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

——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一点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8 次 更新时间:2008-09-08 10:41:18

汪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作者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总结。文章对书中涉及的帝国—国家、封建—郡县、礼乐—制度等二元对立范畴、历史中的“连续性与断裂”及“时势”概念、科学世界观和民族主义知识等问题进行了细致阐释和反思。作者强调: 在思想史研究中, 需要将过去的思想世界从观察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 使之成为一种思想的视野, 用以观察和反思我们置身其间的现代世界和知识状况。   

  在中国历史研究中, 人们经常对用于描述历史现象的概念和范畴以及相关的研究范式产生疑虑。这些疑虑主要集中在两点: 首先是对理论范畴和社会科学范式能否有效地描述和解释历史现象的疑虑, 例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就曾发生过有关能否用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这一概念描述中国历史中的类似现象的争论; 其次是对西方概念和范畴在解释中国现象时的有效性的疑虑, 例如我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卷中有关西方思想中的“帝国—国家”二元论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衍生的质疑。由于这些问题经常被放在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之间的二元关系中加以检讨, 问题的尖锐性反而由于被化约为所谓“西方—本土”或“普遍—特殊”的矛盾而失去了理论意义。也正是与上述两重疑虑相关, 许多历史学者致力于激活传统范畴以解释历史现象。在我看来, 单纯地依赖传统概念和范畴并不必然保障解释的有效性, 因为这些概念和范畴往往是在现代思想和理论的烛照之下才显示出意义的; 也因为如此, 尽管我们需要对理论概念和社会科学范畴的运用保持审慎的态度( 历史化的态度) , 但这些概念和范畴的运用本身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要想让上述质疑的合理性获得真正的理论意义, 就必须突破那种“西方—本土”、普遍—特殊”的二元论, 重新思考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 我试图结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涉及的相关问题, 对中国思想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三组概念: 帝国与国家、封建与郡县、礼乐与制度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 我提到三组涉及政治制度的概念。第一组概念是产生于西方思想的帝国和国家。在有关中国的历史研究中, 存在着两组有所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理解框架, 一种将中国理解为一个与西方近代国家相对立或形成对照的帝国( 或者文明, 或者大陆) , 而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历史中早已出现了一种以郡县制为内核的早期民族国家。这两种表述相互对立, 但都是从欧洲近代思想中的帝国—国家二元论发展而来。不过, 我在批评帝国—国家二元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帝国或者国家的概念, 而是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综合两种叙述中揭示出的中国历史的一些特点。第二组概念是中国传统的郡县和封建, 这是中国历史中相当古老的范畴。在讨论宋代至清代儒学的时, 凡涉及具体政治解释的时候, 我很少使用帝国或国家的概念, 而是从儒学家们或士大夫们使用较多的范畴即郡县和封建着眼。比如在解释宋代天理之成立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了围绕着郡县和封建问题展开的儒学辩论, 并力图从这个儒学辩论的内在问题着眼来分析历史变迁。第三组概念则是更为古老的礼乐与制度( 先秦文献中为“制”, 后来发展为“制度”) 。在解释宋代的时候, 我讲到礼乐和制度的分化, 但我不是一般意义地将礼乐与制度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描述性范畴加以运用, 而是将这一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置于宋代道学

