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思想者和漂泊者之间的连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8 次 更新时间:2008-09-17 15: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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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思想者在精神上与它的时代总是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只有一个人与时代处于尖锐矛盾之中才能进入到思想者行列,才会真正有所思想,于是,庸人们活得很幸福,思想者却往往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人类思想史在大多情况下都是这样被书写的。

  我想专门说一说卢梭。一般意义上,卢梭(1712-1778)一生很不幸福,这是因为他没有像常人那样苟活(苟活往往是一种舒适温暖的状态),而是用犀利的目光审视他所处的时代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招致统治者无休无止的迫害,即使身边朋友也纷纷远离而去,凄苦孤独始终伴随着这个为人类理性的健全和发展不懈奋斗的人——最初,法国大理院下令焚烧他的作品并要逮捕他,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同样不见容他,下令焚烧他的书籍,卢梭又逃亡到普鲁土属地莫蒂埃,而莫蒂埃教会马上发表文告,宣称卢梭是上帝最危险的敌人,卢梭只好流亡到圣彼得岛。

  一个用思想活着的人除了思想还能够干什么呢?在莫蒂埃流亡期间,卢梭开始撰写一部在他看来十分重要的作品: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这部作品,就是大家熟知的构成人类思想史重要章节的《忏悔录》。

  我们重温一下这部伟大著作的著名开篇:“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没有人敢这样说,因为并非所有被生活污水浸泡过的人都还能够像卢梭这样保持如此纯净的精神质地,更没有人能够具有如此敏感复杂的心灵和如此激扬而深刻的理性——所有这些都是苦难的思想者-漂泊者与活得很幸福的庸人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无法把他们归为一类,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生活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活得如意,另一种活得不如意,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如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如意的人各有各的不如意。在宏观意义的社会和微观意义的单位中,识时务的“俊杰”如鱼得水,与“常规”格格不入的人的生活却像浸了水的棉絮一样沉重。不能说与“常规”格格不入的人都是思想者,但是思想者必定与“常规”格格不入,就像卢梭那样,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任何用思想而不仅仅用肉体活着的人那样。

  人各有志,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违背“常规”颠沛流离,正因为这样,考察思想者为什么会违背“常规”而成为漂泊者,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两者连结在了一起,就变得十分重要起来。

  

  2

  

  我曾经在《中国单位制度的极权主义特性》中,探讨单位作为社会基本单元是如何运作以及它产生了怎样的社会结果,篇幅所限,我不再重复其中的观点,但是,对于所谓的单位制度,还是要做一个提示。简单说来,我们目前的单位制度来源于政府权力对社会成员的高度控制,这种控制完全取消了私人空间,社会成员一切精神、物质所求只能从一个渠道获得(管仲“利出一孔”者也),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必须完全忠诚和顺从政府(单位)权力,否则你就会被“划入另册”,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漂泊者。

  我们已经说过卢梭作为漂泊者的命运。有没有一种相反的情况,譬如思想者得到权力的庇护,不再是漂泊者了呢?我认为没有。为什么没有?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漂泊者的精神自由是思想者的身份证明,思想者如果得到权力庇护,一定意味着丧失精神自由,而丧失精神自由的人的漂泊者身份也必将随之消失,所以,权力可以庇护向权力归附的人,却无法庇护真正的思想者;二、作为社会学范畴的话题,我们必须注意到历史逻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权力即使心情最好的时候对思想者也总是充满了警觉,因为思想者永远都在妨碍权力,权力从本能上排斥和仇视思想者,除了《水浒传》里描写到的那种“招安”之外,权力不可能在任何思想的意义上庇护思想者,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逻辑。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古代的例子。

  《战国策·赵威后》记述了赵威后(赵威后即赵太后,赵惠文王之妻,赵孝成王之母,公元前266年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以其年幼,故由赵威后执政)接见齐国使者的一次谈话,原文不长,引述到这里——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曰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我现在用我的语言叙述一遍。

  有一年,齐襄王派遣使者访问赵太后同志,赵太后同志还没有打开书信,就问使者:“齐国今年的收成还可以吧?人民群众的生活进入小康了吗?他们安乐吗?社会和谐吗?你们大王身体好吗?”

  使者有点儿不高兴,说:“我是奉大王之命专门来向太后致意的,您不先问候和关心我们大王,却先打听自然年成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是不是有一点儿先卑后尊了?”

  赵太后同志笑道:“话可不能这样说,同志。如果没有年成,人民群众凭什么繁衍生息?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大王又怎么能够在天下称尊呢?这可不是舍本求末,这是顺应历史和现实呀!”

  使者无语,赵太后同志接着又问:“我听说齐国有一个叫钟离子的隐士,他最近情况怎么样?钟离子这个同志主张有粮食的人有饭吃,没粮食的人也有饭吃,有衣服的人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的也有衣服穿……你知道吗?他这是在帮助君王呀,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齐王为什么至今没有重用他呢?叶阳子同志还好吧?我知道他这个人主张怜恤鳏寡孤独,振济穷困不足,这是在替大王存恤老百姓呀,齐王为什么至今还不把他任用起来呢?北宫家的女儿婴儿子好吗?她不幸失去丈夫以后,摘去耳环玉饰,至今不嫁,一心奉养父母,用孝道为人民群众作出了表率,可是我没有听说她得到朝廷的褒奖……你看哦,这样的两位隐士不受重用,这样的孝女不被奖励,齐王怎么能治理好国家,怎么能够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呢?”

