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省三:日本文学越境中国的时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0 次 更新时间:2008-09-02 15:00:33

藤井省三  

  

  近代日本文学与中国

  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今,近一百五十年间,日本和中国以各自的方式,追随欧美诸国,建设国民国家。在东亚地区,两国是竞争对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近代化竞争中占了优势的日本,追随欧美殖民主义,向中国扩张,经过“九一八事变”,最后发展到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初年,清朝政府灭亡,中华民国建立,随后,文学革命运动兴起,国民革命展开,到了三十年代,中华民国以惊人的速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几乎追上了日本,但因随后而来的日中战争而逐渐衰弱,战争结束以后,则被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把“国民”(Naition)定义为“作为心灵意象而被描绘出来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具体解释说:“无论多么小的国家的国民,作为其构成者,对自己的大多数同胞,既不了解,也没见过面,甚或听说都没听说过,即便如此,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却都活动着共同的圣餐的意象。”

  安德森还进一步指出了民族主义和出版资本主义的关系,论及到出版语言和特定方言的结合。而社会语言学者李妍淑则把安德森的论述推进一步,解析了“国语”和民族主义关系。她指出,日本的“国语”,是在明治日本国民国家建设完成、进而发展为殖民帝国的过程中,担负着支撑国家认同的作用,而被创造出来的。沿着安德森的论述脉络,李妍淑阐述说:“作为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即使他们从未见面或从未会话交谈,但却都怀着一个信念,即认为大家都在使用‘一个’共同的语言。这种无法以经验一一确认的语言共有意识,和政治共同体一样,毫无疑问是历史的产物。‘国民’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和使用同一语言的语言共同体想象重合的时候,由想象受胎而生产的婴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身姿也便鲜明地显现了出来。”

  安德森和李妍淑明晰地分析了政治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的想象性形成过程。安德森还曾指出,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出版资本主义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在出版把“读者同胞”联结起来,出版资本主义“赋予语言以新的固定性”的时候,特别是某一种“特定方言”也就是“国语”“支配了出版语言的最终形态”的时候,最强有力地发挥作用的是文学的制度。

  如果说国民国家和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日中两国的文学家们对邻国的诞生与成长抱有深切的关怀,就毫不为怪。如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的《草枕》(一九○六)、《三四郎》(一九○八)、《门》(一九一○)和《明暗》(一九一六)等作品的主人公最终离开日本,奔赴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东北:旅顺、大连、满洲。可以说,满洲/中国是流贯夏目漱石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位作家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一九二七),一九二一年三月到四月,受《大阪每日新闻》(现在的《每日新闻》前身)的派遣,为纪实描写“春草般成长的新支那”,他曾周游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和北京。在上海兴亚路七十六号,芥川访问了李汉俊(一八九○———一九二七),并倾听了李的“社会革命论”。自同年八月一日起连载的《上海游记》里,有对李的客厅的详细描写。李汉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一九二○年与陈独秀等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是在李的上海寓所的客厅召开的,芥川在会议召开三个月前,在这里进行了采访,会议开过翌月,他便把会场的情景悄悄地传达给了日本读者。

  芥川对古都北京格外迷恋,他说“和北京的雄浑宏大相比,上海不过是个蛮市”。尽管如此,在自杀以前,他却对新感觉派的旗手横光利一(一八九八———一九四七)建议:“你一定要到上海看看”。横光利一听信了芥川的话,一九二八年四月到上海,后来完成了以五卅事件时期的上海为舞台的名作《上海》。一九三五年日本设立了芥川文学奖,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昭和时期的日本文学向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以及亚洲各地扩张,与芥川文学奖这一制度,呈现着密切关联的状态。”

  在战后的作家中,则可以举出武田泰淳(一九一二———一九七六)和高桥和巳(一九三一———一九七一)两位。

  中国,始终是近现代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通过思考中国,认识日本的现实,确认作家自身的存在方式,这一文学方法,始终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潮流。如果借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竹内好(一九一○———一九七七)的话来说,应该称之为“以中国为方法”吧。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寻根文学的登场,第五代电影的出现,日本文化界又渐渐开始了对中国的深切关注。比如大江健三郎一九九四年二月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讲演中,便举出中国作家莫言和郑义的名字,表示自己和他们有深深的共感。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在文学杂志《昴》上,茅野裕城子如彗星一样突然出现。

  

  资本主义的大都市和社会主义的首都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茅野裕城子获得了《昴》杂志文学奖。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述了关于这位女作家的种种传说。她在青山学院(东京有名的教会大学)读书期间,被选为校花,后来做和服模特,志向成为电影演员,从电影节的开幕式,到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举行的晚会,每晚每晚,东京各类晚会上,都有她身着和服的身影。她曾从作家中上健次(一九四六———一九九二)那里获得文学指导,而在纽约巴黎旅行中,不知为什么住到了北京……。