  和史学的视野内部, 从而让这一表面看来的客观历史叙述同时变成了一个历史判断或价值判断的领域。

  让我从最后一组概念谈起。对于先秦儒者而言, 礼乐与制度具有相互重叠的关系, 但宋代儒者却以不同方式将两者区分开来, 进而发展出“礼乐与制度的分化”这一命题, 用于对历史的描述, 即“三代之治”是礼乐与制度完全合一的时代, 而后世制度却与礼乐的世界之间产生了分离和隔绝。因此, 礼乐与制度的区分本身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命题。由于宋代儒者用礼乐来描述古代的封建, 用制度说明后世的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国家, 从而礼乐与制度的区分密切地联系着有关郡县和封建的政治思考, 尤其是从这种思考出发展开的对当下政治的判断。宋儒力图在日常生活层面恢复宗法、井田、封建等三代之治的具体内容, 但这种复归古制的行动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是复古, 而必须置于对于科举制度和郡县体制的正规化的批判性的理解之中才能被理解; 他们反对科举, 但没有简单地要求恢复古代的选举, 而是要在新的语境中对科举制度加以限制和补充; 他们倡导古代的井田制度, 目的是对抗唐代后期开始实施的两税法及其后果, 但并不认为宋代社会必须重新回到井田制度之中; 他们参与恢复宗法的实践, 以对抗唐代以后谱牒散落、政治制度愈益形式化的历史状态, 但也并不认为整个政治制度必须向古代分封的方向发展, 毋宁是承认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度的合法性的。复归古制是为了批评新制, 但这个批评不是全盘否定, 而是基于对时势的判断, 要求在郡县的框架下吸纳封建的要素, 进而改革当前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 宋代道学虽然畅谈天道、天理、心性等比较抽象的哲学—伦理学范畴, 但透过他们对于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的历史叙述,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学思想中所深含的政治性思考。离开了郡县和封建的理念及其历史观, 我们不能解释道学或理学的政治性; 离开了这种政治/历史关系, 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宋儒对于天理的范畴如此用心。通过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对比, 以及封建与郡县、井田与均田、学校与科举等等的辩证对立, 天理世界观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历史动力便内在地呈现出来了。

  从北宋到南宋, 道学家们的思考逐渐地集中到了天理这一范畴上, 从而形成了后来称之为理学的儒学形态。天理概念看起来是很抽象的, 与这直接相关的概念如理、气、心、性以及格物致知等论题, 也与先秦、汉唐时代的儒学关心的问题有所区别。许多受欧洲近代哲学影响的人立刻在本体论、实在论和认识论的框架中对宋代思想进行哲学分析, 在我看来, 这个方法本身是外在的, 是按照欧洲哲学的范畴、概念和框架建立起来的解释体系。与此同时, 许多学者出于对这种观念史方法的不满, 试图对思想史做社会史的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 社会史分析的那些基本范畴是从近代社会科学中产生出来的, 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范畴及其分类, 是近代知识和社会分类的产物。当我们把许多历史现象放置在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范畴之内的时候, 我们失去的是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 以及从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出发反思地观察我们自身的知识、信念和世界观的机会。在我的研究中, 天理的世界观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 通过追问为什么在宋代的特定语境中天理范畴成为一个新型世界观的中心范畴, 以及哪些人提出这一范畴, 这一范畴在怎样的条件下被具体化和抽象化, 我力图在抽象的范畴与社会演化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在这里, 有一个中间的环节, 就是通过分析宋学内部的形而上范畴———如天理———与宋代思想提出的那些直接的社会性命题之间的关系, 重新接近宋儒视野中的历史变迁和价值判断。

  但是, 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只是将天理或气、性或格物致知等概念或命题放置在一种经济史、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叙述之上, 我们不但会将复杂的观念问题化约为经济、政治或军事问题, 而且也忽略了被我们归纳在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范畴内的那些现象在古代思想世界中的意义。因此, 我们需要将这些观念放置在特定的世界观内部进行观察, 并从这一世界观的内在视野出发解释那些被现代人归纳在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范畴中的现象及其与天理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一开始就从欧阳修和几个史学家的历史叙述当中寻找切入点, 特别是历史写作中的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区分, 在我看来, 这个区分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陈述, 而且是在儒学内在视野中展开的历史过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儒的政治理想在历史叙述中的展开。宋代儒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辩论经常涉及封建与郡县、井田制与两税法、选举与科举等问题, 每一组命题又被放置在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 或汉唐之法) 的历史叙述之中。在现代知识的架构下, 我们可以把这些有关封建与郡县、井田与两税法、选举与科举的问题放置在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解释方式之中加以处理, 但考虑到我在前面所说的“内在视野”问题, 我们不能不追问: 封建制或郡县制、井田制或两税法、选举制或科举制的问题在儒者