  使者当然不好回答这些应当由君王回答的问题,继续沉默。

  赵太后同志意犹未尽,话锋一转,突然问道:“我听说你们齐国的於陵有一个叫子仲的混蛋,目前难道还活在世上吗?这种从来不认真学习和领会齐王的思想,在上对君王不行臣道,在下不能很好治理家业的人,群众影响很不好,长久下去,会把人民群众引导向极不正确的方向,齐王为什么至今还不把他杀死呢?”

  故事并不复杂,然而怎样解读这篇短文,却变得复杂起来——《古文观止》评价说,本文“通篇以民为主,直问到底;而文法各变,全于用虚字处著神。问固奇,而心亦热,末一问,胆识尤过人”,似乎颇为中立;当代人却比古代人更为激赏,我最近看到有人这样解读这个故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古人早已悟出了民主政治的精髓,一个国家是以人民为尊贵,而非君主、统治者为尊贵的,这是近代人民主权论在远古的先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主只是为人民所认可的管理者,是‘人民的公仆’,可见,中国这种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早在先秦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真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国文化典籍中总是津津乐道的贤明君主的形象。什么是“贤明君主”呢?就是懂得老百姓的收成好了吃饱了饭(生存权和发展权)才能够稳固君主地位的人;懂得把最符合君主利益的人才(赵太后提出了几条重要的标准)及时选拔到官僚机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的人。有了这个定义,也就不难理解这个故事讲的归根结底还是君主统治术——君归根结底为君,民归根结底为民,不可变更,不可改动。

  事情还不仅于此,更值得注意的是赵太后同志最后那句话:“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露馅了:那些对君王不行臣道,不能很好治理家业,脱离于“常规”之外的人,早就该杀死他呀!不杀是不该犯的大错呀!……我实在看不出赵太后同志“早已悟出了民主政治的精髓”,更看不出她有“君主只是为人民所认可的管理者,是‘人民的公仆’”的见解。

  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思想者都是赵太后同志竭力主张赶快杀掉的子仲,我们两千多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结果,我们从当下的行政单位看到了一个当代“子仲”——这家伙无视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信守正义,固守原则,绝不为了升官出卖灵魂,不贪不腐,遇到不义之事还喜欢非议几句……领导(君主)会怎么看?领导会认为他是一个人才吗?不会。相反,这个“有些怪怪的人”反而会让领导觉得很别扭很麻烦很操蛋很不是玩意儿,这个所谓的子仲将会遭遇怎样的对待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们不说暴行,譬如赵太后同志喜欢的“杀”字,我们只说在上级领导无微不至的呵护体贴中,这个人就像蛤蟆被放在逐渐加热的水中那样,不知不觉就会被窒息,被边缘化为“无”——结果还是被“杀”了。

  “被边缘化”在我们今天具有一种残酷的意味:你的思想再有价值也不会被容许出现在主流期刊和媒体上,相反,会有很多种力量参与对你的围剿,仅仅因为你非法地持有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标准和规格的思想。具体到一个环境当中,你不仅升迁无望,还将面临评职称受阻的困境;即使你是某项学科的权威也得不到科研立项;你学富五车也无法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你像牛一样勤恳工作反倒拿不到年终奖金;你作为多余人到处遭受白眼:遭受最高领导的白眼,遭受中层领导的白眼,遭受基层领导的白眼,遭受办公室同事的白眼,甚至单位司机和掌握饭勺的炊事人员都对你施加眼色……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要知道,权力的野蛮力量不仅能够消泯正义,更能够扭曲道德,一个不被权力欣赏的人在很多种情况下都是不被任何人欣赏甚至于被排斥的人。

  谁能够耐受住这种可怕的煎熬?

  曰:思想者,仍旧是思想者,那些把思想看得重于生命的人。

  

  3

  

  我们固然可以说糟糕的处境会成为思想者的温床,但不是说所有处境糟糕的人都能够成为思想者。事实上,有一些胆大妄为的人不但没有成为思想者,反而成了歹徒,譬如被逼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譬如最近因为杀死六个警察而名扬天下的杨佳;也有更聪明的人选择了妥协,竭力成为权力者的附庸和打手,以灵魂的小小堕落换取一种通行的活法,在这种活法中想方设法攫取物质和精神的利益……唯独真正的思想者大道当风,不改初衷,坚守着他的阵地。这出于一种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思想者成为对糟糕处境发出哲学诘问的人,他不仅想弄清自己糟糕处境的来源,还想弄清身边人糟糕处境的来源,更想弄清整个国家乃至于全人类糟糕处境的来源。我们前面说到的卢梭就是这样的人。

  思想者的处境非得要如此糟糕么?能不能“和谐”一些,别让他们这么艰难?好像是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温习一下马克思的教导就更清楚了。我知道引用经典作家语录会让人感觉很枯燥,但是为了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引用在这里又似乎不可避免,我建议读者耐心读下去。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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