  茅野裕城子自己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也说:对所谓共产圈,以前我毫无关心。那时我认为,自己大概绝对不会去中国的。一九九一年漫无目的地去旅行,竟被中国这一巨大的存在所压倒。那么多人口,从中华思想自我中心而产生的强烈自尊心……。我自己生活成长的世界,我至今看到的世界,和现在的中国的差异,几乎可以说处于两极。比美国、欧洲更遥远,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其他,全都不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有很大的距离,为什么呢,这也是我很想知道的。一个熟知东京、巴黎、纽约等位于发达资本主义最先端的大都市的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在偶然访问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之后受到了很大冲击,自己熟知的那些都市,和北京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广的鸿沟?她决定追问清楚。

  《蝙蝠》发表于《昴》杂志一九八九年九月号,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在南美长大的东方血统的青年。出生于圣保罗的韩裔人婕斯来到纽约,和哥伦比亚出生的华裔Ruixiu相识,然后寄住在她的公寓里。在所谓“人种的熔炉”纽约,近些年来中国和韩国系的移民急速增长,这两人便是其中的成员。当婕斯冲动地恳求Ruixiu让她看看乳房的时候,Ruixiu极具女性魅力的身体“让婕斯的心受到疼痛的一击。我服了你了。她叹息说。……毫无疑问,Ruixiu是一个上等的中国姑娘”。两位同住在纽约的东方姑娘,韩国裔仰视着华裔,这种构图,可以说,其实是作家自身关注中国的视线的投影。

  《淡交》发表于《昴》一九九○年五月号,这篇作品,以和纽约类似的国际化都市东京为舞台,重复了亚裔人仰视华裔人的构图。应该说,这两篇作品,鲜活地传达了移住东京和纽约的“少数民族”心情的一端。《淡交》结尾部分,主人公“我”在东京找到了工作,决定和转往汉城的伯布分手,自己留在这座城市时,她喃喃自语:“我所居住的世界,是飞机场里拥挤的咖啡厅,别人都拿着确定了目的地的登机牌,在这里匆匆度过短暂时光,惟独我没有票。”越过国境之后的青年面临着认同危机,以上的话语,典型述说了这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安。而这不安,难道不也是在放浪欧美的路上度过青春的作家茅野裕城子自身的心情么?

  

  越境与认同危机

  接下来该说《韩素音的月亮》,这是茅野裕城子二年前发表的作品。小说主人公园子已经是那种所谓饱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香甜部分、满足于快乐消费的女性。就是这样一个园子,因为在中国留学研究陶瓷的韩国朋友金的邀请,“想也没想,就上了飞机”,到达二月的北京,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粗通汉语的金,成了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园子的最好解说者。到了金留学的学校,一个让人觉得像是北京民族大学的地方,听金介绍这里的人们,“从恋爱、性交,个人的私生活,甚至一直到死,都在一个单位里完结”,园子惊愕不已。傍晚,看到去餐厅的人们都提着暖水瓶,她又发出了这样素朴的疑问:为啥不在自己的房间里烧水呢?翌日,园子跟着金走进一个“艺术家沙龙”集会的时候,按照资本主义式的思路,园子颇觉踌躇,“现今时代,自称艺术家,开沙龙,按一般感觉,是让人害羞,做不来的”。而在这当儿,一位对她一见钟情的导演约她明日相会,后来,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经过阴差阳错的笔谈,成了床上朋友。

  返回巴黎之前,园子曾向金诉说自己的困惑:“甚至那些所谓知识分子也不会英语,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到了这儿之后我竟然好像离不开了,真是越搞越糊涂了。”这是日本、韩国以及欧美人最初体验中国时共有的典型悲鸣,金的回答,则是曾经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刚刚越过这种文化冲击之后的感慨:“我刚住下的时候和你的感觉一样,可是渐渐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所规定的世界自身有偏颇呢?我们重视最漂亮最时新最香甜的东西并这样生活过来,而这里的人们,在相同的时间里,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走过来的。”

  导演请园子去实验剧场看《白毛女》的演出。《白毛女》虽然是宣传剧,同时却潜藏着死亡与再生的神话式结构,也可说是一个认同危机的故事。看到“她(白毛女)一个劲儿地跳舞,舞着舞着,头发变白了。……背景音乐的歌剧曲调仍然在流淌”,园子感动得几乎喘不出气来。而看完演出后主演的女演员对她的寒暄致辞,则让她醒悟到:在中国你身为外国人本身就是损失,身为日本的女人,损失就更大。因为曾被“面的”司机误认为是新疆或哈萨克人,园子便开始模仿哈萨克人的动作,使用刚刚学到的中国语在北京城里游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娇生惯养的女性,就这样,转向对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的认同。

