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今天》的故事

——北岛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6 次 更新时间:2008-09-08 14: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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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 (进入专栏)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就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

  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南方都市报:那时政府对民主墙的态度是怎样的?

  北岛:邓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个晚上,一个加拿大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刚被邓小平接见后,来到“民主墙”。没有麦克风,他就通过人声一层层向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邓小平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我当时也在场。显然,民主墙最初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大约在中越边界冲突后,邓小平对民主墙的态度完全变了,提出严厉的批评,于是民主墙被迁到月坛公园的指定地点,随即被关闭,而“民主墙”最终被拆除,就像被强行抹掉的一段历史记忆。它前后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吗?

  北岛: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今天》的出现跟当时包括民主墙在内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北岛:是的,《今天》问世无疑和国家的大气候有关。1976年是多事之秋:“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捕,最终是邓小平上台,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政局明显得变得宽松多了。中国人是有特殊嗅觉的动物,任何微妙的变化闻都能闻出来,于是蠢蠢欲动。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触动吗?

  北岛:这要说起来得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即红卫兵运动的高峰期就有人开始写诗了,比如食指(原名郭路生)。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把大家一下抛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而食指的的风格正好与此契合,他的诗歌在全国范围内被广为传抄。

  那时候,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文革”期间,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三个都是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比如,我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再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他是画家。就这样一圈一圈,大家串在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后来因受到警察的“围剿”,许多作品或遗失或被没收了。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这种沙龙还是受到限制的?

  北岛:何止受到限制,当时可得冒着危险,弄不好进大狱。徐浩渊的沙龙很早就被警察查抄了,她弟弟坐了牢。说到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文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还有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得以发表在《今天》上。比如依群的诗,甚至连本人都没有了,是赵一凡提供的抄本。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地下也流传过不少小说,比如《九级浪》、《第四次慰问》、《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等,和诗歌相比就显得弱多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有一次我跟彭刚、芒克喝酒时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这是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后有感而发的。我们一直在等待机会。1976年以前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们的作品发表的可能。1978年政治上的松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关键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与同班同学的沙龙不同),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帮我们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几百份。他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后来当过分厂副厂长,现已退休。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估计早就不在了。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他妻子叫申丽灵,多才多艺,有副好嗓子。她父亲是民盟的元老,文革时全家被遣返回山东原籍,她在北京上访多年,与陆焕兴成家。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其中有两位值得一提,张鹏志和孙俊世,他们既博学又能干,对《今天》创刊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陆焕兴,他把自己的小家腾出来印刷,那要冒多大风险啊。说起他的小家真是令人怀念。他们常备几个小菜,大家带酒去。申丽灵没有北京户口,大家每月给她凑点儿粮票什么的。我们当时过的就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那小村子没人管,闹得多晚都没事儿。我的一首诗《走吧》,就是给陆焕兴过生日即兴写的。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这也是个小插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直到最后一分钟,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号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了,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我们骑车来到东四的一家饭馆(那是北京极少数夜间营业的饭馆之一),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白酒。席间决定由陆焕兴、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张贴《今天》。那是要冒点儿风险的。酒后有点儿伤感,告别时还有人落了泪,真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改呢?

  北岛:很容易,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比如中文数字的“零”是扁圆形,中间加个小八就改成四;在“二”中间加一横就改成“三”。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12月23日我们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去的是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

  南方都市报:有受到阻拦吗?

  北岛:在人大张贴时,学校保卫组出面阻拦,争吵后我们照贴不误,据说我们走后就被揭掉了。其它地方都挺顺利的。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是能否会为人们所接受。在工农兵文艺的一统天下,这类文学作品已绝迹很多年了。于是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后来成为《今天》核心成员的周楣英就是这么跟我们联系上的。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的封面是怎样的?

  北岛:都是黄锐设计的。原来第一期封面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它是油印的,在栅栏围住的窗口中有“今天”的字样。 因为蜡版刻印的效果不好,封面不够醒目。从第二期起,徐晓弄来学生会介绍信,在印刷厂制成铅印封面,即那个天蓝底色青年男女奋进的设计,后来我们用这个铅印封面重印了创刊号。

  南方都市报:“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适。芒克灵机一动,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我后来向冯亦代请教《今天》的英文译名,他说,“TODAY”不好,接着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强调时代的紧迫感。《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像这样的学者就是白吃干饭的,睁眼说瞎话,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顾。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物证俱在,而历史还是被悄悄篡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说吗?

  北岛:从各种角度来说都有问题。首先,“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矛头直指官方意识形态。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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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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