折扣,甚至消解为无(如在斯宾诺莎那里,作为“不动”实体的属性的思维只能服从既存的机械必然性的链条)。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内部孕育着的这种主体能动性思想即是克服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达到它们的同一的基本条件或手段,因而是必须引入认识论的主客关系中来予以一贯发挥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在他们那里主观思维和客观物质世界始终彼此隔绝、互不相及,他们既没有以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来说明知识的生成,也没有以它作为说明思维和存在之所以能够同一的根据。他们关于理性认识和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一致符合,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断只不过是一种未经证明的独断,他们于不得已用来说明这种一致符合的种种论据,从“身心交感说”、“身心平行论”到“上帝非骗子说’、“上帝设计说”、“前定和谐说”等等,本身不是缺乏根据的形而上学独断,就是毫无根据的神秘主义独断。理性派越是求助于诸如此类的论据,他们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主张就越是令人怀疑和不相信,人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类论据后面的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是思维和存在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和矛盾。这一点正是在经验派诘难理性派和论证只有通过感觉经验才能获得主客一致的知识的过程中实现的。洛克通过一系列区分主客的二元论因素和不可知论因素,开始注意到了思维(观念)和存在(实体)这两大范畴之间不是像在霍布斯和笛卡尔那里那样只有外表的差异,而是存在着质的区别即对立,不过这种质的区别仍像在笛卡尔那里一样被归结为两种实体(心灵和物质)的区别,即存在的区别。到了休谟那里,思维和存在的质的区别就发展成了一种不可通约性的区别。他以怀疑论和唯我论的形式,论证了我们所知的只有知觉,而不可能知道知觉是否有知觉以外的客观存在为其来源,也不知道知觉之间有什么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即客观内容。这样,在休谟这里,思维就成了纯粹主观性的东西和绝对非存在性的东西了。简言之,他否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什么同一性,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提出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来研究。与此同时,18世纪法国唯物论则把洛克的经验论和笛卡尔哲学中的机械唯物论结合起来,走向另一极端,表明存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纯粹客观物质性的东西,是不能由思维(不管是人的思维还是上帝的思维)来设定的东西。人的思维不过是物质性的身体器官的一种反映功能或属性,思维的内容全部来自客观物质世界对身体器官的作用和决定所产生的感觉,并且就是感觉的变形,因而不能不与客观物质世界相一致。这样,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就在休谟和法国唯物主义这里第一次以赤裸裸的方式暴露出来,体现为主观性和客观性两个势不两立的原则,而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则表现为休谟的怀疑论的否定和法国唯物论的独断论的信念,即纯粹的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的可知论的对立。

  由上所述可见,在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以前,思维和存在这一对基本哲学范畴在近代哲学中已从表面外在的差异性发展为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并最终体现出不可相容的矛盾性;与此相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也经历了从两者如何达到同一到两者是否可能同一的重大变化。这样,近代哲学的发展就已经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如何可能是一致的?不解决这个问题,近代认识论就无法成立,作为思维和存在相符合的科学知识就会没有根据,资产阶级反封建最锐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即理性、科学就会失去作用。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哲学思维就必须超越单纯认识论和理性、科学的范围,而涉及到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深入到人的实践活动领域。近代哲学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的任务:休谟怀疑论指明了传统形而上学在这个问题上所能达到的极限,它以毁灭人类整个科学和理性的信念相威胁而向哲学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通牒;法国唯物论代表理性和科学,虽以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思维和存在相一致的终极信念,但又通过其最终陷入的历史唯心论而将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扩展为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不一致;17世纪形而上学虽然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即思维的主体能动性,但它自身尚来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而仍被束缚于那个时代一般形而上学的机械性、被动性之中;——这些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从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中必然地,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思想前提或思想基础。

  

  三

  

  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虽然在休谟和法国唯物论那里体现为主观性和客观性两个原则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仍然还只是外在的。因为无论在休谟还是法国唯物论那里,主观性仍然被理解为某种被动的、被决定的和既存的东西,它和客观性一样不具有主动性或能动性。正是这一点,使休谟在陷入极端主观主义和唯我论时,还能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实在论”者,也使法国唯物论在社会历史观上违背自己的原则而走向唯心主义时丝毫也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矛盾。只有当康德将理性派自身内孕育着的主体能动性原则和体现在休谟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里的主观性原则以及体现在法国唯物论里的客观性原则结合在一个体系里,从而将主体能动性原则首次明确引入认识论的主客关系中时,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才真正体现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必然性)之间的本质冲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才不再是两种思维(我的思维和上帝的思维)或两种存在(我的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的外在关系,而是绝对能动的思维主体和绝对必然的思维客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了,思维的主观能动性才第一次被有意识地提到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作为达到主体和客体同一的一个先决条件来看待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此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即:人的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才能获得必然性的知识。但人的主观又必须具有自发的能动性才成其为主观。也才能获得知识。那么,客观制约性(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如何才能达到一致呢?这就是把德国古典哲学和它以前的近代哲学区分开来的新质所在。

  把主体能动性原则引入到认识论的主客关系中来,作为解决主客矛盾,论证主客统一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手段,这是康德的丰功伟绩.也是他所发动的伟大哲学革命的实质所在,因而这一点也就最明显地表现在康德哲学中而构成其哲学的基本特征。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他所开始的哲学革命的继续,从总体趋势上看,也都是力图发展主体能动性原则,超越认识论范围,逐步深入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各个领域,以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达到两者的统一的努力的表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是主体和客体,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运动的体现,而这一矛盾运动所经历的那些依次发展的阶段即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

  1.为了解决近代认识论中出现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巨大矛盾,康德首先把认识和实践分开,以便在主观认识范围内,通过赋予认识以主观能动性(自我意识或统觉运用先天的知识形式综合统一感性材料使之成为知识和知识对象的能动性 ) 以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但他只达到主体和作为现象的客体的同一,即主观范围内的同一,真正的客体或客观存在(自在之物)被排除在这个同一之外,被宣称为认识永远达不到的彼岸,这个彼岸的到达只有在实践(道德)范围内才可以设想。因此,康德只是提出和揭示了主体和客体之间原则上的对立,并为在主观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辩证解决这一对立作出了暗示。这可以说是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对立批判地呈现出来的阶段。

  2.费希特接过了康德的暗示,把认识和实践统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活动(行动),认为主体的这种行动就能建立起与之对立的客体,并实现主客的同一。这样,他就抛弃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把主客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主体内部由自我设定对立面(非我)又回复到自我的能动的辩证的活动,因此他的哲学就成了一个逻辑上一贯地推演出来的体系。然而,正由于主客体的这种统一只是在主体、自我意识内部的统—,费希特哲学就陷入了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在他那里,客体、非我要么是一种由自我设定起来的纯粹虚幻的假象,要么就仍然是像康德的自在之物那样和主观自我相外在,同主体(只不过是在幕后!)尖锐地对立着,带有神秘的不可知论的特征。而当费希特为了逃避唯我论,不得不设定一个“普遍的自我”来克服自我与非我的对立时,他不过是把自我和非我的对立发展为自我与绝对自我的对立而已,这就已经违背了他自己的前提,而开始向客观唯心主义过渡了。这可以说是在行动的主观主义条件下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达到极端的阶段。

  3.谢林正是在费希特哲学转向客观唯心主义这一契机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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