  而就在这时,园子看到了根据韩素音原作《生死恋》改编的电影。韩素音是以《伤残的树》等五部长篇自传体小说而知名的女作家。她的父亲是四川省一个地主的儿子,曾留学比利时学习铺设铁路技术,后与当地的姑娘结婚并一起回国。韩素音出生于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后到布鲁塞尔大学学习医学,一九三八年与国民党的一位军官结婚,不久因丈夫赴任驻英使馆而到伦敦,在那里学完医学课程,但后来两人离婚。一九四九年韩素音在香港一家医院工作,小说《生死恋》就是根据那时的经验创作的。她成为世界著名的华裔作家,同时也起到了人民共和国文化发言人的作用,一九六五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到北京会见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曾写过《毛泽东》(一九七二)等宣传性的文字。陈若曦的短篇小说《耿尔在北京》里,曾插入一个文革期间韩素音受到厚待的讽刺性片段。

  上面的介绍可能近乎题外话,而贯穿韩素音自传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欧亚混血儿的认同问题。《生死恋》曾是园子少女时代最喜欢的电影,这次却看出了新内涵。从《白毛女》中读出认同危机故事的她,从Hansuyin(电影中女主人公的名字)的悲恋故事中,敏锐地嗅出了超越了人种、国界的爱情和身份认同的相克。

  于是,园子虽然在导演的怀抱中,内心却已经宣告和他分手:“(《生死恋》和《白毛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终究还是有共同点。永远爱着一个男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其实都只是为了盲目的相信而生存的女人。而这两个作品的结尾,都描写到了女人的绝对孤独。……我也是从打和你相识,被推进了从未经历过的绝对孤独之中。”园子决定和导演分手,但同时决意留在北京:“在这个国度里日本人是很难堪的,感觉完全是被当成了京剧里的丑角。但是,既然我已经被卷进了这个世界,在这两个国度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误解不断,我有自己了解的责任。”

  应该说,这已经不是安于资本主义社会快乐的天真消费者的话语了。这是经受了中国的冲击,特别是经过和语言、价值观不同的中国男性的恋爱,终于省悟到自己主体认同的薄弱的女性,转而成为理性的探求者的宣言。园子开始了思考和行动,她将以人民共和国为线索去解读资本主义快乐消费的结构。这意味着她由幼稚的快乐消费者走向主体个性的成熟。而确立了主体性、获得了探求认同方法的园子,似乎不会像韩国裔的婕斯或日裔的“我”那样软弱地恸哭,毋宁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快乐消费的日本人的园子已经死去,她扮着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的模样,果敢地开始了寻求再生契机的行动。而促她再生、帮助她获得新的认同的恋人,则像《白毛女》中的共产党军队的战士一样出现,小说在暗示性地写到这一点时结束。

  

  越境的方法 越境的意义

  茅野裕城子出现的意义,决不限于近代日本文学以中国为主题的传统复活,她所欲叙述的是越境中国的故事。通过越境使自己相对化,使探求新的认同方法化。

  已经进入国民国家体制的成熟期的日本和欧美,以往仅仅以一个国家为单位的国民市场正在急速地“国际化”,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跨越国境的移动,极大地激活了人们对国民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状况的想象。曾经参与了国民国家想象的文学,现在,则在促动读者思考越境的意义。越境行为使旧有的认同废弃,要求新的认同形成;而所谓现代的文学,就是开始向读者叙述这一行为的破坏性与创造性的文学。

  在日本国内,有在日朝鲜、韩国人作家李恢成、柳美里,来自欧美的利比英雄、德比特等活跃在文坛;移住海外从事文学的日本作家则有多和田叶子等多人。不过,至今为止,日本移民文学,都集中在欧美,茅野裕城子的出现则填补了中国地区的空白。

  本来,资本与市场的国际化,就带来了对旧有国民市场体制的巨大冲击,而人员的大流动也使许多摩擦产生。自近代以来有着如此密切而复杂的历史关系的日中之间,冲突和摩擦就更为显著。“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规定的世界本身有偏颇呢?……我们重视最漂亮最时新最香甜的东西,并这样生活过来,而这里的人们,在相同的时间里,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走过来的”。《韩素音的月亮》里的这段对话,如果当作对曾经尝试以和日韩欧美不同的方式建成国民国家、现在又面临急剧而来的国际化考验的人民共和国的新发现来理解,应该是切当的。

本文责编:jiangr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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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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