  有关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历史叙述中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意义呢? 这些问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或制度问题, 但在儒学的视野中, 这些对立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和三代以上/三代以下的历史区分、“礼乐与制度的历史分化”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 政治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这个范畴来表述, 经济也不能用经济这个范畴来表述, 因为两税法的问题、井田制的问题、宗法的问题、皇权的问题、科举制的问题, 是在封建的理念、三代的理念、礼乐论的内在框架中展开出来的, 它们的意义无法简单地归结为现代社会科学所说的制度问题。如果把宋代天理观的诞生与宋儒的历史观联系起来观察, 我们就可以发现天理在儒学世界中的地位的上升是和他们对于历史变迁的观察密切相关的: 三代以上是礼乐的世界, 道德、伦理与礼乐、自然完全一体化, 对道德的叙述与对礼乐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并不需要一个超离于礼乐范畴的本体提供道德根源; 而三代以下是一个经历了“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的世界, 即现实的制度本身已经不能像礼乐那样提供道德根源, 对制度的陈述并不能等同与对道德的陈述, 从而关于道德的论述必须诉诸于一个超越于这个现实世界的本体。这个分化的过程也体现在“物”这一范畴的转化之上: 在礼乐的世界里, 物既是万物之物, 又代表着礼乐的规范, 从而物与理是完全统一的; 而在宋儒置身的世界里, 礼乐已经退化为制度, 即不具有道德内涵的物质性的或功能性的关系, 从而“物”在礼乐世界中所具备的道德含义也完全蜕化了, 只有通过格物的实践才能呈现“理”。

  正由于此, 理解天理的诞生离不开儒者对于历史变迁的理解。我在书中特别地展开了对于“时势”这一范畴的分析, 因为中国的历史意识或者说儒学的历史意识与此有特殊的关联。近代西方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是时间, 直线进化的、目的论的、匀质空洞的时间。19 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个历史观的转变, 其实这个转变就是历史范畴与时间范畴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 目的论就是通过这两者的结合而被赋予历史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导论部分对黑格尔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现代民族主义叙述也是在这个时间的认识论中展开的, 民族主体就是依赖这个认识论的构架建立起来的。用“时势”这一概念就是为了重构历史叙述的认识框架。在儒学的视野内, 与时间概念一样,“时势”的意识也是和历史观、历史意识相关的, 但它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空洞的概念; 它是对历史变化的自然展开过程及其内部动力的叙述, 这个自然展开过程本身并不依循什么目的; 目的的问题存在于置身变化之中的人对于价值( 天理、礼乐、三代等等) 的寻求,从而天理、礼乐、三代之治等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内部。“时势”的问题在宋代的思考中变得非常内在(“理势”概念就体现了这一转向内在的取向) 又非常重要, 但它并不仅仅依存于宋学, 我们在顾炎武、章学诚的经学和史学中都能够找到这一历史观的不同的展现方式。

  和其他的范畴一样,“势”也是很早就有的概念, 但无论是“时势”的问题, 还是“理势”的问题, 在宋代思想中具有特别的一些意义。道学家们考虑到整个的社会变化或历史变化, 特别地讨论了所谓的礼乐和制度的分化, 他们不是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加以褒贬, 而是将这个分化看成是历史变迁的后果。宋儒一边追慕三代的礼乐, 一边高举天理之大旗, 为什么复归古制的诉求又转化到抽象的天理之上并落实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之中呢? 没有一种历史的看法, 这两者就无法真正衔接起来。在这里, 礼乐和制度的分化确实不是宋儒自己的表述, 而是我从他们的各种表述中归纳而来, 所谓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区分不正是他们的基本的历史看法吗? 我的这个归纳也受到钱穆和陈寅恪两位先生在解释隋唐史时就礼乐与制度的不同观点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汪晖 的专栏

本文责编:jiangrant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616.html
文章来源:载《开放时代》2008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